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
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祁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
敬颂撰祺！
弟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廿四时”
这是毛1937年写的一封亲笔信。收信人是范长江（1909-1972），时任《大公报》上海版通信课主任。
信中提到的文章，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有关此文发表的情况如下：
“2月15日上午，从西安回来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下午，他每日必看的《大公报》送到，显著位置登有一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这篇文章是刚刚从延安赶回的范长江写的。
文章中写道：“……‘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共产军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的形式……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同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三中全会现已开幕，对于当前的政治大问题，当然要有一番缜密的商讨。不但水深火热的西北军民切盼着这次会议给他们好消息，全国民众也以异常关切的心情期待着。‘
文章中所写的‘西安事变’真相和团结抗日的主张与蒋介石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蒋介石勃然大怒，召来正在南京开会的张季鸾，对其大发雷霆。而毛泽东则相当高兴，他给范长江写了一封感谢信，……“”“（《大公报名记者丛书〈塞上行〉》，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7-18页）
毛信中开头说的“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指的是此前的2月9日范长江对延安作的闪电式的访问。作为首个深入陕北根据地进行采访活动的国统区记者，他所受到的接待一点也不“简慢”，而是极高规格。
那次是博古`罗瑞卿陪同他从西安出发的，延安还贴出了“欢迎长江先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标语口号。他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张闻天`林彪`张国焘`廖承志`林伯渠和丁玲等传奇人物，当晚到了毛的窑洞，两人彻夜长谈。
“这番谈话，让范长江觉得‘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矛盾问题’。他向毛泽东提出要留在陕北，一面继续学习，一面收集材料写书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则劝他回到《大公报》去，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同上，17页）
他听从了毛的意见，当即赶回上海，写了上述文章见报。
在赴延安之前，他已实地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由《大公报》以头条在要闻版上加框发表。而该报导完全是“先斩后奏”的行动，因他本在绥远前线采访，获悉“西安事变”后，并未向老板胡政之报告，即只身前往西安。
不料2月2日当他经宁夏到兰州，再翻越三百里雪山，好不容易抵达西安城下，却吃了闭门羹。事缘当天东北军少壮派营长孙铭九等，枪杀了主张撤兵的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城内局势紧张。次日事件平息，他才得以进城，接触各方面人士，并在杨虎城公馆首次见到周恩来，谈话结束时他要求赴延安采访，迅速获准。从而使其人生轨迹出现根本性的转折。
不过，尽管此后他政治上明显左倾，《大公报》胡政之`张季鸾依然对之寄予厚望，着力培养其成为接班人。他们让他写社评，这是表明该报立场的言论。
其时抗战已经爆发，范长江首次执笔，写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主张。这和张季鸾主张的“国家中心主义”，“即全国都应该团结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周围，尽力抗敌”相异。文章被张否决了，后由邹韬奋办的《抗战三日刊》发表。
由于与报社领导人政见分歧，范长江未几自行出走，离开了《大公报》。时在1938年10月1日。
不过，他对胡政之的知遇之恩一直心存感激，曾回忆道：“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上述这些事实，使我非常相信《大公报》是有‘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作风。”“（同上，23-24页）
其实《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中性标题，就是胡敲定的。该文是范自延安归来当日，在胡的办公室写就。范每写一段，胡即看一段，一些关键的提法和用词，胡皆帮助斟酌。完稿后胡又决定“抗检”，并无送交当局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还嘱咐该报天津版同时发表。可见胡早已准备为坚持其办报理念承担责任。
因此，虽然范长江并没有成为《大公报》的接班人，但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记者，虽与其自身的努力和时代大背景分不开，而《大公报》的培养和重用同样功不可没。”（同上，23页）
就本身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素质而言，范长江在当代中国记者中堪称罕有其匹。
