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在纽约曼哈顿下榻酒店接受专访后邀请记者合影。左起陈顺妍、高行健、曾慧燕、西零（本名杨芳芳）。
“没有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游走在灵山圣水之间，他主张文学价值应超越政治、民族、国界、语言及时代，“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
与高行健同为流亡作家的刘宾雁，生前认为中国苦难深重，作家应负起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高行健对此并不认同，他拒绝充当“社会良心”和人民代言人，他认为一个作家应以自己的声音说话，而这种独立性是知识分子缺乏的，“我们应倡导这种独立不移的精神”。
高行健是作家马建（现居英国）的伯乐，马建成名作《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他是最早的读者，读后马上向《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推荐。而马建认为作家是时代心灵报警器，必须见证历史，关怀社会，鼓吹人文精神，不平则鸣。
马建说：“如果你对你的时代视而不见，你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更不能说你是个文学家。”
对文以载道不以为然
不过，高行健对“文以载道”不以为然，他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他只为个人而书写。
高行健坦言他与刘宾雁和马建的看法不同。而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被他的中国作家同行批评得最多的就是他“没有社会关怀”。被他视为知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教授刘再复挺身而出为高行健辩护。
刘再复说，人们往往误以为高行健没有社会关怀，“这是极大的误解”，高行健只是从政治抽身之后，从更高精神层面去关怀人类的生存困境和自身的人性困境与心灵困境。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跟华裔妻子陈宁祖飞台湾途中，陈宁祖读了高行健的中文短篇小说《鞋匠和他的女儿》，她对马悦然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你非看不可，一定会欣赏。”
马悦然读后，觉得妻子推荐果然不错。马上开始把它翻译成瑞典文。从那时开始到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几乎把他所有着作都翻成了瑞典文，包括获奖代表作《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高行健获奖，马悦然和刘再复都功不可没。
刘再复不但是高行健的知己，还是帮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推手。1988年，《灵山》的手稿是刘再复从瑞典背回北京请专人打字、校对，再交瑞典大使馆捎回给马悦然翻译的。
因此，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将其中一枚副章赠与刘再复，正章自己存念，与“知己”刘再复分享得奖的荣耀。
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历史文学奖历史中，华人作家一向缺席。高行健获奖意味“零的突破”，是有史以来首位得到这项荣誉的华人。诺贝尔委员会形容，他的作品具有“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一些西方学者指出，高行健的作品重视人性刻划描写，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但不少华人读者认为他的作品艰深难读，因而“曲高和寡”。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系主任金圣华指出，不少人初读高行健作品，往往会茫无头绪，失落在他那崭新的结构与表达方式中。其实，高行健采用的，是一种汉语独特的“语言流”，是一种最接近真实的表达方式。作家要表达的是一种“冷的文学”，即以清醒自制、极度理智的状态来自我解构及观察世界，并在笔下刻划生命中最沉隐秘的面貌，把种种人性的优点、弱点无情揭露，如实呈现在世人面前。
金圣华说，不论戏剧、小说、文学理论或绘画，高行健在创作中展现的就是这种蕴含禅意、充分个人的表达，但也宣示了最彻底、最纯净的文学立场。
为何高行健会获得诺贝尔评委的垂青？诺贝尔评委认为，高行健的作品题材丰富，实验性强。他的小说突破起承转合的固有模式，以三人称来代替人物，用述诉的语言代替情节，形成了另一种小说的结构；他的剧作揉合了西方现代文学的观念技巧与中国老庄哲学到禅宗所体现的东方精神，将民间的传统游艺、说唱、戏曲与西方的实验戏剧共冶一炉；而其融汇中西文化的特质亦见诸其既非具象、亦非抽象的水墨画当中。
对瑞典文学院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曾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由于封杀，中国大陆很多青年人都不知道华人作家高行健，“这在21世纪的中国，无论如何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10年受冷落一朝“咸鱼翻身”
高行健得奖前，其代表作《灵山》早已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但受尽冷落，出版10年销量乏善可陈，“联经”曾把《灵山》列入清仓处理品，五折减价，仍卖不出去。但在高行健获奖后短短四个月，《灵山》即卖出了12万本，可谓“咸鱼翻身”的典型。
