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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中的孔宋豪门真的没有贪过污?

乐之史

这几天,“四大家族”,这个几乎要被中国人忘记了的词汇,又频频在在海内外华文媒体上。作为“四大家族”中排行第二的“宋子文”的女儿更是高调接受许多记者的采访,言谈间,似乎颇有为“四大家族”大鸣不平之意,尤其对宋子文氏,更是突出其“爱国”的一面,强调宋对中国有过诸多贡献,同时由记者报道来看,似乎其后代也声称目前并没有找到宋氏贪污的史料证据。

在中国,几乎所有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四大家族”是什么意思,按照官方的历史或政治教科书,这个词就是专指“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以及陈立夫他们四大家族,他们的贪污腐败也使得国民党失尽民心,最终败于代表“正义力量”的共产党。这种“历史知识”教育已经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大陆中国人的大脑,因此,只要说到国民党时代,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想到当时的“四大家族”的恶行。那么,这种历史知识究竟有几分真实,或如其后代声称的基本上是一种“诬陷”?

“四大家族”这个词,依照目前的资料来看,似是陈伯达1946所发明。陈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笔杆子,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除协助毛起草一些重要的文书外,陈伯达也是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干将,以他署名的一些文宣作品曾经都是打击蒋介石与国民党声誉的重磅炸弹,如《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了。此书在正式出版前,曾经从1946年11月13日在《解放日报》连载,并立即以单行本出版。这本书估计当时的印刷量就大得惊人,印行后就广为传散,并且一版再版,成为瓦解蒋介石统治集团合法性的一枚超级原子弹。

陈伯达此书写法很独特,全书到处可见数据与注释,如果不去注意那些明显的政治用语,从格式上看还是挺像一本学术著作的。书中指控蒋、宋、孔、陈四大家以“官”“商”形式,在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闻出版事业等各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陈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论证,为了凑足这个数字,陈乃将所有与蒋宋孔陈姓名有点关系的公私工商产业都归入他们名下,这当然是很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然而,今人是否能因为这个数字的不准确,或“四大家族”一词的科学性有问题,就对陈伯达的指控能够完全否认呢?

其实,如果我们撇开“四大家族”这个词,从1927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来看,豪门资本或“官僚资本”的问题显然是客观存在并且日益严重化的。而这里的“豪门”或“官僚”,最显著的又当然是孔祥熙与宋子文两大家族。所谓“孔宋豪门资本”依仗官方关系,利用时局大发洋财,这在抗战期间乃至战后都是国人皆知的“秘密”。而国民党内部对孔宋官商不分,公私不分,以公权力为家族生意保驾护航,也是充满了批评意见,如曾经主管资源委员会与经济部的翁文灏,以及“清流派”傅斯年、马寅初等人,都曾经公共抨击孔宋贪腐问题。即使是硬被戴上“四大家族”帽子的蒋介石与两陈,他们对孔宋之行径也未必满意。陈立夫在其回忆中便对宋子文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大为不满,认为其应误国害民不浅。政策变化之间,孔宋家族控制公司通过事先情报及内线交易得到的暴利自然也为人诅咒。姑且不论民议,即使代表国民党中央喉舌的《中央日报》到后来也成为揭弊者,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刊登《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一篇报道 ,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其中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主持的孚中实业公司结购外汇为1.53亿美元,孔祥熙之子孔 令侃主持的扬子建业公司结购外汇为1.8亿美元,而宋子文投资的中国建设 银公司亦结购外汇8.7万美元。在当时物价飞腾通货膨胀已至极点之时,谁都知道拥有美元外汇意味着什么?

孔宋控制中国财政总枢纽20余年,而宋更早在1923年就帮孙中山打理党费与钱财。正如蒋介石机要秘书周宏涛晚年所说,虽然孔宋未必有把国家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但他们从政期间亦官亦商,经常藉着为官便利来经商大赚其钱。这种以权谋私官商不分的行为难道不能算“贪污”吗?至于他们其实,如果后人能认真检查史料,仅就当时参政会、立法院、监察院、以及各方民意代表的检控材料来看,宋孔两人涉嫌贪污的证据恐怕也会积案盈尺吧。所以周宏涛就说,宋孔的行为不论在当时或现在的标准看来都是不应该的,蒋经国对此也“强烈地反对”。小蒋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其实就已经准备拿孔宋家族开刀了,只是迫于宋美龄的压力,最后不了了之。后来美国人对蒋介石政权不满,除了军事上之失败,可以说孔宋贪腐也是致命的因素。

也正因为抗战前后社会上对孔宋家族非议甚多,因此中共得以利用此种舆论大做文章。不过其策略却是从政治上将蒋、陈与孔宋联结起来,拼成一个“四大家族”的名词。其实,蒋介石根本就不需要贪污,他要钱办事只管写条子向财政部要就是了,从档案来看,蒋本人根本没有也办什么公司,或存许多钱在银行。两陈在国民党内在经济上面一直有清誉,对他们的批评最多也就是垄断党务罢了,很少有人说他们贪污。但是对孔宋贪腐的批评,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仍然在继续。不过,颇富讽刺意义的是,今天的大陆倒是官商勾结贪腐遍地,而曾经痛批国民党“贪污集团”的大陆当局似乎对此一筹莫展,除了从道德上声讨之外,似无根绝之良方。在这种民间都相信“无官不贪”的气氛中,当年背着贪腐罪名离开大陆的宋氏的后人,自然可以义正辞严地来到大陆为其先人寻求名誉平反了。

眼下,中国纪念史学似乎很是昌盛,但是这种“纪念”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正面的历史知识呢?即使某一历史人物曾经在其职位上对国家有过什么贡献,但是这种“贡献”能用来冲抵其曾经有过的渎职贪腐行为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抛开《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的文宣火药味道与意识形态偏见,从其对执政当局负责官员不当行为的强力批评这一点来看,也许还是可以供后人稍作借鉴吧。

乐之史,2008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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