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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吃人狂潮真相

广西吃人狂潮真相

王副书记为我们打开绿灯

还是在许多年前,一次与刘宾雁同车南下,我同他谈起广西文革的大屠杀及人吃人惨剧。文革时,我在广西便对此略有耳闻,但恍若天方夜谭,叫人难以相信。一九八四年,在北京改《老井》,一位广西作家曾向我痛陈大屠杀及人吃人的种种惨境。言之凿凿,我不能不信。我问宾雁兄知否?知道。问宾雁兄打算写否?不,不想写,太丑恶了!好,我写!从那一刻起,我便背上了这沉重无比的十字架。——知我者,晓明矣!你知道这是我无法推却的历史使命,便和我一起扛起这十字架,走向广西。为此,我终生感激你。广西的十万冤魂也会永远感激你。

我的十万冤魂兄弟们,护佑晓明吧![编者注:作者此时尚未与妻子合。]她不仅属于我,也属于你们!冥冥之中,你们是能听到我的呼唤的!捧起你们被砍落的头颅,塞回破腹而出的心脏与肝胆,索回你们被分而食之的胳膊、大腿、眼珠、生殖器,站起来!把血燃作火炬!把披散的长发飘为旌旗!去到那深宫侯门向食人魔王索命吧!去到那紧锁的牢门中护卫晓明及一切爱你的兄弟姐妹吧!

自成都赴南宁,一路马不停蹄。南宁给我们的印象是淳朴美好的。一下车,便请一三轮车工人拉我们去找旅馆。要价很低,态度极佳。见第一处咱们未选中,便又殷情迎上来,要带我们去另一处。以为他想再挣我们钱,便婉言谢绝,在附近徒步找寻。那汉子并不走远,不时过来给咱们参谋。看来,他并非看中了咱们几个小钱,而确实是放心不下。咱俩感慨不已。这便是咱们遇见的第一个南宁人。南宁的公共汽车上下车秩序亦使人感叹:人们彬彬如君子,一个窄窄的车门,居然可以分成左右,一排上,一排下。我敢说,在全国各大城市,上下车如此谦让有序的,只有南宁。雨天,各处停放的自行车,皆披着主人脱下的雨衣,花花绿绿一片。民风淳厚古朴,使人觉得彷佛误入桃花源。那一刻,我几乎怀疑起大屠杀、人食人的惨剧。我简直希望那一切只不过是误传。

马上开始工作。通过关系,我找到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王某,出示介绍信,并按照咱俩事先商量好的口径说明来意:收集资料,研究文革中的反常心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文革对人民的毒害。(尽量把问题轻描淡写,怕引起政法部门的警惕。数十年来,共产党从来隐藏自己统治下的一切罪行。为共产党政权护短遮丑,已成为各级官吏条件反射般的高度自觉。)王副书记态度尚好,接谈半小时,承认广西文革期间曾屠杀九余万人(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数字,与我在民间多次听说的相去不远,估计出入不过百分之五十。谈话间接一电话,气得他几乎在电话里破口大骂:梧州海关有严重舞弊行为,由于他们手中有各级干部直至自治区领导干部的把柄(走私活动被海关掌握),于是有恃无恐,哪一级派员清查都不买账。这次由政法委及某部门牵头组成的调查组下去,也居然大吃闭门羹……。放下电话,气虎虎地拍打着桌上正阅的一案卷,说某干部文革中亲自指挥杀害了几位无辜者,被判处死刑缓期。现在翻案,称数字不确,落实下来不足十人,要求减刑。“中央一再强调处理从宽,该处死的没处死,该判的没判,本来就已经宽大无边了。全区文革期间屠杀九万多,只判了十几个死刑!就算杀五十几个不确实,杀二十几个人才判死刑缓期还觉得冤枉!天下有这样的事吗?笑话!”——看来,这位王副书记还是个手上没血、屁股上没屎的好人。他在我的介绍信后签上意见:请区处遗办接洽。盖上大印。我辞谢出来,感到旗开得胜:在最高主管部门能了解到这些情况,已属不易了。更重要的是:绿灯已经打开。

副师长在宾阳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

根据各界朋友们给咱们提供的线索,次日我到自治区“处遗办”“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办公室”。这是一个从省到县甚至到乡的办案系统。因为各级党、政及公检法部门在文革中都不干净,只好设立了这一临时机构以打开局面),请他们加盖公章,在介绍信上签署意见,批转南宁地区、梧州地区、柳州地区接待。明知在他们的档案库里就有我所需要的全部材料,但我深知中国的官僚机构,越到上层,越是守口如瓶、戒备森严。我的目标是县村。在那里,我手执层层批转的“尚方宝剑”,估计可以看到案卷,掌握如山铁证;又可接触各类当事人,掌握第一手材料;还能了解历史传统、风土人情。

宾阳是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兵,武装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一时间里,全县一片“红色恐怖”,连县城卢墟城的闹市也死尸遍地。这个几乎位于广西正中的交通枢纽,顿时交通断绝。无人敢收殓掩埋的尸体堵塞了道路。尸体和血泊上洒满石灰。血腥味和尸臭弥漫在县城的街市。每日天未黑尽,街道上已杳无人迹……。十几年来,许多当年的刽子手都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这位宾阳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却在军队保护下荣升为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县处遗办主任李副书记愤怒地递给我一份以该县名义上报的控诉书,坚决要求将该副师长绳之以法。

当年的杀人凶手们,纷纷交上会议记录、电话记录,对于他们伏法、而全县屠杀的总指挥者逍遥法外大呼冤屈。

上林——南宁附近一山区小县,人口少,但杀人按比例全区第一。记不清是何原因,总之未能查阅案卷。幸好手中有朋友托朋友的名单,文化界的朋友们盛情款待,杀鸡摆宴。席间谈起上林文革杀人情况,一阵“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来,人们便开始乱抓乱打乱杀。一时间杀人如麻(数字不在手边),县城电线杆上皆挂满人头。问及吃人,满座皆称上林吃人不多,远远比不上武宣等县。人们记得的案例是:某将人活活剖腹取肝后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见一人,问:被杀者同意你吃他肝了吗?答曰没问。不行不行,他若不答应,你吃他的肝没用。(本地迷信,吃甚补甚。)某将肝丢弃,又去抓了一个“阶级敌人”,用种种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采访之余,老莫还向我谈了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日晨,被专政的“牛鬼蛇神”们正在田里劳改,忽一队武装民兵来押人去开批斗会。老莫见难友们都被押走,却无人叫他,便恭敬地问一民兵。那民兵考虑一番,说:“只叫我来带自己村的人,你去不去我不管。”老莫遂未去会场。而那日参加批斗会的人,全被打死,无一幸免……。

