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独家：俞正声痛批李炜光笔墨公案始末

阿波罗独家：大陆媒体人特稿

俞正声与李炜光的一段笔墨公案

东方硕

俞正声，上海市委新任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权倾一域的封疆大吏；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博导、首席教授，中国著名的财政史专家之一。

按说，此二公分属不同地域、完全不同的工作性质，在现实社会中极难发生碰撞之可能。

但是，在李炜光2008年元月6日上海《新民晚报》上应约发表了题为《税收超增长，谁人受益？》的评论文章后（本文后面附有全文），碰撞随即发生了。

看来俞正声是仔细阅读了李炜光“税”篇全文，因为据说俞几乎对该文的每个段落都加了评注，而且用词据说是“相当严厉”，竟然说出了这样偏激的一个学者的文章怎么能在上海的媒体上发表的话。

这还不是全部。

既然书记动了肝火，自然就有连锁反应：于是，晚报评论主管被调离部门等等；这些做法虽然有欠公平但还仅仅属于关门打“狗”之类；更不可思议的是，李炜光的文章及俞正声的批注居然被印发到上海相关部门及上海部分高等院校，层层传达，有关部门在领会首长钧旨后还组织人员撰写批驳该文的文章……，等等。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俞正声没想到的是，有关部门与学界的学习讨论中，人们发现，李炜光的文章不仅立论上没什么问题，而且文风相当平实温和，人们实在不明白上海的新书记缘何对这样一篇比较理性的文章弄出那么大的动静？人们更不明白的是，身为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的李炜光，他的文章为什么就不能“在上海的媒体上发表”??因为大上海的传统毕竟是兼容开放而不是排他闭锁。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关部门请来写“批驳”李炜光文章的学者，压根就没按照约请者的要求去写，其基本想法与李炜光文章的意思并无矛盾之处。

各级讨论的结果很快得到了反馈，意见那么大、思想那么不统一、反弹如此强烈，这可能是始料未及的，眼看着这一波“舆论导向”将难以收场了，俞正声的前也现身说法地讲了以前在上海任职期间如何协调与媒体关系的看法，个中含义不言自明。俞正声这才感到了自己前一阶段的动作有些过大，于是，又声言自己对李炜光的文章只是随便一批，看来是不明白下面为何有如此反响？

嗣后，饱受上海各界“批驳”的李炜光突然接到了《解放日报》关于我国财税改革为题的一小时专访。访谈本身相当成功，但发表出来的仅仅是其中无关紧要的一段寥寥百十来字??估计报社编辑与李炜光本人都错会了领导意图：书记先生的那么大动作当然不可能全盘否定，采访仅仅是发出一个和缓信号而已！

据李炜光说，他是一个月前在广州中山大学才得知为自己年初在《新民晚报》的那篇文章曾经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冲着我的文章有那么多的事情，我肯定要做出恰当的反应。”一贯温和的李炜光显得颇有些愤慨。

新官上任三把火，俞正声到上海一段时间，未见对上海的十年巨变有什么感慨，在视察了一个旧式住宅区却发出了“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惊人之语。殊不知，即便在纽约香港，人们同样可以看见有比这更不堪入目的处所，如果也说那里“水深火热、暗无天日”，那就闹笑话了。

上海地方一贯重商轻文，即便在称之谓思想阵地的媒体业界，一般也是商业氛围浓郁，思想人文关注相对淡薄，所以，要抓意识形态问题往往缺少发力点；李炜光的文章恰好作为上任新官俞正声对舆论界发威的一个抓手。从逐段有批注、层层传达讨论来看，俞正声颇花费了一些精力与心思，并非如他后来所言只是随便一批。但是，他忽略了几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后来的被动局面，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形象基本负面。

1、现在的中国社会，并不象五十年前那样，政府可以任意找一个文人例如胡风那类文字做文章，便可由此在一个地区甚至全国掀起一场思想清理运动，在一个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进行这样的努力是很徒劳、很可笑的，显然给人以执政水平不高的印象。

2、文章作者在天津，一个与上海级别相同的直辖市的学者，你认为作者再偏激，也没本事去对他进行调离原工作岗位那样的处理；奈何不了风光依旧的作者，却将自己的下属整得灰头土脸，这种方法其实称不上高明，相当缺乏团队精神。

3、差不多没隔多久，同样在广东刚上任不久的新官汪洋，非但没有发出哪类人不能在我广东地盘的媒体上发表意见的指令，而且还在互联网上与来自各地的匿名网虫互动，期间频频称兄道弟、插科打诨，表现得相当挥洒飘逸，让官员与民众乐了好一阵子，赢得良好口碑；而俞的这项做派引起的却是上下普遍郁闷紧张；两下一比较，高下立见。尽管后来有亡羊补牢的意思，但已为既成事实，官声受损，俞正声的失分不可谓不大。

