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凡
3月10 日，中共副外长武大伟在回答记者关于毒饺子的提问时，一方面承认良好的中日关系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却又“轻松”地说：“几个饺子能够阻挡中日关系的进程吗？！”。很明显，中共官方对于毒饺子事件颇不以为然。
无独有偶，几天前，在北京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面对国际媒体时，无视自己的同胞刚刚被枪杀的事实，公然否认中共军队开枪。
表面上看，以上两个事情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是中共延续一贯的做法——诉诸暴力，蔑视舆论。但是，细细想来，这背后却反映出了专制制度视生命如草芥的实质。
按道理说，武氏曾经长期工作与生活在民主社会，应该知道人类主流文明的基本内容。那就是：对于生命的尊重，既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和目的。换言之，尊重生命作为人类活动的手段和目的，它贯穿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深度。只要生命——无论是族群或者个体，无论是多数或者少数受到伤害，那有关的政府、组织和行动就既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也没有文明发展的合理性。
而那位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据说出身藏族，想来也该有基本的宗教情怀，或者说，理应对于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有基本的了解。在藏传佛教的教义 中，杀生、妄言者都不可能为藏人所接受，更不用说担任自治区主席了。如果他不能保护藏族，甚至公然与屠杀者同流合污，那他就必然失去在西藏从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让我们再往前追溯，5、60年代的反右和饿死人到天安门事件、SARS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上述情况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已经延续了60年。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中共的官员们不顾公众的谴责，不顾良心的煎熬，前赴后继地去进行违反国家民族利益和背离公序良俗的行为，毫无愧疚之心地去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呢？ 又是什么原因使很多本来在亲友眼中的好人成了万人唾骂的屠夫，成为千夫所指的民贼呢？
这里的答案就是一个，就是专制制度。在这个制度里，人权、道德和法律没有哪怕最低的地位，人性中残暴、愚蠢的一面被不断的激励而膨胀。劣胜优汰之下，这个制度就越来越具备绞肉机的血腥功能，它甚至连自己人都不放过。在这个制度中讨生活的人，包括像武大伟和向巴平措这样的高级干部，不但要具备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口才，也得有灭亲友、烹走狗的冷酷心肠。不然的话，自己也就可能被这个机器绞进去。像陈独秀、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就是明证。历史清楚的告诉我们，中共的倒行逆施将“惠及”每一个人，而且不因国家、民族、信仰、贫富等等差异而有所不同。例如，中国农民曾经支持中共夺得政权，得到的报答却是财产被夺走，数千万人被饿死；中国工人一直是写入宪法的领导阶级，但今天却拥有最大的“下岗”群体；中国的“民主党派”曾经伙同中共颠覆了民国政府，但是今天却连自己立党立派的章程都得由中共“钦定”；而日本也曾数次挽救中共的命运，但是今天却连认真对待毒饺子事件的基本要求都不被满足…。总之，中共是以专制的需要而不是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依据，甚至杀人、流血也在所不惜。在他们眼中，什么战略伙伴，什么民族大家庭，什么和谐社会，统统都是骗人的幌子！
表面看来，正如大陆媒体所不断明里暗里强调的那样，毒饺子和西藏屠杀都发生在中原之外，似乎中原是例外。但在实质上，这两个问题的最大受害者还是中原人。例如，毒饺子引发的贸易后果大多要内地承担；西藏屠杀损坏的国际形象也大多要内地承担；而且，如果没有强大的反对势力，同样的专制思维方式和专制统治手段更将会加诸于中原人民。土改、反右、文革、天安门事件、SARS 事件，哪一次不是内地受害最大？！殷鉴其实真的不远啊！
2008年3月18日于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