如情似梦的漓江水

回南宁,……在邕江畔的夕阳下,我们游泳、散步、商讨下一步采访方案:从各渠道的消息看,武宣县应该是这次采访的重点。我力主再跑数县,取得经验,最后搏武宣……。夕阳西下,泊在岸边的水上舞厅霓虹灯闪烁,在江流上撒下碎彤万点。柔和的江风徐来,轻轻掀动你紫红色的连衣裙,把你丰满的乳胸和腰肢勾勒得楚楚动人……。和娇妻徜徉于这良辰美景之中,我一次又一次感到那残酷的一切太不真实,太不可思议。……我甚至一时弄不清楚究竟什么才是这个国度的真实面貌?残暴是和平生活的间隙?也许,今日这宁静和平的辰光,正是两次腥风血雨之间的梦境。

中华民族的国粹:杀孩子斩草除根

马不停蹄地紧张采访。我的采访本上记载了越来越多的血色文字。……

蒙山县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虐杀其父母,然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认得是常来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伯伯,你莫开玩笑……。话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咙。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尘土飞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一家夫妇,男人有出身问题,女人却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女人抱着即将被杀害的几个(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她的要求不高:“给我留下一个最小的也好啊!”但民兵们毫无人性地连她怀中正吃奶的孩子也一起套走。【二访广西,在游花山崖画时,几位广西诗人也给咱们讲了类似细节:母亲忍泪给将死的孩子换上新衣,说叔叔们要带他去外婆家。天真的孩子怎知这是他幼小生命的末日,欢天喜地而去……】——杀孩子斩草除根,这中华民族的封建国粹,在我查阅的案卷中多有记载。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鉴别男女性别,杀男留女。一案卷中载:一凶手抱起孩子一摸,说是女的,又一凶手上前复查;组织者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小女婴方得幸免。据多人向我提供:桂北融安县便有一条“寡妇街”。一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

杀完人,便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这个去县城仅二华里左右的村庄(其他村也杀),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晚,巡逻民兵无聊,想进某家坐坐。拍门声惊得主人喃喃自语:“该我了,该我了……”马上悬梁自尽。民兵们听到响声,砸开门将他救活。(此人文革后任生产队长。)滥杀无辜、人人自危之状,可见一斑。

晚上,我通过县处遗办邀请的一位中年农民如约而至。此人声音低沉,少语寡言。但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一本秘密日记上逐日记录了该村的大屠杀。我问他要日记,可惜[日记]在清查处理案件时交给了工作组,大约已作为证据而归入某级档案。他低沉地向我追述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和细节。最后我才发现:正是他后来出于深深的同情娶了那位连吃奶孩子都未能保住的女人。那女人又生了几个孩子,都已上学了。……八三年后“处遗”时,凶手们要上门赔罪,女人拒不接受。后来在有关人员“说服动员”下,勉强同意。于是凶手们带上几斤点心,几斤肉,跪下赔罪。女人在有关政策的“教育”下,接受了凶手们的赔罪,将血海深仇一笔勾销,还含泪给凶手们倒茶。天哪!我的善良的人们啊!我简直弄不清你们这遗忘一切罪行的善良到底是美德还是恶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当然同意不必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但不能一笔勾销,不能遗忘!要把这些滔天罪行、这些凶手、这些杀人理论连同一切毫无人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起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我当时便开始怀疑:诱骗善良的人们遗忘这旧日的罪行,正是为了酝酿新的罪行。——果不其然:惨无人性的统治者,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开杀戒,对手无寸铁、对他们怀着善良愿望的人民使用机枪坦克!他们仍然以人民的名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以共产党的名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以行将就木的独裁者的名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故伎重演与未被彻底清算的旧的罪行血脉相承。”

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几人称几姐

锺山县某村,武斗民兵远赴贺县(?)围攻四·二二派的据点(某矿)时死一人,遂在俘虏中任意抓了三人返村祭坟。其中二人系国内外知名的工程师夫妇;只要是经该工程师签名认可的矿砂,国外一律免检。矿区被围时,夫妇二人未能及时逃脱,于是被视为俘虏。在埋葬武斗烈士的祭坟仪式上,主持者宣布罪状;某,工程师,帮助设计武斗工事;每月工资高达一百多元!工程师请求发言,大约他想辩解未曾参与武斗及工事之设计建造,他不是建筑工程师;他肯定还要说他妻子直到今天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不经全国人大,公安局都不能逮捕……。主持者禁止他发言。一声枪响,几位姑娘率先冲上来,抡起马刀就砍。三人刹时间便倒卧血泊。然后将受难者尸体抛入坟坑,再于他们尸体之上安置享祭者的棺木。【令人不解的是,人们往往煽动、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过几人便尊称几姐,新修的文革史志材料上称:三姐四姐、五姐等颇多,最多有九姐十姐!】请乡政府官员带我去杀人现场,皆面作难色,称“忘了”。我知道这是托词,坚持请求。他们陪我驱车至该村,连询几人皆称“忘了”。当年那么大的杀人场面,十来年就忘了?终于抓到一村干部,只好带我去。村后二里许的一块平坦草坡上,有一处荒草掩盖的墓穴。民兵的棺木迁葬了,几位无辜者的骸骨亦在八三年处遗后被亲人带走了。工程师夫妇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洗净双亲的遗骨,用麻纸一块块包裹起背走了。头骨上深深的刀痕清晰可辨。……那村依一座拔地而起的石灰岩山而建,景色如画。萋萋芳草,掩盖了昔日的罪行。牧归时分,牛群驮着横坐的孩子们缓缓行过……

上林县某村,采访一位杀人而食的支部书记。案子他早已供认不讳,案情亦不复杂,普通得我至今已无任何印象。但这位食人者的形象却牢牢刻在我记忆中。谈起往事,他如同谈一件与己无关的闲事,谈笑自若。我早就将相机准备好,大光圈,慢速度(屋里一般较暗),开始谈话时便选择好座位,似乎漫不经心地随手摆弄相机,根据目测估计距离,估计取景。趁他不注意相机时轻轻揿动快门。这些未遭惩办(最多开除党籍)的凶手们不喜欢拍照。现在他们没有多大压力,完全会断然拒绝。谈及吃人,他兴致勃勃谈到在游击队时就吃过敌人,彷佛这是他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部份。见他谈起人肝的种种吃法,我突发一异想天开的问题:“人肝怎么做最好吃?”他答道:“烤着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上帝啊,他们吃过多少人呀?

