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0日以来发生的西藏事件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其实都在中共政府意料之中。早在1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接受凤凰卫视（香港党媒）采访时，就已经高调表示要“严控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按照中共当局一贯的政治逻辑，针对印度流亡藏民组织的“再回西藏”运动的“应急预案”应早已准备就绪。
事发之后，中共当局出动军队控制局势，严密堵绝消息外泄，面对世界各国的民间抗议与少数政治家的谴责，北京“以不变应万变”。如此“冷静应对”，当然得“归功”于1989年“六四”屠城所获宝贵经验：千招万招，不如“以力制人”这一招。
在中共的执政经验中，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中共面临的国际困境无过于1989年屠城之后。当时，国际社会虽然纷纷宣布对共实施经济制裁，但中共当局硬着头皮扛过来了，当年就有日本首相来访，继之各国都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经济制裁。时至今日，各国与中共的经济来往已千丝万缕，如何制裁？制裁之后到底是中国受损还是西方国家受损？更何况西方各国政府要考虑的“民意”不仅有支持西藏的，还有“沉默的大多数”，那当中包含不少国际财团，这些人影响政治的能量远远大于那些抗议中共当局暴政的群体与个人――这是多年来中共以利益引诱国际商界的结果，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一策略不妨称之为“以利诱人”。
其实，中共当局对待西藏，也一直在实施“以利诱人”这一招。王力雄在《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一文中谈到这点：“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3倍。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他将西藏人与汉族农民作了个对比，“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与西藏关系最佳的清王朝，历260余年对西藏的“封赏”，按当时价格折算成货币收入，充其量最多与共产党近5年援藏的数量相当。但为什么清朝终其一世，与西藏相安无事，而如今的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却危机迭起，巨大的物质援助只换得藏人的怨恨，最后发展成中共当局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键在于清王朝与中共当局处理对藏关系的谋略不同。清王朝只是要个宗主国的身份，让西藏完全自治，从不干涉藏区内政。而中共当局的治藏之策，几乎就是毛泽东治理汉人区域那种“天翻地覆”的翻版：打乱整个社会结构、消灭一切“反动阶级”（即有产阶级），扶持底层社会部分成员成为统治者。但比汉人居住区略为“宽容”的是：还允许寺庙与宗教的存在，只是要接受政府控制管理，不象汉区那样强迫和尚尼姑道士等还俗，并将大量其他宗教列入“反动会道门”镇压。于是，在汉区的阶级斗争在西藏就成了颠覆藏传佛教文明的民族兼文明冲突。
但西藏毕竟与汉人区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其精神领袖达赖逃出西藏，历经磨难，其理念已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通过他的巨大感召力，让世界广泛同情雪域高原所经受的磨难，“让西藏自由”已成为西方各国随处可见的口号。而毛后的中共当局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治藏之策，只是更多采用物质利益“加抚”，鼓励汉族移民入藏经商。也因此，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等诸种矛盾交汇。最后，中国政府与西藏的矛盾就变成了广义上的藏汉矛盾，每一个汉族人都自愿或不自愿地被迫裹挟其中。
以力制人与以利诱人，在短时期内都不失为有效策略。但只有道德感召力才能使一个国家形成凝聚力与向心力。以中共当局如今这种无德之治，现在就算以武力再度平息了西藏抗议，而种下的仇恨只会越来越深，难以化解。这方面，还是建议中国政府向美国学习管理波多黎各托管地的经验：每年给波多黎各几百亿美元补贴，但从不干涉其内政。因此，波多黎各人民的烦恼正好与西藏人相反：想成为美国联邦州的正式成员而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