《灵山》是一部长篇小说，长达六、七百页。金圣华说，《灵山》是一本与传统小说极不相同的作品，既没有故事连贯的情节，也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作者善用“人称变化”表达感知角度的不同，以第一称展开帷幕；第二人称“你”自我投射；第三人称“他”观照观照反思。“这一种结构复杂的描述，蕴藏丰富内涵，把中国文化中有别于中原正统教化的一面，尽情挖掘、诠释，并加以发挥。金圣华指出，高行健语言纯净的特色与形式多变的风格，也体现在其他小说上，如《一个人的圣经》及戏剧《彼岸》等。
《一个人的圣经》主题与《灵山》一脉相承，是继《灵山》之后的一部自传式作品。论者称它为《灵山》的姊妹篇、反应文革大时代的悲剧史诗，如果说《灵山》是桃乐土的朝圣行，《一个人的圣经》却徘徊在时间的洪流中，由记忆与遗忘交织而成。用刘再复的话说，是严峻到近乎残酷，真切到不避自剖的“极端现实主义”写法，它比《灵山》还要冷静。
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的积极的“逃亡”与孤岛状态，获得“普世性”的认同。追踪高氏文学精神长达20年的刘再复，是最了解其得奖前后的人。
刘再复指出，高行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中国作家。正如李欧梵教授所说，高行健的审美趣味是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精神内涵比较深邃，艺术形式也比较不同一般。“因此，要进入他的世界，相对就比较难。”
刘再复说，《灵山》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节奏代替故事情节，以内心多重语言关系代替外部的主体关系，这是中外小说史上没有的，但它获得成功。他个人认为，高行健得奖实至名归。
他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说这是瑞典学院给他“雪中送炭”，他却以为这是“锦上添花”。“高行健本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例」，思想、风骨、文形兼备，写的是世上少有的锦绣文章，诺贝尔奖只是给他增色，真价值却是方块字与法兰西文字织成的「锦绣」本身。可惜故国的权势者却是一群「锦绣盲」，他们只知权柄与乌纱帽的价值，不知高行健的精神价值，至今还严禁他的书籍，到处堵塞他的影响，真是荒唐愚蠢至极。”
刘再复认为，若有人要批评高行健不该得奖，至少要看过他的作品，否则就没有发言权。“像高行健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样优秀的、用我们的母语写作成功的巨着，也是被瑞典文学院肯定为最高水平的巨着，却被阻挡在国门之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他相信也确信，“禁止高行健的作品进入故国，一定是历史性的错误。”
刘再复也因高行健受牵连，他评论高行健的学术文章和任何有关文字，都不能在大陆发表。他指出，当年前苏联因帕斯捷尔纳克（《齐瓦哥医生》作者）获奖而惊恐万状，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付一个人类最优秀的心灵，早已成为历史笑柄，当今各种帝王元首再也没有这种胆量，唯有中国大陆还在制造“这种没文化的丑剧”。而在文艺界学术界，一些名流学人，又因为高行健的名字冲淡其“话语英雄”的光彩而很不高兴，“低调的高行健竟然也威胁了他们的话语霸权”。于是，也在明处暗处加以排斥。高行健未获奖时谁也不得罪，一获奖却莫名其妙得罪了一大片。
他说，马悦然教授“才是进入高行健精神深处和中国文学深处的卓越先行者”。2000年1月新华社发布中国作协抨击瑞典文学院“别有用心”的消息后不久，马悦然在电话上对刘再复说：“我们选择高行健选对了，可是你的祖国却把我当做阶级敌人了。”刘再复立即告诉他：“那些打击高行健的机构不是我的祖国，高行健为我们的方块字，为我们的母亲语言争得光荣，我们的祖国将来一定会感谢行健和你的。”
后来，马悦然告诉刘再复，他终于到山西吕梁山见了想念很久的高原风光，见了他喜爱的山西作家李锐，十分高兴。“看来，故国已不把他当做「阶级敌人」了，这样很好，知道一个把毕生心血献给中国文学的友人并非「敌人」就好。”
刘再复强调，“高行健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他相信他写的《有关高行健的论着，不会因为在中国被禁行而枯死，“它将会与人间的《灵山》读者同在，也将与明天的故乡的山脉河流同在。”
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
高行健9月14日在纽约接受由人道主义和世界和平促进者亲穆仪（SriChinmoy）大师颁发的“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奖（Lifting Up theWorld with a Oneness-Heart Award），以表彰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
亲穆仪大师1931年在孟加拉国出生，1964年移民来美。他既是人道主义者、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运动员，也是人类和平和友谊的积极推动者。他的成就包括创立“亲穆仪国际中心”，为141个国家的民众提供人道救援物品；发起世界和谐长跑活动，促进世界公民的友谊与和平；举办追求世界和谐的全球音乐会，用12种乐器表演他创作的探索人性的歌曲等等。
“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是亲穆仪大师1988年为了表彰全世界不同族群在不同领域的贡献而设立。从创立至今，全世界已有8318位杰出人士获得这一荣誉，包括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奥运会九块金牌得主刘易士（Carl Lewis）以及拳王阿里（Muhammad Ali）等。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亲穆仪大师颁奖时，是在一个特制的举重平台上，以单只手臂举起站在上面的受奖者。