在该村,乡干部带我寻访另一位杀人而食的主犯,可惜他外出未归。天色已晚,只好登车返县。

访问杀人食肉的贫下中农老人

一日,我要去寻访一著名案例中的首犯。人们说要走许多路,劝我不去。我执意要去,走多少路都要去。我想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增加感性认识。

在一座残破待修的木桥前,小车停下。我们步行到某村。在一座低矮阴暗的农舍里,我终于见到了苍老的凶手。案情我早已背熟:解放时,该村一地主上山为匪,剿匪时,将地主及其两儿枪毙;一起上山的小儿年尚幼小,判刑劳改。释放回村,已无立锥之地,便到邻村认一户贫下中农为父母,老实勤勉地耕种收获。不料文革突至,村里要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手头竟无人可杀。忽忆起地主之幼子尚在邻村,便命民兵去抓。谁知邻村早已动手,将他关起来。从窗里,他看见旧村民兵至,自忖死期已至。为了少受点罪,立即上吊自杀。民兵们冲上楼去,将他放下救活,五花大绑押解回村。半途,他任打死也不肯再挪动一步。于是塞进竹编的猪笼,抬回村去。在村中将他绑在电线杆上,打得死去活来还不解恨,便用烧红的锅铲一点点烙。死去活来,活来死去。趁他昏死过去时,拖到小河边一块倾斜着伸入水中的岩石上,几人用树枝按住他四肢,凶手易晚生动手剖腹……。

——这就是易晚生啦?瘦小而乾瘪的老头儿。我们进去时,他正和几个老头在玩纸牌消遣。也是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可你为何要动手杀人取肝?老人的开场白极为英勇无畏:“对,什么我都承认。我已经八十六岁了,不怕坐牢。反正活不了几天了!”【公安机关未捕他的理由正是年事已高(!),“抓不抓没意思,一抓起来肯定死在监狱里……”】说罢,老人挑战似地昂首望着我。但我并未应战,只是与他侃侃而谈。“——为什么要杀他?他父亲上山当土匪,弄得全村不安,我那阵儿是民兵,每天晚上站岗巡逻,几十天时间,枪托子把衣裳都磨烂了。……他父亲有什么罪恶?把村里准备烧砖瓦的一垛草放火烧了!害得大家没东西烧砖瓦!……是我杀了他。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我犯了错误:应该由政府来杀,不该由我们来杀。……是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戽水冲,冲凉了我把心肝掏出来,一人切一块,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好一位敢作敢当的老英雄!年近九旬,仍豪气不减当年。天空蓦然阴沉下来,随即飘泼大雨而至。暴雨从天井里倾入,溅得我们都挪动了下小竹凳。望着这阴暗潮湿的屋子,简陋的几件破家具,屋角的老石磨,身上的补丁衣,我怎么也生不出仇恨。相反,面对这几十年前是贫下中农,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旧是贫下中农的老人,一种深深的同情油然而生。他们坚决地阶级斗争了,他们残酷地杀人食肉了,但他们得到共产党所允诺的幸福生活了吗?可怜的斗争而未获解放的人们!可怜的被阉割了人性的人们!

我给老人和他的老石磨、烂家具拍了照。又是几年过去了,老人大约已不在人世。那么,那几张照片将是他的遗照了。在我关于广西的著作中,我将为老人立传,并附上他的照片。

上林三里公社大血案血泊没脚

在锺山县,类似杀人分食的案例不少,但如此活活折磨的却不多。如另一案中,受害者刚被殴倒在地,人们便蜂拥而上执刀割肉。未能拥进里围的指挥者(记得好像是支书)大呼:“不许抢!生殖器(记不清当地土语了)是我的!”受害者苦苦哀求:“行行好,让我快点死吧!”一人大发“善心”,狠狠一棒将其击昏。受害者名字我尚记得:甘大作。

上林县三里公社曾发生一起大屠杀,一次杀害一百六十余人。起因于一起“国会纵火案”:在军队支持下,一派成立革委会后,加紧打击另一派。几人密谋,半夜用一小炸药包在自己的公社革委墙上爆破了一直径不超过一米的窟窿。天未明,广播喇叭就公布这是对立派破坏新生红色政权的罪行,号召以战斗来保卫。随即开始大肆逮捕,将对立派骨干及“牛鬼蛇神”一百六十余人押解到河边,一声令下,用刺刀、枪托、大棒驱赶到河中。有些人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向河中走去。桥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杀未淹死的人。一水性好的人潜泳顺水逃遁,人们沿岸追了二里,终将其击毙。一百六十余人无一幸免。那天到过现场的人们都扔掉了鞋:血泊没脚,鞋全泡透了。

还是在该县,我访问了一位被害者遗属。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土房内,我见到了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父亲被民兵在村外暗杀,将尸体扔进山洞。他母亲因做稻草人误用了有伟大领袖的报纸,被批斗死。他的两个哥哥也被打死。亲戚带上这颗独苗子逃到三里,恰逢三里血案,吓得他们又逃往他方。那时节,他不过六、七岁,不懂事,天天哭喊着要回家。他哪里知道一家人早已死绝,欲斩草除根的凶手们正到处找他!小伙子平静地诉说着往事,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但他克制着,硬是没让它掉下来。在回忆的间隙,他显然是按照干部们的布置,不断说党和政府对他的照顾。(彷佛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临时工。)他这些感恩表白,像钢针般扎着我的心!孩子,那么,又是谁杀害了你全家亲人呢?是日寇吗?是土匪强盗吗?是“国民党反动派”吗?不要忘了,孩子,你的亲人们和十万广西人民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艳阳高照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铜墙铁壁里同时被害的!

