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字”按：因电影《色戒》而让人提起的中华民国中统女间谍郑苹如，让许多人对她表示敬佩。她虽然刺杀丁默村没有成功而被枪毙，她被捕後虽然死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女间谍。但是，她的名字一直寄放在台北的忠烈祠里面。
而同时期也有一位打入日伪政权的女间谍，她叫关露，不同的是，关露是中共的女间谍。和郑苹如不同的是，尽管关露后来乞求党承认她是女间谍，但是她的党死不公开承认她是党派去的女间谍。
从1946开始，关露不断地被审查、受冲击、遭迫害，整整36年！迫害她的不是日本和国民党，而是派她做间谍的共产党。在屈辱地生活了几十年後，1982年，关露自杀身亡。
有意思的是，日伪特务机关的两大头目李士群和丁默村都曾经是共产党党员，而李士群更是曾被中共派到苏联接受特务训练。李在主持日伪特务机构时，也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私下联系。不知后来中共派谁和李士群联系。
当然，和郑苹如不同的是，郑被国民党委派是要刺杀日伪汉奸；而关露被共产党委派是想拉拢日伪汉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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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共党员关露的生与死
作者：曹汉
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
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关露的手笔。
关露生于一九○七年，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幼喜爱文学，三十年代在文坛已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尤擅长于写新诗，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她的手笔，是中共左翼文联的活跃女性。
关露一九三二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剧。
◎ 奉党之命做汉奸文人收集情报，胜利后仍背黑锅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党之命留守上海孤岛。一九三九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密电她到香港见廖承志。到香港后，通过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见到了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接受了一个机密任务──打入上海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在大后方另有任务，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是有人说妳是汉奸，妳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光，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
一九四二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接令如释重负，向组织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军。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她的新任务更叫她难堪：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在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并经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参加了「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消息并见了报。
在当「汉奸」的这段时间，面对朋友的鄙视和世人的责骂，作为理想主义者新女性的关露内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脱离此羞辱环境，调往他处去抬头做人，但多次向组织要求调离上海，均被拒绝。关露只好忍辱负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战胜利后还她清白。
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关露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随即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甚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而且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 邓颖超干涉关露与王炳南恋爱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从她抵达红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 对党绝望而自杀告别苦难人生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二年三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一份题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
但此时这一迟来的恢复名誉对关露己毫无意义，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无依。对人生她己毫无留恋。
就在获得平反的该年冬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绝望的关露吞安眠药自杀了。她平静地躺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告别了苦难的一生，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是年关露七十五岁。死后，她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悲愤地说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另一位女作家杨沫说关露「把一生贡献给了党」。但党给了她甚么？
关露最后以自杀了结人生，是不是最终对利用蹂躏了她一生的这个邪恶的党宣告了她的愤怒、反抗和决绝？
摘自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开放杂志社出版，1999年11月第二版。
关露之死
尹骐
她在冤案彻底平反后悄然弃世。她死得寂寞凄凉。她的死引起了社会和文坛的震动1982年12月5日，一个寒风凛冽、大地冰封的日子。
北京城内一条普通的小街上，一幢陈旧的机关宿舍的一间只有10平米的小屋里，居住着一位疾病缠身、孤独寂寞的老妇人。她满头灰白头发，一脸憔悴疲惫不堪神态，仿佛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已经耗尽了体力，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这天是星期日，请来照应她的保姆按例未来上班，一个经常来帮她整理文稿的朋友也回去忙自己的家务了。当夕阳西下临近黄昏时分，她目光呆滞无望地凝视了一下周围的一切，然后慢慢地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小的药瓶，拧开瓶盖，朝手心里倒出了其中所有的白色小药片，然后果决地放人口中，顺手端起半杯温水喝了一大口，猛地将药片全部吞咽下去。接着，她便平静地在自己那张破日的单人木板床上躺下，盖上薄被，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去。