4、历年以来，上海为了自身发展，颁发了多项优惠政策吸引全国甚至在国际范围延揽了大量人才；类似李炜光这种学术带头人的文章能够在上海的媒体上经常出现，可以表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开放的形象以及吸引人的魅力。连秦始皇都能采纳李斯的《谏逐客书》，何以在21世纪的上海说出了“这样偏激的一个学者的文章怎么能在上海的媒体上发表”的话？

5、李炜光是我国研究财政税制上数一数二的专家，在关于税负民生方面的研究领域内至今鲜有出其右者；而俞正声虽贵为一方诸侯，党政军一把抓，却未见得在财政税制的研究方面比李炜光高明，说得不客气一点，两人在这方面的学术水平根本就不在同一层次上，当然不排除两者可以相互探讨。退一万步说，即便李炜光的文章全是谬误，俞正声的批语字字句句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也不应该动用行政权力压制对方、不让人说话的做法至少是相当不斯文的。这相当于文革中拿“马尾巴的功能”做文章这类笑话的重演。

  最后归纳一下，俞正声与李炜光的这段笔墨官司，反映的是一种执政思维的问题。以理服人则百花齐放，以权势压人则万马齐喑。在一个有着世界上最巨大吃财政饭的人口的国度阐述税负与民生应紧密挂钩毕竟不是什么说不过去的想法，动用庞大资源进行所谓“批驳”，实在有悖于历史潮流。

阿波罗独家：大陆媒体人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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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税收超增长谁人受益？

◆李炜光

   我国税收多年维持年增幅20%以上的增长水平，而且增长幅度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到了“巅峰”阶段。据报道，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4.9万亿元，比2006年度增长31.5%，把GDP远远地抛在后面。由于持续增税，我国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制度外收入、债务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等占GDP的比重，即大口径宏观税负，目前已达40%以上。
   
    我们从来是把税收超额增长当作“喜讯”来传达的，在那个冰冷数字的后面，纳税人的感觉究竟是什么？近年来，《福布斯》杂志一直把中国内地税收痛苦指数列为全球第二，或第三，能直观证明的，是人们手里的菜篮子，是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微型企业的命运。
   
    消费不足仍然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已经上百万了，许多人奋斗一辈子未必赚得来。此外还有子女的学费、养老、失业、医疗等一大堆民生问题，样样事关咱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衡量政府的政绩，民众看的就是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
   
     据说近年还要开征不动产、遗产税等，这些都属于直接税，人们没法儿转嫁，只能规规矩矩地掏腰包，但脑子里的疑问和疑虑也越来越多：征了这个税，你给我们减什么税？你不能无缘无故给我们增加一块税收负担；开征这个税以后，我的税负水平会不会有所提高？提高多少？会不会使我们全家的生活水平下降？我们不认可怎么办？找谁投诉？投诉结果不满意怎么办？还有更大的问题：应该由谁来决定征收或不征收这个税以及怎样征、征多少？交税之后能获得什么回报？政府的公共服务能有什么样的改善？等等。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税收“新花样”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民众的反弹，有关部门却一直没给出个令公众满意的答复来。
   
    事实上,政府机构的裁减和改革还远未完成，“吃饭财政”的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还要耗费在“人头费”上面，在这种情况下，以年度超千亿的速度增长的税收究竟能有多少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呢？
   
    政府的财政行为应以公共利益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依归，在使用其权力时做到经济而有效，不能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准则征集和运用财政资金，不能只是从政府的财政需要出发，单纯凭借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强制性地向社会提取。政府的权力，包括财政权力必须得到来自公民和法律的有效监督，否则将导致公共财富非法流入私人腰包，最终将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征的税越多，财政支出的效益就越差，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就越大。
   
     在征税问题上，政府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在民众之中的信誉，“该不出手的时候决不出手”，往大里说，这正是“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民意之所在。我的看法是，第一，不管政府出台什么样的税收政策，都应当有效改善民生状况，提高国民福利而不是降低这种福利；第二，不管出台什么样的税收政策，都应当强化而不是削弱市场的力量，应当把不确定风险降至最低而不是让投资者感到自己面临着增加了的风险；第三，税收不是政府“赚钱”之所，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归全体人民共享、分享，而不是好处只归了少数人；最后，法律不可当政策使用，不能一方面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另一方面却不尊重纳税人的权利。拜托决策者在征税时无论何时都切记这四个关键之点。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