陪同我的干部,随口讲起某村的一桩惨事,以此证明这孩子亲人之死尚非惨绝人寰:一中学生正在犁田(耙田?),忽来人通知带上语录和绳子立即到公社开会。刚到公社,便被用他自带的绳索将其绑缚,毒打致死。老父老母已六十来岁,闻讯拉着架子车去收尸。血迹斑斑的尸首拉回来却无处掩埋:集体地是不许埋,自留地是不许埋,山坡上也不让埋!——如此死无葬身之地,有何弥天大罪吗?不,他仅仅是一个对立派(四·二二派)!老两口万般无奈,只好踉踉跄跄将儿子尸体背上荒山,回家取来煤油和几斤黄豆(有黄豆易将尸体烧尽),架起一堆火烧尸。老父一边烧一边哭喊:“天哪!谁听说过人世上有这种惨事啊!哪有自己动手烧自己儿子的啊!天哪!你睁眼看看吧!……”

灰飞烟灭。一个年轻的生命转瞬之间消失得无踪无影。而那水牛,还拖着犁耙伫立在水田里等候小主人归来……

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悲惨是不能比较,尤其是不能容许旁观者比较的。我只能说还有类似的惨剧。记不确是哪县了,反正是钟山、蒙山二县。案卷里凶手们描述了如下场面:深夜,一行武装民兵押解一男一女到村外活埋。男的是刚成年的儿子,女的是母亲。她毕业于清华(北大?),因丈夫解放时去了台湾,便成为凭空捏造的“反共救国军”的当然成员。在活埋坑里,母亲问儿子:“咱们就这么死了吗?”儿子答母亲:“不承认是死,承认也是死,反正不免一死!”凶手们令他们躺下,开始填土。忽然儿子翻身坐起,说:这么死太难受了!”凶手遂一梭标刺穿胸膛,往回一拽,梭标头上带出一块肺,血如涌泉……——我翻阅案卷时,身旁一位处遗办工作人员介绍道:凶手们的供述中隐瞒了一个重要情节:他们猥亵地强迫儿子趴在母亲身上活埋的。哦,记起来了,这正是那个闻名全广西的丑恶无比的案例!

割下地主女儿的头颅当篮球掷

如此丑恶的案例尚有若干:有强迫孙子背年迈无力的老祖父赴刑场的;有强迫儿子捧起刚被打死的父亲的血涂在“烈士墓碑”上让亡灵享血祭的;有教师想吃“美人心”而将自己漂亮的女学生打死挖心的。【此案曾落实,但凶手后翻供,说他举铁锹去挖心时铲不动。女学生死时背着小弟弟(妹妹?)胸前交叉的布背带很结实。我追询最初的案卷,处遗人员称怎么也找不到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家乡博白县尚有一案: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我因时间不够,未亲赴博白县落实此案,但此类传闻,其实可靠性十有八九。文革中,我曾听说一人肩扛一条人腿回家去吃,大白天招摇过市,那脚上还穿着裤子。此事颇不可信。但十年之后此行广西,我居然在某县又听目击者几乎一字不差地讲述了一遍,连那脚上的裤子亦千真万确,绝非杜撰!

……结束了对那孤儿的采访,那孩子送我出来。我一手搂着他肩,默默而行。他哥哥死时,大约也是这个年龄。二十几岁,多好的年华!我感觉一股青春的生命力从他那结实的肩臂上蓦然传遍我全身!这股美好充沛的生命之流激动得我泪流满面。我使劲捏着下巴,强忍着失声痛哭。不敢与他告别,几大步跨上小车,命司机快走。车一起步,泪如决堤,再也无法闸住。几秒钟内,风雨大作!狂风挟着豆粒大的雨滴扑打着车窗……。刹时间,满天是怒,满天是悲,满天是恨……。公路两旁,挺秀的柠檬桉如温柔美丽的少女亭亭玉立。骤起的狂风折断虎口粗的树枝,把枝叶铺满公路……。我彷佛看见了那静立在田里的水牛!我不明白这牛的形象何以如此强烈地震动着我的灵魂?也许它象征着善良忠诚而受尽奴役、欺骗的劳动者?也许它象征着强大而尚未觉醒的力量?——不,也许它仅仅象征着一个默默无言的期待!

从那一刻起,只要我一坐上奔驰的北京吉普,车窗外无论是纯洁的柠檬桉,无论是昂首伫立的水牛群,或是红色的土地,毫无例外地都叠印着一张张满怀期待的脸!我知道,这是鬼魂,是那惨死的十万冤魂。他们默默地注视着我,眼中只有期待,只有期待,只有期待……。我们久久地对视着,谁也不开口说一句话。但我知道他们相信我。他们知道我的心。

安息吧,我的十万同胞!只要一息尚存,我便要向全人类控诉他们的罪行!总有一天,我要将这反人类的罪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我起誓!

跑了南宁地区、梧州地区数县之后,我感到外围已扫清,可以进军武宣了。根据惯例,仍先到地区处遗办交涉。采访笔记不在身边,我记不起为何最后接待我的是公检法部门?

我开始撞墙了。接待我的臭官僚们死不肯向我稍稍介绍一点武宣的情况!从他们的神情里,我看出他们决心封锁消息,并尽量摸清我底细。谈话都是紧张森严的,居然还安排了记录员!好,让你记!我故意不时提问、插话、说废话,废话里夹几句有用的话,把这谈话搅得乱七八糟。果然,那记录员手忙脚乱,不知该如何记好。我的态度也变得愈来愈生硬,我不怕谈砸了。反正对他们已不抱任何希望!

第一天的接触,已使我感到前途艰险。官方走不通只有走民间,我得有两手准备。在柳州市内转悠,随便闯进一家刊物,自报家门,聊起天来。平素深感无聊的知名度这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一位编辑不仅读过我的几部主要作品,而且还熟悉山西作家群,喜欢山西文学。我向他说明真实来意及目前困难处境,他立即给我介绍了几位重要的知情人。好了,有这个名单,不愁攻不破武宣这铜墙铁壁!

……武宣县整党办(处遗办已合并其中)。柳州处遗办及公检法的翻版!任你怎么问,就是个不吐真实情况!我手中已掌握一些武宣情况,点到一案,点头承认一案,但详细情况仍不透露。与我接谈的两位普通工作人员,简直不敢抬眼看我。我明白,是领导逼他们来对我撒谎。我拂袖而去,不与他们再谈。次日,整党办头头接待我,仍是尊口不开。问几句,答一句,连挤牙膏还不如!我要看案卷,说案卷调走了。我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干脆拉下脸来,指出: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案卷就在整党办!即使把正本调走,副本(特别是惩办党员干部的案卷副本)肯定还留在整党办!面具撕破了,办公室里顿时沉寂下来。他们无法否认、但又决不让我看到案卷的那种王八吃秤砣的死硬态度,我算是了解得透透的了!好吧,不谈案卷了,派车送我下乡接触当事人吧!好好,明天上午一上班你来,我亲自给你安排!