高行健与妻子西零（本名杨芳芳）以及他的作品英文翻译陈顺妍教授一起获奖。颁奖仪式别开生面，在亲穆仪大师近百名弟子的见证下，高行健和西零一起站在平台上，由亲穆仪大师将夫妇俩举起，高行健和西零分别是第8316和8317号获奖者，陈顺妍为第8318号获奖者。
奖章上面写的是：“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尊敬个人的激励和奉献；带着我们最深的重视、钦佩和感恩。”
高行健在来纽约领奖前，应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Universityof Notre Dame ）邀请，举行名为“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个人水墨画展；该校并为他举办作品研讨会，由圣母大学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主持。
高行健说他人生有三个梦：作家、导演和画家。这三者对他同等重要，其中“导演是极大快乐”。他新近创作的电影《午夜行歌》在会上放映。他说“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电影诗”，“是用诗写给舞蹈的戏”，也是一部“文学艺术电影”，他尝试用电影来表达诗歌。他坦言这不是一部大众化的通俗电影，将来可能只能在博物馆放映。今年11月，《午夜行歌》将在新加坡艺术节放映。
他说，他在中国这一页已翻过去了，现在写的东西，跟中国已没有什么关系。如新作电影《午夜行歌》就完全没有一点中国的色彩。高行健曾说：他来到法国，做他留在中国两辈子也做不来的事情。自由为高行健创作的心灵带来尽情奔放的空间。
肺癌阴影奇迹般消失
高行健当年在中国准备去国离乡前，曾去医院做身体检查，拍X光片时发现肺部有两块阴影，初步诊断为肺癌，无疑接到了死亡通知书。高行健回忆：“不知为什么，到了这时候，对死亡反而无所谓了。我读《易经》，这本书过去我一直没有时间读。挟着《易经》上南京的清凉山，累了，就躺在石头上大睡，一睡就是两小时，无所谓身外，无所谓身内……我就这么等着，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在乎。倒是在复查的前一天，忽然紧张了，晚上做了个噩梦，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忐忑不安地到医院去，一检查，肺部的两块阴影没有了。我不相信，问医生……医生也目瞪口呆……「怪事，阴影没有了，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任何人都无法解释！」”
有人开玩笑地说：“大约是知道作家日后会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死神也退避三舍了吧？”
高行健近年身体不大好，这次是他病愈后首次访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公开宣布不再接受除了创作之外的访问，因为盛名之累，他的生活受到很大打扰，访问占去他太多时间，令他无法专心创作。
高行健9月15日在纽约中城下榻酒店接受《世界周刊》专访，坦承他对“文以载道”、“社会良心”、作家要不要关怀社会等看法。
他说，文学是人类生存环境的见证，应远远超越政治。他不主张文学过分介入政治，“如果文学跟政治联系，到头来受损害的是文学”。而且，文学创作一旦陷入社会批判，将会降低自身价值。
高行健认为，文学比历史更真实，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超越时代是短命的。过去那些年，中国作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为可以主宰世界，却成了时代牺牲品。他说作家加入政党，就像当年大陆很多知识分子投奔革命一样，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呼吁文学应远离政治权力，作家应处在社会的边缘，不要充当政治工具或招牌。
他澄清，他不是不赞成批判社会，而是希望走出迷雾，用个人身分说话，不做“人民代言人”。他从不参加政治集会，“在那种场合，作家只是能是点缀，我的讲台是在剧场，要发出自己真实声音，才能确认自身存在价值。”
这位主张“冷的文学”、“没有主义”的作家，反对作家或知识分子自称为社会的良心。他提倡冷眼静观，认为作家不要把自己的道德判断强加于人。至于“第二种忠诚”，他问：“忠诚什么？”
有人批评高行健不应“割断跟中国的脐带关系”。他说，对官方一些不友善的言论，他不屑反驳，但直到今天，“中国仍禁止我的作品，甚至我的名字在中国都是禁忌。”
他说，大陆的所谓政治关怀很可笑。他提倡“没有主义”，是要思想独立，不要夹着尾巴做人，“夹着尾巴是做不了人的”，文学归根结柢要远离政治，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否则空谈人权、人道主义，而不跟个人自由联系在一起，只能是句空话。
对他来说，任何主义都是一种专断，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主义。一如他在《没有主义》中所强调的，不管政治、文学，他自有定见，可是就不要用一套主义强加在身上。他并非反对人们谈各种主义、相信各种主义，但他的前提是任何主义必须能容许“没有（无）主义”。
澳洲雪梨大学亚洲学院院长陈顺妍（Mabel Lee），是高行健作品的英文翻译，也是他的推手之一。这次她与高行健夫妇一起来美领奖。美领奖。她说，她是在1991年与高行健第一次见面，攻读过古汉语、通晓中英文的她，拿起高行健的书仅读了几页，就冲口而出说：“要不要我来帮你翻译成英文？”没想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自此与高行健作品结缘。有时碰到一些不易翻译的词句，绞尽脑汁，苦乐参半。