她从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位在寂寞和凄楚中自杀身亡的老妇人名叫关露，时年75岁。
令人困惑而又唱叹的是，就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即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专门为她发了一个文件：《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明确指出：“关露同志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1939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1942年春由组织派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公安部1957年2月《对关露的审查结果与处理意见的报告》；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什么她在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又会采取如此轻生自弃的行动呢？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8岁那年，她父亲不幸逝世。15岁那年，她的母亲又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从此关露和小她两岁的妹妹便成了孤儿。
关露努力上进，用功读书，几经曲折，终于在1928年考取了中央大学。入学的头二年，关露读的是文学系，后来受宗白华先生影响，又转到哲学系去学哲学和美学。在此期间，她经同学钟潜九的引介，结识了当时已在南京文坛初露头角的张天翼、欧阳山以及途经南京滞留的胡风等人。她同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自己也在这时开始了创作实践，
写了一些短诗和短篇小说。她还被邀参加由欧阳山主编的文学刊物《幼稚周刊》的编辑工作，由此步人了文学圈内。
1931年夏，关露离开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到上海去闯世界。不久，钟潜九、张天翼、欧阳山等也相继到了上海，参加左翼文学运动。钟潜九已是中共地下党员。1932年春，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她先后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过任钧、蒲风等组织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参与编辑《新诗歌》的刊物。她的诗歌创作成绩引人注目，为影片《十字街头》写作的主题歌词《春天里》经音乐家贺绿汀谱曲后广泛流传，脍灸人口。
她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关露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和执著的追求，并已被证明有着多方面的才华。 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她是可以在这方面获得更多更大成就的。
1937年“8．13”事变后，上海的文化人纷纷撤离上海，或向大后方转移，或奔赴抗战前线工作。关露则根据中共的安排留了下来。
1939年秋后的一天，上海地下党负责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秘密约见关露。他给关露看了一份从大后方打来的由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署名的密电，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
小廖即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南方局要关露去找小廖干什么，电报没有任何提示，按地下党工作规则，关露不能多问。她只有服从。
数天后，关露乘轮船赴香港。到港后的第二天下午，有两位风度翩翩的男子到旅馆来找她。刚一坐下，其中一位稍胖的首先对关露说：“我就是廖承志。请你到香港来，是要你接受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具体工作和应当注意的问题（他指了一下同行的另一位戴眼镜的男子），由这位潘汉年同志给你布置和交代。他是从延安来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
把她调来担负特殊的情报工作，具体原因是：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叛变，再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目的李士群，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联系，为自己留一点退路。李士群希望中共方面能派中共女党员胡绣凤担任和他联络的任务。只因胡绣凤当时远在大后方且另有任务， 中共情报机关便决定调胡绣凤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过来往的关露代替胡绣凤去担任和李的联络工作。中共南方局正是根据情报部的建议才电令关露赴港接受任务的。潘汉年知道关露已是入党多年，便开门见山地对她说：“组织上要派你到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工作。 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和见到许多情况，他也可能主动向你透露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
稍顷，潘又补充说：“以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用辩护，一辩护就糟了。”
关露沉重地点点头：“我不辩护就是了。”
潘汉年最后交代说：“你在香港稍事休息就尽快回上海去。以后，我会派人专门和你联系的。”
一个星期后，关露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地下党的吴成方同志就根据上级指示和关露接上关系，要她尽快到李士群那里去开展工作。
1942年春的一天，吴成方代表组织通知关露：她以后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进行联络搜集情报了。
李士群那边组织上已另外安排了人。
关露听说自己以后可以不必再去和李士群周旋了，顿感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卸去了一块重压的石头。她当即向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成方说，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组织上还将派她去担负新的可能是更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安下心来。
果然在几天之后，吴成方就又通知关露：组织上已决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释说，这个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刊名叫《女声》。