对官方我已彻底绝望。第一天,我刚到县招待所住下,便有一中年汉子找上门来。寒喧两句,忽然发现他便是我名单上的第一人!我暗自惊奇这民间渠道竟如此消息灵通!来人不过五十,却已是位扛过枪、打过仗的老游击队员了。他出身富豪,从家里偷一条枪跑上山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由于性格耿介,看不惯丑恶现象,不仅没靠革命资历爬上去,反而老挨整,年至半百才刚刚结婚。好一条敢作敢当的汉子!一晚上,他把武宣文革大案要案连锅端,并向我详细介绍了武宣领导层内部错综复杂的情况……。我心里踏实了。好吧,你们封锁吧!

在柳州,我已接触了一位原武宣中学校长,现柳州地区教育局训导员吴某。他向我介绍了武宣中学的一吃人案:一夜,几个学生押解他和另一(二?)位教师来到黔江边,岸边躺着几具刚刚打死的尸体。(可能是叫他们先把打死的人从学校抬至江边?记不确了。)学生命他们剖腹开膛取心肝:“快点弄!还等着弄回去宵夜呢!小心点,不准拉破肠子,弄脏了要你们命!”吴某刚举起刀便晕倒了。另一位教师在刺刀威逼下战战兢兢取出心肝,学生们挑在枪上,回校宵夜。

到武宣后,我首先去武宣中学拍照。在学校食堂,在校园里,在学生教室门口,在宿舍里都煮过人肉。虽然事过境迁,已不可能拍到分食人肉的情景,但拍下一处处作案现场也有意义。然后又到三两里地远的黔江码头上,按当事人告诉我的线索找到当年吴某举刀晕倒的剖腹现场拍了照片。晚上老游击队员来找我,一口气说出我一天的活动详情。我惊讶之极问:有人跟踪我?他说不是;但只要你一打听当年屠杀、吃人的事,凶手们便紧张,而沉冤十载的受害者遗属及正直的人们便奔走相告:上边人来查访了!所以他坐在家里,便对我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跟踪也可能有,但那是保护性措施。公检法内想积极揭露武宣事件的一批同志已保证绝对保护我的安全……

好啊,武宣!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武宣!杀机微露的武宣!咱们走着瞧!

专吃男人生殖器的女革委副主任

次日晨,如约到整党办等派车。先让我坐够冷板凳,最后姗姗来迟的主任不住地道歉:车少啊,会议多啊,车坏了啊,司机病了啊……。我连听都不要听,反正是不给车。早知道如此!我转身大步而去,从此再未登这个官衙的门。在不准查阅案卷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采访受害者遗属,采访老办案人员、公检法干部,我也摸清了一些案件。

某案,小派(四·二二派)在大派(联指派)数县武装力量的围攻下溃败而逃。某头头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尽。后将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残骸挂在闹市示众,逼他妻子跪地请罪。一凶手执匕首在她背上划了一刀,惋惜道:瘦了点,不好吃!然后逼问:这是你男人吗?是。你男人是反革命吗?是。女人已身怀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够了,最后说:你不是爱你男人吗?你就抱着他人头睡觉!于是将早已砍落的人头塞给她,硬逼女人抱头睡觉。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一青年码头工人,因是小派成员,便借口他曾倒卖过什么东西(反正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记不清了),将其游斗打倒在地,然后头着地拖到江边。至少有一百级左右的石阶已将他磕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凶手执刀开膛取心肝,一刀拉下去,他竟长嘘一口气,双手将凶手抱住,吓得凶手魂飞魄散……。我到他哥哥家采访,一家人几乎是麻木地回忆了往事,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心如死灰的淡默。妻子携孩子早已远嫁他乡。我给他年近半百的哥哥照了相。这个虚肿的中年汉子早已成为一具丧失表情的木乃伊。

某案,村支书将对立派某人妻子奸污,怕日后报仇雪恨,遂煽动村人将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数捉拿,并威胁利诱村人押解这些无辜者乘船渡过黔江,在县城墟亭附近的闹市区批斗致死,割食殆尽。这便是武宣独有的一例“灭族”案。

某案,一女民兵因参予杀人坚定勇敢,且专吃男人生殖器而声名远播,并因此入党做官,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处遗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天一个电话催问处理结果,并严厉责问:像这样的人,为何还不赶快开除党籍?但该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认专吃生殖器,只承认一起吃过人。最后的处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现已调离武宣。县处遗办人员谈此案时,称:她当年还未出嫁,还是个姑娘,估计也干不出那种事……。——当然,你可以估计她干不出那种事,我也可以估计在吃人狂潮到立案侦查这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她完全可以凭借权力和关系把罪行掩盖得天衣无缝。参予杀人、吃人(就算她没吃过男人生殖器,只吃过心肝和大腿肉),也就是个开除党籍,削官为民。——共产党对自己人真可谓网开一面、宽大无边啊!世界上可曾有过如此宽大的法律吗?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广西最高当局(据说是原自治区革委主任,后解放军前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的回答是:“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窥一斑。

桐岭中学黄校长被学生分食案

可与上案轰动效应“媲美”的,是桐岭中学黄(家凭?)校长被学生分食案。这是一个极其完整的故事。我尽可能凭记忆将这悲惨的故事叙述得较为完整:

黄某出生于武宣山区一富豪(地主?)人家。青年时代接受了马列主义,向往革命,后成为游击队支队长。老父亦同情革命,他家便成为最可靠的联络点。共产党的重要会议,许多都在他家秘密举行。解放后,黄某任苍梧县副县长(县长?)。大约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政治运动中,查出他曾有变节行为,遭到政治打击。(关于广西地下党冤案,详见后。)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国民党军队将他及村人包围在一山洞中,喊话要他出来缴枪。本来山洞中有足够的粮食,饮水和弹药,完全可以长期坚持,但为了洞内外大批群众的安全,黄某只好出来缴枪。村民遂得以平安,黄某也并未受到处置。没过几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队伍,转战于桂东山区,并坚持到最后胜利。大约是六二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长期调查核实:他并未出卖同志、出卖共产党机密。缴枪不仅事出有因,而且很快又拉起队伍,为革命事业立下许多功劳。但共产党不会认错的。只要整了你,总是你有问题!于是给他留了个小小的尾巴:革命不坚决,在困难时期产生动摇。留尾巴就留尾巴吧,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县政府的位置早已蹲满,已不可能官复原职,于是给了他个级别大致相当的重点中学校长。又五、六年过去,当初给他留下的那个“小尾巴”终于要了他的性命。

文革中,“抓叛徒”成了权力斗争的一大法宝。学生们不知怎么知道了校长的“小尾巴”,便把他打成叛徒,大小会批斗。一晚批斗会结束,几个学生押他回宿舍。为首者说,看守太麻烦,干脆打死。于是在黑暗中一棍子击在头部,他很快便停止了呼吸。次日清晨,便有学生执刀割肉,以示与之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割肉很快形成风潮,整个桐岭中学校园内,到处是两块砖架上一块瓦的小灶,炊烟袅袅。收尸的“牛鬼蛇神”教师后来追述,黄校长被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用两个挑土的竹簸箕一装便挑去埋了。第一个割肉者谁?竟是校长大儿子的女友!此人原来狂热追求校长公子,此时为摆脱关系,竟恶狠狠第一个操刀割肉而食!

