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凤鸣记述他与幽禁中的赵紫阳谈话，对中国政治变革有深刻和精彩的思考，是八十年代思想的升华，已达到当代政治思考的最高水准。
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但是一时却没有继承人。这笔遗产没有任何不光彩的来源；恰恰相反，众多位高权重的人物，争相把自己打扮成这笔财产的掌管者，尽管他们胆怯到不敢正视那留下这笔遗产的前辈的名字。这遗产，丰厚，但也十分沉重；那些宣称他们已经掌管了这笔财产的人，没有人真的愿意享受它。他们要的，只是那份荣耀。
这笔财产，叫做政治改革。它是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中国的阿里巴巴大门，通向无尽的宝藏；也是一片白帆，可以载起九州大地，在惊涛骇浪中航向世界、航向明天。民主与法治，是钥匙的两翼，也是航船的两桨。前辈说：要有民主与法治，就有了光。
前辈的名字，叫赵紫阳。
世有宗凤鸣，后有赵紫阳晚年思想
两位八十岁上下的老人，银发苍苍，相对倾谈。小院如此静寂，不是因为远离尘世，而是因为周围有荷枪实弹的兵士，院口黑漆如磐的大门紧紧关闭，不许小院的老者出去，割断外界的可能访客。来访的老者自称“气功师”，其实他曾经是这个国家的航空学院的掌舵人。提醒着这一切并非发生在清代文字狱下的北京某个胡同的，还有院内不知装在哪里的现代监听装置。
两位老者曾经在烽火连天的年代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是，他们的交谈，很少回顾这遥远的过去。他们也没有交流什么养生之道，谈什么儿女成长。在把一生贡献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之后，烈士暮年，无尽思绪的中心依然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这前途和命运发生了血与火的转折。为了倡导民主和法治，赵紫阳，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一下子被打成“分裂党”、“支持动乱”的阶下囚。一九九一年的夏季，当老朋友宗凤鸣初次来访的时候，暗绿色的军车还不时在北京的大街上巡梭。血腥的暴力，成为胜利者的通行证；民主的追求，写进失败者的墓志铭。
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到二○○五年一月十七日，赵紫阳幽居富强胡同六号五千六百八十六天。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宗凤鸣是他的第一客人：不仅来访的次数第一，而且受到的欢迎和信任也是第一。从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到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到赵紫阳去世之前不满三个月的时候，宗凤鸣来访一百多次。赵与宗，谈中国改革，谈世界大事，谈民主潮流，谈“六四”内幕。年过七十的宗凤鸣，每次回家之后，会追忆这次的谈话内容，再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下来这是一种多么执著的努力，这是一种多么坚韧的性格，这是一项多么深沉的工程！
世有宗凤鸣，然后有赵紫阳的晚年思想。对于一个具有占据时代制高点的不平凡人生、而又勇于接收历史挑战、不断学习并不断思考的睿智老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他的晚年思想更为宝贵了。此前有大风大浪、大起大落，胸中有大仁大道、大众苍生，这里有大彻大悟、大智大勇。如果没有宗凤鸣，这一切，也许就永远地埋入了历史的黑暗之中！
谈话是赵六四前政改思考的升华
记得是二○○五年的某个春日，我接到一位尊敬的前辈从波士顿打来的电话。我与这位前辈迄今素未谋面，但一“谈”如故。这位前辈曾经有幸随宗老一起去拜访过赵紫阳，他特意向我转述了赵对拙着《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的评价。前辈说，他问赵是否可以概括一下自己的政治思想，赵紫阳当时回答：我的政治思想嘛，你们去看吴国光的那本书就好了。电话这端，我深为感动，同时却也深为遗憾。感动是很容易理解的，为什么遗憾呢？因为，我那本书里记下的，都是赵紫阳一九八九年之前有关政治改革的想法，而且是在官方场合发表的；而我相信，经过了八九之变和此后的沉淀，在超越官方身份的状态下，赵紫阳对于中国政治的变革一定有着更为深湛和精彩的思考难道他没有打算为我们留下这些思考吗？
现在，读到了宗老的这本书，我的遗憾消失了，而感动则加深了。与一九八六年、八七年筹备十三大时相比，赵紫阳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变革的思考的确大大深化、升华了。所谓深化，主要在于，他对于人类主流的政治制度文明有了更加全面、深刻和系统的论述；所谓升华，则主要表现为，他对相关的价值的理解和认同，已经达到了当代最高水平不仅在共产党内是最高水平，而且在当代中国是最高水平；不仅在中国是最高水平，在当代世界也进入了最高水平之列。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篇幅所限，这里只举两个例子。我们知道，当代世界政治思考的尖端问题之一，是资本主义发展下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在宗老记述的赵紫阳谈话中，我们看到，两位老人早在一九九二年新年伊始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赵当时就明确地把生态环境列为衡量社会进步的第一条标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当代政治前沿问题，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下一步发展及其政治表现。关于这个问题，赵紫阳在谈话中更是不断涉及，所表达的洞见则直接和代表世界政治论述最高水准的各种观点相吻合。
一个小小的声明
什么叫政治智慧？难道只有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才叫政治智慧？在一个国度，那种属于“政治动物”的所谓“智慧”大行其市，朝野争效之，而关于民族和人类政治命运的洞见，则根本不能出版。皇天后土，列祖列宗，您真的是在祝福这个民族吗？
也许，伟大的人物都是没有继承人的；而伟大的财富则属于民众、属于人类，也不需要某个特定的继承人。实际上，中国民众应该是赵紫阳政治遗产的最好继承人，只要我们有这种对于法治、自由、民主的向往，并认真对待自己的这种向往。
最后，藉这个机会，我要做一点小小的声明：年来本人避居世外，悠游学术，已经决心“闭关”，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几年，不对中国政局发表时评，当然也不介入政治活动。友人或有不知者，依然青眼有加，时有邀稿，令我甚是为难。现在藉《开放》一角，郑重宣布，谨望各位文友成全。此则小文，算是迟来的对于赵紫阳逝世两周年的纪念，也是本人将近三十年时断时续的时评生涯的暂时“洗手”之作。呜呼紫阳，伏惟尚飨！呜呼中国， bye-bye！
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曾在赵紫阳主政时担任其政治改革智囊及演讲撰稿人。）
——原载《开放》2007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