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她曾受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们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通过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设法找到日共党员，再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女声》为综合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 之类的谬论。三名中国编辑分别负责编各自的栏目。关露担任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
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自己的职务：既不让公开为虎作伥的汉奸言论出现，又不能触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只有多编一些自己并无兴趣的风花雪月之类的文章。做这样违反自己心愿的文字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苦事。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所谓第二届“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是日本当局拉拢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领的殖民地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日本本土以外的参加者大都是由日方人士推荐才被邀请的。在会议筹备期间，关露曾同吴成方谈过这件事，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是会看到和听到许多有用情况的。因此，当佐藤俊子要派关露代表《女声》去参加大会时，关露便答应了。这是又一次在世人面前公开亮出了汉奸文人的身份。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了，紧接着，国民政府惩办汉奸问题很快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从1939年秋后起，关露有近7年时间和敌伪汉奸的圈子有过密切联系。她和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频繁往来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她在日本官办的刊物任职以及去日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又都是曾经见诸报刊的。“汉奸文人”或“文化汉奸”的帽子客观上扣到了她的头上。一个曾经是有点名气的左翼作家，一个至今仍是单身一人生活的交际花，关露在心理上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交由夏衍具体安排，关露被迅速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避免了被国民政府惩治汉奸而逮捕的命运。
关露原以为，只要到了红区，到了自己的“家里”，一切就都会成为过去，她在精神上的压力就会消失。然而她想得太简单了。她没有料到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之后，会使她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误解、怀疑、委屈、并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包括某些令她困惑、痛苦和造成终生遗憾的代价。
她刚到新四军根据地时，新四军里有一些原是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上海时听过关露的讲演，所以认识她。后来又都知道她当了“汉奸”。当他们在根据地淮阳街上和她不期相遇时，因不了解真相便当众指责和辱骂她的“汉奸”行为。
在这样的场合她无法辩解。脆弱的神经因此而受到很大刺激，接着便大病一场，医生说她已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在根据地，关露见到了分别已久当时正在《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副刊的蒋锡金同志。他们是在一个招待所的客厅里偶然碰见的。乍一相见，诗人气质太浓的关露竟激动得痛哭起来。这哭声实际上宣泄着她多年来违心地和左联老战友们的隔绝以及自己蒙受了“汉奸”恶名的委屈情绪。蒋锡金着实安慰了她一番。时隔不久，关露便又去拜访蒋锡金，并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交给他，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蒋锡金不敢做主，便去请示社长范长江。
范长江慎重地对蒋锡金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我们这张报纸是面对上海南京一带的。那里的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并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
在这段时间里，最使关露感到痛苦的是她在个人感情生活中所遇到的一次挫折。
她是一个浪漫气息颇浓的女性，对爱情与婚姻一向抱有理想主义色彩。还在中央大学念书时，她初恋的男友就曾经给过她以热烈的爱，她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了他。
他曾一再动员她和他一起到法国去留学，去构筑爱的小巢。
三十年代关露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热潮中，为激情所鼓舞曾经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左翼社会科学家结合。
但不久他们便发现彼此在性格与兴趣方面有太多的差异而友好地分手。
还在抗战爆发前，关露在上海就和王炳南相识相知。那时王和他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住在一所独立的小楼房内。关露是他们夫妇相处很好的房客。抗战开始后，王炳南夫妇先后离开上海，房子就一直交给关露代管。整个抗战时期，他们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抗战胜利后，王炳南夫妇分手。1946年春天，王炳南随着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经到达红区的关露联系上了。王炳南决定到苏北红区去一趟，进一步发展他和关露业已成熟的感情。关露更是翘首以待。不料在动身之前，王炳南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 邓颖超汇报了自己和关露的感情以及决定要去看她的计划。周、邓先是同意了，但在第二天王炳南即将登上飞机前一刻，邓颖超又赶到机场将他留了下来。邓颖超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对你的工作不利。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
邓颖超当时是中共代表团党组负责人，王炳南当时是代表团外事工作负责人，他忍痛割爱。王炳南给关露写信时冷静地将他们不能结合的原因直接告诉了她。
此后，关露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掀起过爱的波澜。真所谓心如枯井，苦度年华，直到走完全部人生之路。
她不断被审查被隔离，两度入狱备受摧残。她的身体终于垮了。冤案平反，她再无牵挂，遂向死神主动走去。关露受党派遣深入上海的7年交际花特殊经历，自从地转移到红区后，就像是一层阴影，时时包围和笼罩着她，挤压和窒息着她的精神空间，危及着她的政治生命。