晓明,你一定还记得咱们二访广西时,一天晚上到咱们住的旅馆来长谈的那小伙子吧。那就是黄校长的二儿子,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当编辑,名叫黄×周。第二个字忘记了;第三个字记住了,因以姓为名极罕见。当时他逃亡在外,家里写信叫他千万不可回来;只要他在外,村人便不敢杀害母亲及年幼的弟妹。后来各级革委的保证下,他终于回村了。凶手们早已埋伏在村外,准备先将他暗杀,然后再收拾他母亲及弟妹。回村半途,他到一亲戚家住了一夜。凶手们未等到,以为情报有误,收兵回村。次日他才得以安全到家。小住几日,立即感到肃杀之气逼人,便又出逃。

吃校长肉的学生们至今当官掌权

在武宣,我见到了他的弟妹。悄悄到他小妹妹工作的商店,以买货为名将她唤过来,一边看货一边将身份告她,叫她晚上同他小哥哥一起来找我。那又是个令人心碎的晚上。两个俊秀而稚气未脱的年轻人讲述了他们悲惨的童年、少年时代。小弟弟被迫逃亡海南,小小年纪,什么苦活儿都干全了。小妹妹和母亲任人欺凌,天真的小姑娘无法理解在学校、村里无所不在的谩骂、殴打。对于她的童年来说,世界是个永远也挣扎不出去的地狱!肉体上精神上的长期摧残给她带来了与年龄不符的疾病——心脏病……。两个孩子含着泪辞我而去。临走前告诉我:他们在武宣县呆不住。过去吃过他们父亲肉的那些学生,现在许多当官掌权。不仅从不忏悔,而且还把小兄妹俩视如寇仇。……

一天深夜,亲人们偷偷将黄校长遗骨挖出来背回村。老父亲将儿子的骸骨一块块装进一坛子,在夜幕掩护下背上山,藏进一秘密的山洞。

处遗工作开始后,原游击队司令(政委?)、现自治区领导来看望自己的老部下们,派人通知老人到公社集中等候老首长接见。老人怒不可遏:“什么道路交通不便?过去打游击时把我家当据点,来来往往,从来就不说交通不便?——我不去见他们!”于是首长们屈尊来探望老人。一进老人屋,人们尴尬得面面相觑:黑暗潮湿的破房,破床上一顶熏成黑色的补丁罗补丁的破蚊帐……。老人同情革命,把儿子交给革命,而革命给他以什么回报呢?斗争接着斗争,扫地出门,儿子惨死被食,孙儿女们受尽磨难,流落异乡。我可以想像出那见面的场景:老首长斥责县、公社、村各级领导照顾不周。各级领导诚惶诚恐接受批评,当场议定额外再增加百把元救济金。也许,老首长念及旧情,还掏出百十元私款,作为“聊补无米之炊”的安慰,也作为自己良心的安慰……。最后,老司令要求看看自己得力部下的遗骨,老人不同意:“不是我信不过老首长,只要一带你去,大家都知道了,我儿子的遗骨就保不住了。……”至今,孙儿女们仍不知父亲的遗骨安在。老人坎坷苦难的一生,教会了他对这个社会的深刻的不信任。白发送黑发,他未能保住儿子生命,但他下定决心要保住儿子的骨头。那一堆白骨,是他们一家几十年苦难的象征,是一个罪恶社会里残暴行径的铁证。

老人姓名忘记了,年龄却未忘:与毛泽东同龄,生于一八九三年。如果他还活在人世,该高寿九十六了。若苍天有眼,保佑老人长命百岁,看到我的著作出版。

经过在武宣的紧张采访,我终于可以权威地概述广西文革的吃人场面了。根据情绪逻辑,我将其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广西吃人狂潮的三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这是怎样一幅疯狂的人类末日图啊!

希特勒、斯大林的罪行相形之下算什么!

当我从案卷上抄录这一切时,当我听被害者遗属含泪倾诉这一切时,当目击者或愤慨或怯懦地向我证实这一切时,当凶手们或理直气壮或低头认罪地向我承认这一切时,当办案人员感叹不已地向我介绍这一切时,总有一个问题痛苦地在我脑中盘旋:人们能相信吗?历史能相信吗?——不会的,不会相信的!从亚当夏娃、伏羲女娲的远古直到汽车、电算机、星际飞行器的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可曾发生过这种毫无人性的群众性大疯狂吗?比起中共的广西、武宣,希特勒的奥斯维辛、豪森、布根瓦尔德算得了什么?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又算得了什么!

为德国法西斯的那些毒气室、焚尸炉,全人类举行了庄严的纽伦堡审判。在西德,有五、六万人被送上法庭;而那些凶手们,不管逃到天涯海角,都处于全球搜捕的巨大法网之下;纵然白发苍苍行将就木,人类也不惜耗资巨万,动用国际刑警组织力量,飞越重洋将其缉拿归案。为斯大林的大屠杀,苏联共产党的首领赫鲁晓夫曾在庄严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了震惊全世界的秘密报告;一批苏联作家起而揭露大屠杀和集中营的法西斯暴行。其中坚强的人类战士索尔仁尼琴写作了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古拉格群岛》,作为集中营罪恶的无可辩驳的证词。

——那末,对于广西和武宣,全人类和中国人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相信!【香港人曾隐隐约约听到过广西事件。但无证据,人们以为是夸张的流言,很快便湮灭了。处遗初期,广西自治区就大屠杀及吃人事件发过一正式红头文件,马上意识到可能“泄密”,迅即严令收回销毁。】——我坚信,总有一天,全人类会声讨这一反人类的罪行。虽然在共产党制度下,我们不可能进行一次广西事件的纽伦堡审判,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终将对这一罪行进行纽伦堡审判式的道德清算。

武宣被吃者至少二百人!