早在1927年他就以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教导团学生兵的身份，参加过南昌起义并随军南移，后跟随方鼎英部队北上，担任看护兵。一年间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此后他先后考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和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就读，1932年他放弃了后者即将到手的诱人文凭，转赴北平入读北大哲学系。其间多次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并自1933年起为北平至天津多家报纸撰写教育通讯，后因受胡政之赏识，专为天津《大公报》撰稿。
1935年7月，他在胡支持下赴川北`甘南考察采访，为期十个月，其旅行通讯后结集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几个月内连续再版7次，广受读者欢迎。中共长征情况即于其内首次获得公开报导。
1939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加入中共，介绍人是周恩来。同年10月离开《大公报》后，他先后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至香港沦陷，他到了苏北解放区。国共内战时期，他先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后任延安新华总社副总编，追随毛转战陕北。
以其资历和专长，中共建政后他应留在新闻工作岗位。然而，他虽曾出任新闻总署副署长（署长是胡乔木），《人民日报》社社长，却到底适应不了中央机关报的领导角色。1952年即调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范长江因其以往作品中的“问题”，被诬为“三十年代反共老手”，长期关押，受尽折磨。连夫人沈谱（沈钧儒女儿）也被关在地下室达数月之久。（同上，29页）
其后，他主动交出一份1941年写的长篇手稿，题为《祖国十年》。其内容时间跨度为1931至1941年，旨在“批判国民党，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曾在香港《华商报》连载，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能发完。由于文中对蒋当时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示鼓励，结果酿成大祸，被视为范“四十年代脚踏两条船”的铁证。于是，其“坦白”行动非但未获“从宽”处理，反而是“从严”了。（同上，30页）
“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的一处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谁能想到，在国民党军队中死里逃生，在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的范长江竟死于他热爱的新中国！”（同上）
对于他的死于非命，周恩来肯定感到痛惜。他和杨刚都是《大公报》名记者，都深受周的器重。然而如同57年反右时无法保护杨刚一样，文革期间周也不可能对他施以援手。尽管他身为已故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主席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的乘龙快婿，也同样得不到半点好处。
说起来，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公报》名记者这个身分曾使他成为毛的上宾，毛甚至在写给他的亲笔信中以“弟”署名。这虽是毛之谦称，亦足以使受信者引以为荣。
可是，同样是这个身份，令他受到《人民日报》造反派的残酷批斗。
对此，女记者金凤回忆道：
“造反派多是些大学毕业刚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和一些工厂工人。老实说，他们对长江同志的经历`为人一无所知，对长江同志在《人民日报》的工作也一无所知，只凭他曾是‘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名记者，就对他穷追猛打，胡批乱斗。长江同志那时已五十多岁，有些发福。他站在那里，脸色苍白，任凭造反派怎样怒吼，他就是一言不发。”（同上，29页）
对于他的栽赃诬陷，包括指控其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关于红军的部份不确`不恭”，他曾“上书据理抗争过”。（同上）
但这些造反派事前似乎功课做得不足，没有像另外一些人批斗同属《大公报》名记者的子冈时那样，抓住其描写毛的片言只语做文章。须知当时凡属对毛“不敬”的文字，都会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从而定为死罪。
不妨看看范长江当年笔下的毛：
“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同上，16-17页）
这跟子冈1945年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里，将毛说成“仿佛来自乡野的书生”，可谓异曲同工！子冈57年因此被揭发，称之为对毛的“恶毒诬蔑”。
范长江倒是侥幸未因上述文字遭灾。
今天重读这两位名记者的旧作，不禁感到他们只描绘了短暂晤面所见的表象，而似乎忽略了毛的枭雄本质及多重性格。毛固有儒雅温和的一面，也不乏幽默的谈吐。但其刚愎自用，阴险暴戾亦无以复加。
鲁迅尝谓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刑天午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是同一诗人陶渊明。以“弟”自称，请“长江先生”“时赐教言，匡我不逮”者，和宣称“书越读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也是同一人。
就范长江的党龄而言，在中共显然不入特别资深之列。但能在延安窑洞中与毛作彻夜谈者，似未闻有第二个。然最终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
呜呼！
（08-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