关露到达红区不久，就赶上了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实际是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每个人的历史，特别是从白区来的每个人的经历，几乎都要受到审查。
关露因那7年间的交际花经历，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审查对象。于是在整风进行到某一攻坚阶段时，她不仅受到严厉审查，而且被拘留起来了。
关露的妹妹胡绣凤积极为姐姐奔波，找到地下党的吴成方和吴的上级张唯一、潘汉年，写了书面证明材料，最后经陈毅的批准，才恢复了关露的自由。
1949年，关露到了北京，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
1951年，她写的小说《苹果园》被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陈波儿看中，要她改编电影，她就被调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
不幸的是，正当关露在精神上的创伤渐渐得到愈合，文学创作也有了新的起点与收获时，历史又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而每一次的风暴又都将她卷入了旋涡，并使她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击。
1955年春寒料峭之际，反对胡风集团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关露因为在南京念书和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时和胡风有过一些接触，也被列入了另册，而且对她实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审查终于有了结果：她实在不够“胡风分子”的格，于是宣布撤销审查。
风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风分子”的嫌疑刚刚排除，一项更大更严重的政治嫌疑又降临到关露的头上。1955年6月的一天，两名公安干部直接到关露所在单位的办公室，向她出示了“逮捕证”之后，立即将她带走。
从此，关露就被迫在那间单人牢房里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 她苦闷、烦恼，她的精神终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于是她又一次患了精神分裂症，常常一个人呆呆地枯坐在地下，有袜子也不知道穿，看守送来饭菜时，她用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后来她被送进了医院，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正常的思维能力。出院后，当然还得回到那间单人牢房之内苦度岁月。
直到1957年3月末的一天，关露被叫到监狱办公室。管理人员对她宣布：“对你的审查已经结束，现在你可以走了。”监管人员说得这样轻描淡写，就仿佛蹲了两年的监狱如同住了两天招待所似的。
关露回到文化部电影局后，并没有分配她的具体工作，就让她参加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运动。关露对陈企霞不大了解，对丁玲可是印象极深的。三十年代在上海，她对丁玲不但有所了解而且十分赞赏。可如今丁玲却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这就如同两年前要她相信潘汉年是反革命一样，使她难以置信。
更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在当时揭发声讨丁玲的大字报热潮中，有人点了她关露的名字，说她曾经和丁玲似乎有过什么可疑的联系。群众运动的烈火一下子也烧到了她的身上。虽然她不过在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过一个短暂时期，后来一个在陕北，一个在上海，从未有过联系。解放后在北京，她们不在一个单位，不过偶尔在公众场合见过几面而已。然而政治运动的规则是：有人向你提出质问，你就必须说说清楚。丁玲是名声很大的文坛风云人物，你和丁玲即使没有组织联系，也未必没有受过她的“反党”思想影响。于是关露又得写材料，交代她和丁玲曾经有过的联系。一次不行再写一次……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她和丁玲反党集团沾不上边。
关露的健康确实不是很好。但她没有料到，就在她深受政治风暴袭击，身心都受到严重损害时，组织上却做出了一个使她感到心灰意冷的决定。1958年初，电影局的领导找她谈话说：“你调来电影局以后一直没有写出电影剧本。群众有些意见。现在你的身体也不大好。组织上决定让你退职休养。”
关露感到极大的委屈。但这既是组织决定，她也就无力抗争。只有服从。她永远都只能服从。她办了退职手续，从此成了革命队伍的“多余人”。
60年代初，政治环境一度稍稍宽松了一些。中宣部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她在这新工作上还没有来得及做多少事时，文化大革命风暴便又掀起。
1967年盛夏的一天，关露的厄运与灾难再度降临。被称作“中央三办”的人又拿着逮捕证将她带走，立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和12年前的“功德林”监狱生活相比，这一次关露吃足了苦头。
关露在监狱整整蹲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狱。自然，那条汉奸特嫌的政治尾巴仍然被保留着。8年的牢狱之苦，使她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出狱后，她没有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进了养老院。
1980年5月的一天傍晚，当她劳累了一天后，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经送医院抢救，确诊为脑血栓症。虽然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但却再也未能恢复正常。不仅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往日的许多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或根本记不起来了，而且手也不听使唤，连拿笔写字都成了问题。
此后，为了方便治病，关露回到城内机关宿舍来住，组织上勉为其难才给她安排了一间仅10平米的小屋。
1982年3月23日。为她平反冤案的文件终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
如果从1946年算起，她不断地被审查、受冲击、遭迫害，整整36年！
关露的脑血栓病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并未取得明显的疗效。生理的病苦一直折磨着她，精神上的孤苦更使她难以承受。一个长年累月躺在病床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依托和抚慰。她渐渐地不只是感到痛苦而且感到绝望了：想到自己的病大概再难治愈了； 她的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心愿和计划也将化为泡影。如果说在以前多次受打击遭迫害时，她虽有痛苦，但更有委屈和不平。
她知道，近40年来她所受的折磨和损害是再也无法补偿的。身体被整垮了，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一个健康无望的病人，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