罪证。我无比清醒地认识到:我必须拿到铁证如山的证据。

武宣人早有准备。很快,我通过民间渠道从前任公安局长手中抄录到一份被食者名单,该名单又经初期处遗办案人员的肯定。遗憾的是,这仅是一份经过大大缩小了的七十六人名单。

由于共产党故意隐瞒罪行的宽大无边(即使证据确凿,但只要本人不签字便不能定案。在此政策暗示下,处遗初期承认了罪行的人纷纷翻案。人称: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反把办案人员吓得噤若寒蝉),又由于许多吃人事件无法证实(如许多人遇害后被悄悄割食,残骸十分方便地在深夜沉入黔江),名单只有一再缩小。一位揭露武宣事件的老共产党员,曾屡次上书中央,以党籍担保武宣至少吃了二百人以上;让他调查,如拿不出一份二百人的名单,他甘愿开除党籍。我相信他的估计——但这七十六人名单是坐实了的,谁也推不翻的。有死者姓名、乡、村地址,且各案皆有凶手及食人者供词,并已结案。凶手有的被开除党籍、开除专职,有的被判刑。

更为重要的是处遗时期的全部档案。虽然广西有销毁档案材料的前科(处遗开始时,某地委烧毁文革档案,被中央工作组当场抓住),但要全部销毁处遗档案是困难的。他们惯用的伎俩是长期封存,等到这一代人死绝了,等到后代已无法对这些罪行激起义愤了,他们才可能公诸于世。遗憾的是,我未能看到武宣的档案。但全武宣、全广西到处都有活档案;十万遇难者的几十万遗属是无法封存的,他们不会保持缄默。数以百万计的目击者亦不会天良全泯,时候到了他们会挺身而出的。要想使这桩暴行从地球上无声无息地消失,这是任何残暴的专制,严密的控制都无法做到的。

在武宣的日子里,我常常扪心自问:倘若我当时在武宣,我会参与吃人吗?不,绝不会!——然而当我在心中再现出那场面时,我渐渐动摇了。——看,那跪在地上的一排“牛鬼蛇神”是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死敌!别看他们现在装出可怜无害的样子,如果他们一旦得逞,我们革命人民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怎么样,你不去杀死他们,吃掉他们吗?——不,我下不了手,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不能吃人……。那好,看来你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斗争与仇恨。我们允许觉悟有高低,革命有先后。但最勇敢坚定的革命派旗帜鲜明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实行了群众专政。肉已经煮好了,你的同班同学们,同你一起造反的战斗组的同志们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每人都已经吃过了。你呢?——我?……那我也吃一块……。——看来,我不仅完全可能吃人,而且还会为自己心中尚未根除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深深自责!

广西不是广西,广西是整个中国

在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中,从未中止过对人道主义的猛烈攻击。他们十分明白:只有彻底压制和铲除人性,才能把人变为他们残酷斗争的驯服工具,才能毫无困难地唆使人们像野兽般地扑向他们的政敌。可公然提倡兽性,反对人性在文明社会未免太缺少欺骗性了。于是他们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了个限制词“革命”。而什么是“革命”、什么是“阶级敌人”则是个毫无规定性的橡皮尺。于是在“革命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他们可以用最残暴的手段来虐杀一切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残忍”;地富反坏右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想翻天!好,干掉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越残忍越立场坚定!前国家主席也是我们的敌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隐藏得很深!好,斗他,折磨他,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切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所拥护的改革就是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和平演变,他们想让我们的江山变色,人民再受二茬苦,吃二茬罪!好,用机抢扫,用装甲车、坦克把他们碾成肉泥!——可以说,在这个兽性的“革命人道主义”旗帜下,共产党天良丧尽、坏事作绝!

每当一桩暴行掩盖不住,终于大白于天下时,他们便十分具体地将责任推到党内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身上,并称之为“路线错误”。【请稍稍回忆红军时期各根据地大量屠杀“AB”团、“改组派”;延安时期大批屠杀知识份子;解放初期的所谓“肃反扩大化”;五七年的“反右”;大跃进、浮夸风带来的高征购饿死三千万人;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监狱和劳改营里对犯人的残酷折磨……】——什么“路线错误”?我在广西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许多所谓路线错误往往都是共产党的反人类暴行!他们从来不提人、人类、个人、人权、人道、人性、人情。他们从来不肯承认:他们的一切罪恶,从理论上讲都来自他们否认抽象的人性。(所谓“具体的人性”无非是兽性的婉转说法。根据共产党党同伐异的阶级性理论,一切以杀戮为生的豺狼虎豹及恶魔厉鬼,皆可称为“革命人道主义”的最高典范!)——灭绝人性,这是共产党来自娘胎母奶的爱滋病!

而人民忍受了这一切,容忍了这一切。在共产党的欺骗下,我们杀害自己同胞的同时,将自己的良心与人性统统交给魔鬼。我们企图以人性的代价来换取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以为跋涉过血与尸体的泥淖之后会迎来一个灿烂的黎明。结果那美好的黎明没有到来,我们都堕落为丧失人性的群兽!中国人,请想想吧,请扪心自问吧:广西仅仅是广西吗?食人者仅仅是那几千几万吗?——不!广西不是广西,广西是中国!食人者不是食人者,食人者是我们整个民族!而且,我们不仅食人,我们还自食!所谓自食,并非仅指我们自相残杀,自食父老兄弟、同胞姐妹,更指我们自食灵魂,自食一个民族所赖以生存、并与全世界所有民族共同建设人间乐园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人性。

忏悔吧,我的骄傲的从不忏悔的民族!

忏悔吧,我的苦难深重却又罪孽深重的民族!

我愿为我们起草第一份忏悔辞。

愿上帝宽恕我们,赐福于我们!

愿鸽群永远在我们头顶飞翔!