陈顺妍说，高行健的作品有韵味、漂亮，文字精练，没有废话，“我把他的作品当成诗来念。”
不少人对高行健与西零的关系好奇，西零曾大方回答“我们是生活伴侣”。但高行健在接受本刊专访时，称呼西零是“我太太”，记者即追问他们的关系究竟是夫妻还是男女朋友。他说，最初一如西零所言是“生活伴侣”，但最近他们已结婚，由于两人一向低调，并没有对外宣扬。
得奖后画作水涨船高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后，画作随之水涨船高，早在2001年佳士得春拍，高行健画作首次跃上拍卖场。此后，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他的画作非常抢手。香港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妹妹董建平，是收藏高行健画作的重要藏家之一。
高行健曾经多年漂泊生涯，由画作可知其岁月累积的痕迹，他早年的画有浮动的表现主义存在，但现在的画趋向宁静，有着“禅”的精神。画风在变动中的高行健，唯一不变是对传统的认定。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四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
在《没有主义》与朗格里的对话中，高行健说：“我的经历已让我充分懂得甚么是政治。政治活动家如何煽动挑起大众的热情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很清楚。我不那么天真了，不想操纵别人，也不愿成为任何人手中玩具，而且由衷厌恶这种没完没了的把戏。”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7年9月23日）
▲高行健小档案：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出生，祖籍中国江苏泰州，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导演，八○年代末前往欧洲，现为法籍华人。
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原因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1957年，高行健高中毕业，听从母亲建议，没有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1962年，高行健从法语系毕业后，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1970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期间曾到安徽宁国县港口中学任教。
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在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9年5月，作为全程翻译，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
1980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82年，与刘会远共同创作的剧作《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1983年，《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但由于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被禁演。
1985年，在北京与雕塑家尹光中举办泥塑绘画展，开始受到海内外媒体关注，这也是迄今为止，高行健在大陆举办的唯一一次画展。同年，应邀赴欧洲五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访问八个月，在柏林文化之家举办个人画展，获得超乎意料的成功。
1986年，《彼岸》被中国禁演。1987年，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开始，在巴黎定居。
1989年，成为法国“具象批评派沙龙”成员，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美术馆的年展。六四事件后，高行健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1990年，剧作《逃亡》在《今天》第一期发表，同年在瑞典皇家剧院首演，由此更加触怒中共政府，高行健被开除工职、党籍，在北京的住房被查封。高行健则宣布，不愿再回不自由的中国大陆。
1992年，获法国政府颁发“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
1999年，高行健的画作在巴黎参加罗浮宫第十九届国际骨董与艺术双年展。
2000年，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着作，高行健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
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席哈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2003年，获美国终身成就学院颁发领袖“金盆奖”。
2006年11月，高行健获纽约公共图书馆颁发“雄狮”奖章。
2007年9月14日，在纽约接受由人道主义和世界和平促进者亲穆仪（Sri Chinmoy）大师颁发的“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