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最后的遗作扫描（一）
包遵信最后的遗作扫描（二）
现在，七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知道小说《刘志丹》，都知道这是本“反党小说”。虽然这本小说很少有人读过，但自它1962年在报刊上发表以后，有个重要的变化则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阶级斗争更加普遍化、经常化了。各系统各单位都纷纷找所谓“反党小说”、“反党电影”、“反党文章”；原来这一切都来自“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自此以后，有了这样的“最高指示”，一会儿批判电影《早春二月》、鬼戏《李慧娘》，一会儿又禁演《舞台姐妹》……直到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揭开了文革的黑幕。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所谓“反党小说”及这段“最高指示”，可否把它看作是发动“文革”的前奏曲？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式出笼的信号弹？这个推断如果大致可信，那也就不难理解当初围绕《刘志丹》这本书竟然那样大动干戈，连我们这些隔得很远的部门也闻风丧胆，可见当时的威慑作用何其大也。
现在的人很难想像，这部被钦定的“反党小说”，当时谁也不曾读过，当然也不知道具体内容，更不用说小说这段历史了。传闻它是“为高岗翻案”，要害何在是不言自明的。难怪小说作者李建彤在“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一书（不久前在香港出版）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辩白自己未曾写过高岗。《实录》详尽记述了作者当年与专案组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此为线索回顾了当年调查、访问、写作、修改的过程，和尔后的立案审查、诱供逼供、上诉申辩，最终获得平反的详细经过。在中国，这类“文字狱”多不胜数，但像《刘志丹》一案由最高统治者（实为“独裁者”）定性的“反党小说”倒不多见；由此还扯出一个所谓的“西北反党集团”，“文革”中此案进一步升级，不仅受株连的西北老干部被斗、被关、被逼自杀，还扩大到陕北根据地的普通民众，总共大约六万余人。这仅仅是一个个案实录，类似这样的冤案全国又有多少？
《实录》当然是《刘志丹》一书的有关史实，同时也是陕北根据地许多重要中共党史的基本史实。因此可以把它作为了解中共党史的资料，可能更有意义。
中国正在向现代民主制度转型。要完成这个转型当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要跨入它的门槛并不难，只要执政党开放党禁，还政于民，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就等于放开了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大门了。然而，要中共放弃“一党专制”谈何容易，这个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时下执政党叫得最响的口号，轮到自己时却总是兑现不了，原因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它被用谎言与欺骗所编造的历史、神化的历史还未曾得到清算，甚而连世人皆知的历史真相，也列为禁区，不许你写，不许你说，试图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种霸道的行径，连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不曾有过！
谎言与欺骗编造的历史殿堂，尽管它似乎“巍峨辉煌”，也经不起事实的戳穿，早晚都有颠覆的可能。《刘志丹》一书之所以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澜，前后十年，受害数万人，就是因为它有可能颠覆执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