广西吃人狂潮真相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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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义简介

※1947年3月10日生于中国四川省重庆市。

※1966年夏,在北京高中毕业。

※1979年,发表处女作《枫》(全国第一部正面揭露文革血腥的小说),轰动全国。但受到政府方面的严重压力。

※1980年,由自己改编的电影《枫》受到逐级检查,不准上映,后经中共书记处(当时的最高权力核心)集体审查,删剪后上映。

※1982年,大学毕业,到山西省榆次市《晋中文艺》(文学艺术双月刊)任文学编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3年,为抵制执政党当局在全国推行的“批判自由化”运动,只身一人,骑自行车沿中国文明发源地黄河进行文学旅行,途径沿黄河的20余县,行程约5000公里。

※1984年,到山西省省会太原市“中国作家协会山西省分会”任专业作家。创办大型文学季刊《黄河》,并任副主编。

※1985年,小说《远村》获1984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

※1986年夏,第一次到广西省调查“人吃人事件”。文革期间,广西省多个地区曾发生因煽动“阶级仇恨”而引发的大规模屠杀并吃人事件。这一骇人听闻的严重反人类事件被当局长期严密封锁。为揭露这一罪行,顶着地方当局的阻挠和当年凶手的仇视,在广西数市县公开采访,秘密调查,查阅档案,察勘现场,走访官员,采访在押犯人、当年的凶手、被害者遗属、目击证人,收集了大量档案材料与证人证词。

※1986年底~1987年初,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墨西哥(顺访美国、古巴)。

※1987年春,赴西德参与一个写作计划。

※1987年,由本人原著并亲自改编为电影的《老井》获东京、夏威夷、意大利国际电影节多项大奖,为中国第一部获重要国际电影节奖项的影片,被中国电影界公认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后囊括中国当年的“金鸡奖”(专家奖)、“百花奖”(观众奖)、政府奖等全部奖项。但受到中共宣传部门的批判,指作品暴露了中国的“阴暗面”,并对作家施加政治压力。

※1988年春,为彻底揭露广西“人吃人事件”,第二次赴广西省进行调查。补充了上次调查的遗缺,并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研究。

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山西省分会主席。

※1989年,职称评定为“中国一级作家”。

※1989年春夏,到北京参加两个文学艺术活动(一为本人作品讨论会,一为全国电影“金鸡奖”(专家奖)评选委员会议),随后参与了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核心领导活动,争取民主自由与人权。被中共公安部列为首要分子,受到全国通缉。妻子北明不慎被捕。

※1989年夏到1992年春,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逃亡半个中国。初期化妆为乡村流浪木匠,做工隐蔽;后期在友人掩护下秘密写作了《历史的一部分》、《红色纪念碑》(Scarlet Memorial)两部著作共1000余页。前者是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记载和本人追求自由人权的思想自传,后者是对广西人吃人事件及中国一系列践踏人权事件的全面揭露和批判。并将手稿拍成微缩胶卷,通过西方旅游者带出国境。

※1992年春,和妻子北明一起携手稿乘木船偷渡到香港。在美国、香港、台湾等十几家报刊上撰文揭露中共反人权暴政,其中文革期间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1993年1月6日,获政治庇护来到美国。对本人和妻子北明的经历和著作,《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January6,1993)、《时代周刊》(TIME, January18,1993)、《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 August1993)、《卫报》(The Guardian Weekend November271993)、《泰吾士报》、美国之音(VOA)、BBC、法国国际电台等重要媒体皆有及时报导。《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8,1993)与《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24,1996)皆发表长篇文章,对《红色纪念碑》(Scarlet Memorial)给与高度评价。

※1993年,获该年度“作家言论自由奖”(Hellmen-Hammett grant)、该年度“万人杰新闻奖”(Certifirate of Arhieuement Chan's Found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ulture in the USA)。与妻子北明共同获得“人权卫士”称号(HUMAN RIGHT GUARD--W.AMERICAN ASSO,OF CHINESE POLITICAL REFUGEES1993)。

※1993年逃离中国后,曾应邀在下列大学发表关于文学、人权的演讲和与师生座谈: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波士顿大学、匹兹堡大学、俄亥俄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波鸿大学、斯徒加特大学、埃森大学、特里尔大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等等。

※1993年后,曾应邀多次访问欧洲(德国两次、瑞典两次、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等),进行文学与人权活动。

※1994年,加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dun China Initiative)的研究写作计划。这是一个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组成的以人权为主要课题的研究机构。

※1994年底,著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在当年度诺贝尔奖获奖致词《我在暧昧的日本》中,特地提到了郑义的名字,表示赞赏。(中国翻译出版时删去了郑义的名字。)天安门民运被镇压以来,大江健三郎即对郑义的安危表示关切。获诺贝尔奖之后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当代的中国年轻作家,我喜欢郑义、莫言和北岛的作品。”“要让我选(诺贝尔奖)的话,我选郑义、莫言和韩国的金芝河。”(香港《明报月刊》1995年3月号)1999年大江先生访问中国时,不顾官方阻挠,多次在演讲中高度评价郑义的文学成就,呼吁中共政府当局允许郑义回国。

※1996年3月19~22日,应邀出席主题为“写作与自由”的布朗大学国际文学节,并代表与会中国作家在大会上发表“文学与自由写作”的演讲。

※1996年6月18日,应邀就中共政权公开处死和残忍行刑的反人权罪行在美国国会作证:“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以一个信誉从未遭到质疑的作家的名誉向各位作证。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的国家一样流了那么多无辜者的鲜血。也没有一个政府像中共政府一样制造出了如此残忍而普遍的杀人方式。我诚恳地呼吁你们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1996年9月,长篇小说《神树》出版。

※1997年2月5~7日,和妻子北明应邀出席了在华盛顿D.C.的总统早餐祈祷会(Nationnal Prayer Breakfast)。

※1997年4月23~27日,在华盛顿D.C.出席了以亚洲的文学与人权为主题的“亚洲文学大会”(Asian Literary Conference),并在会议上作了《亚洲的错位》的主题演讲。

※1997年,开始研究中国生态环境灾难与漠视人权的关系,担任自由亚洲电台“中国生态环境告急”专题节目的特约评论员。

开始写作《中国之毁灭》(China's Ecological Winter)。

※1998年6月,政论文集《自由鸟》出版。

※1999年5月,参与筹备由美国国会举办的“中国1989民主运动十周年图片展”,并撰写展览“前言”和全部解说词。

※1999年6月应邀参加瑞典笔会、大赦国际瑞典分部等组织联合举办的一系列纪念与学术活动,在瑞典国际政治研究所作“中国生态环境与人权”的演讲,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中国自由民主之路”研讨会,并作了关于文革中的人权运动的发言。

※2000年5月,完成长达600页的著作《中国之毁灭》(China's Ecological Winter)。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深刻地从经济政治制度与人权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环境灾难的专着。

※2001~2002年参与创办“中国独立笔会”(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任笔会第一届副主席。

《中国之崩溃》(China's Ecological Winter)中文版出版。

※作品有英、日、德、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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