中共十七大前高层权力博弈日渐吃紧，明争暗斗正趋激化。前不久传出曾庆红在政治局会上突然要求胡“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思想”、“撤销政治局的和政治局常委会的核心小组”，决策应由政治局常委会原则上一致通过（包括个人保留）、政治局委员75％赞成。
这是企图从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两方面迫使胡的政见经常遇挫，无可施展。此计不果，又生二计：要求胡在下届全国人代大会上将国家主席一职让位于曾。这一要求通过路透社放出风声试探，如得手还会有进一步条件，比如由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由军队将领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分化胡手中军权。如得逞，会进一步摊牌：党总书记归曾，国家主席归胡，将胡挤至最高权力边缘。曾及其背后的江，以为胡势单力孤，软弱可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胡拉下马，放逐南山。
曾、江这种野心在党内新老左派和开明派中间是得不到呼应的。逼急了，这些沉默者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话。就胡锦涛来说，2002年开始陆续接掌最高权力以来，对江只知烧香磕头，对曾则左躲右闪，应对乏术，颇显吃力，只能忍气吞声，打掉牙咽肚里。
接班已近5年，到现在依然是左右掣肘，上下不合，权力布局还在晃悠。他希望在十七大一举定乾坤，全面掌权，但难以如愿。在曾的步步紧逼下，这场高层权力之争说不定会成为火并的坎儿。网上已传出“换马”的鼓动，胡会不会演出“虞姬虞姬奈若何”的“别姬”一幕？
关键在军队态度。要记住一句名言：指挥枪的党是枪所支持的党。中共十六大主席团会议上军队代表推翻政治局决定、要求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竟获通过，证实枪的力量凌驾于党之上，突现了枪指挥党的事实。邓小平嘱咐过“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但是，当权威不在时，军队就要显示自己的权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朱成虎将军以核弹轰毁美国西部城市的狂言就是军队释放的声音，刘亚洲将军等军中10人发表宣言“要求无条件否决并废除此前中国政府所通过的任何放弃对日索赔的条约或承诺”也是军队释放的声音。
这些极端的政治要求是对胡锦涛治下的外交方针的严重挑战，这是军人干政，是枪在指挥党。毫无疑问，如果十七大前高层权争闹得不可开交、即将火并，军队出面煞车是完全可能的。军队的集权制和封闭性、保守性甚于中共组织，由它指使、操纵组合的政治结构很大程度上将是以民主形式伪装的缅甸军政权的再版。这是最坏的前景。
胡与曾、江的权斗以及可能的军队干预，这3方面的较量，在生活线上奔波的工农群众对此是无知的，数千万中共普通党员对此是漠然的，既得利益者的下层对此是懵懂的，当权派中层的多数对此是超脱的。所以，高层权力博弈是既不顾及民意又不关注党意，甚至不考虑统治阶层中下级意愿，仅仅是高层一小撮人对权力分配的撕杀，是狼咬狼的决斗。在这个限定条件下，分析3方面较量的得失，应该承认，如果胡锦涛再次妥协，把目前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稳住，总比让曾、江贪得无厌占取上峰而把胡打下去或让军队接管政权而以军人充塞权要职位要强些。3害相权取其轻嘛。有人说，胡当政，时局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意即此人可有可无。其实，“可有可无”正是抑制了曾、江夺权使时局更糟的可能，而“换马”在党内外引起的动荡较大，难以获得普遍认同。所以，争夺最高权力的结果，最大可能是胡继续充当“维持会长”。
要胡退出国家主席一职的理由是使胡集中精力于党务、军务，不使权力过于集中。这个理由似是而非。十六大对高层权力的安排已经预示它不是协调一致的班子，胡名义上掌党、国、军权，实权却一直不能完整落实。所谓“权力不能过分集中”的发难，不过是一种借口，真实的目的是夺权，先国权，再军权，最后党权，夺光为止。这样的夺权是恶狼与饱狼争夺羊群，对羊群有害而无益。认为这种夺权是“十分值得人民群众欢迎和肯定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呼声”是看错了问题的性质。由此还把“强烈要求胡锦涛交出国家主席职务”视为“人民军队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和义务”，呼吁军队“作出明智选择”，则是在目前严峻形势下为军队干政打开了豁口。军队介入此事绝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大趋势，不是走向民主而是走向军事独裁之路。对此，不能不引起应有的警惕。
分析当前高层权力博弈，对胡锦涛要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他成长于中共这个奉行专制主义的党内，党文化的教养培育了他循规蹈矩的从政观念，党内权斗的严酷性导致了他谨小慎微的为人性格，正统的理论灌输铸就了他守旧的思维定式，彼此尔虞我诈培养了他圆滑内敛的应付手段。多年来，他没有突出的业绩表现，也没有重大的人生挫折；没有勇猛奋发追求时尚，也没有消极怠惰明显落后。不前不后形成他的护身信条，不显山露水凝就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思维的刻板性以及他的忠诚的可靠性，使他被党的高层看好。考察期间，他熟悉并找准了善于藏拙与善于迎合的途径。于是，他稳定地和曲折地走到最高权力宝座。对这样一位固守传统理念、缺乏现代潮流的知识结构，又畏首畏尾、毫无魄力的、平庸的、无能的领袖不应有超越可能性的过高期望。他能守住中共这个摊子不使散架，就是他最大的能力所及了。不从这样的实际出发，竟然反复呼吁，请他弃旧图新，另组新党，这不仅与他的传统理念冲突，而且与他的为人特点不符，如此要求不是缘木而求鱼吗？期望中共两派公开独立，相互竞争，同样是他不敢做也无力做的事。不应忽略，他是一位平庸的、无能的领袖，历史把他放在这个岗位，对他来说已是力不胜任、勉为其难了。他和他的智囊在中共危机深重、混沌无序的状态下，还能提出“和谐社会”的新思维，尽管是一团空想，却反映他还是想办法要维持住这个摊子，总是比曾庆红唯权是问略胜一筹吧？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把十七大开成‘遵义会议’，换个人来做”，这种主张是不适宜的，事实上也没有条件开成遵义会议。
（2007.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