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赞美之声愤起，说其是大侠者有之，是义士者有之，说，以暴抗暴即将风起云涌者，亦有之……其间，很少有人对此持有一般性的谴责和批判，就是说，要将杨义士归类于弑警者，应该受到惩罚。
这些说辞之原因十分简单。所有东、西学人皆曰：如果当局不予人民免除暴力伤害之权利，人民自有暴力维护自身之权利。中国人里关于弑吏无罪之言路也并非不可见——如，李贽之言说，就有这类内容。问题是，杨士的行为究竟应该如何估计。除去上述原因，这些原因归于杨士方，人民方——那么，官方如何对应这样的暴力，也是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如果官方丧失了合法合理的官民疏通渠道和类似和平理性解决问题之机制，所有暴力萌芽，自然会茁长以应对之——就是我们和一些作者所谓：我们的当局，不是甘地面对之英国宪政当局，不是曼德拉面对之德克勒克之和解政府……所以，用甘地精神，曼德拉精神或者其他什么和解、非暴力精神，面对杨士问题，都呈现误解与无解状。然而问题是，如果仅仅乱世出杨佳，是不是问题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呢？也并非如此！
前此，我们有过关于国人在无权状态中维权说；说的，就是以国人之真无人权状态，呼应假有宪法保护状态，施行的任何运动和行为，其实奏效者寥寥（唯一振振有辞者云，我们要弄假成真！）现在，和平主义状态死亡，暴力主义状态萌芽，是不是国人民主和民权有救，只等揭竿而起，直捣黄龙乎？其实也很悲观。这个悲观，不是我们在精神上有所缺憾，在价值上有所阙如，而是我们在知行之问题上，无准备，无措施。大而言之，孙大炮，他本人就不会直接出手暗杀或者弑君于本土；只有汪精卫，徐锡龄如是选择；又，列宁同志也不赞成其兄之为，以暗杀对待沙皇。再说了，共产党崛起以后，他们虽然实行一系列暴力行为，但是，也没有主张以所谓"个人英雄主义"实行杀弑者——顾顺章要爆炸一家夜总会，也是受到陈庚和周恩来反对的。那么，共产党搞些什么东西呢？他们搞精神"正确论"。比如，他们说，要搞武装斗争。但是，武装斗争不是暗杀行刺。个人行刺说更是绝对不行。他们搞经济剥夺，发动成千上万之贫下中农，杀死地主乡绅，却是假农民之手。他们把很多知识分子拉近联合政府，说是要实行多党制——就是说，就连共产党也知道，只是倚靠某种精神和物质上的一种暴力冲动（前此有"正义冲动说"之讨论），是不可以成就事情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行为和思想特征。所以，在其夺取政权之几大武器库里，没有暗杀行刺，这类布朗基主义之内涵（杀死叛徒，另说）。
我们又说，列宁在鼓动十月暴动的时候，确实是枉顾宪政，邀买人心，甚至镇压立宪政党和拥护之之群众——在1918年1月，公然屠杀彼得堡街头争取民主宪政之工人阶级，将红旗践踏和抛入水沟（见金雁文章）。但是，列宁主义，也并不复合任何自由暗杀行为。何以如此，事情是极为明确的。就拿列宁和毛氏面对之武装政权举例，他们一方面打出红旗以取代白旗，一方面实行政治操作，以武装之行为，联合民众意志，最后将乌托邦变成人间地狱之现实，是因为他们其实，不单是武装群众，而且是以其精神和许诺，吃掉了国人的良知。所谓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解释一下，就是以天堂之召唤，掩盖他们建造地狱之实质。所以，共党行为和历史上很多"精神变物质"之行为，有共性，却又有本质区别。这个本质区别就是，他们的精神和物质，都是一种虚妄和膺品。
问题究竟何在？
问题处在历史上政治行为上的基本操作面上。
共产党的操作面和中外历史上东、西政治的操作面，应有异同。这个同，就是他们知道暴力革命之精神并不是简单的刺杀行径——这个革命，本来源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为（自然也不排除其政治说教，如，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等等），但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民粹运动于千百万农民或者平民之意志，却是暴力革命之根本。这也就说他们说的几大武器：武装斗争（暴力），统一战线（宣传）和党的建设（组织），云云。
换言之，自由主义的任何实际操作，很少有这样的实行之道——这样的实行之道，往往付诸于君主，贵族，革命者，启蒙知识分子——很少单独由自由主义者全面把握。我们看到，最早的民主政治，就是古希腊之陶片选举法。后来，游戏和规则的发明，使得很多政治操作变得可行。近代以来，革命，复辟，王政，宪政和民主，接二连三地在西方世界发生发展。其归宿，就是变君主意志，为公民选择。这个路径上，也是合力的成分居多，专制民主共存，铁血怀柔皆备。俾斯麦，并不是简单扼死民主和宪政，而是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见其传略）。一部俾斯麦传记，可以说是暴力和反对暴力，侵略和反对侵略，和平和玩弄和平的政治艺术，贵族艺术。俾斯麦和拿破仑一样懂得在操纵民主和皇权之层面上纵横摆阖，胜败于斯。他们不是简单掐死反对派，而是使之落入圈套。等等。于是，在这些君贵指导下的民主和专制，在维护西方游戏规则上都做得游刃有余，显得很是智慧、很是贵族、很是民主。这是他们反对巴黎公社和1848年起义这类暴力文化的政治依据。
在俾斯麦和拿破仑看来，如果排除其赞成的法典和普选，排除其对于革命和皇权的讨论，任何暴力的政治和政治的暴力，都会显得极为可怜和极为贫乏——哲学的贫困，也许取代了贫困的哲学——然而，其政治操作回归文化层面的谋略和艺术，最大限度地排斥简单的暴力。如果说德国统一最后一步是普法战争，那么，俾斯麦操纵政党政治，平衡皇权和议会之间的权术，则是缘于其政治层面的规则。其武力干预，却也是因为要建设一个统一德国与欧洲的平衡国际格局，不是为了完全的战争甚至扩张。等等。这个暴力，宣传和组织的游戏，并未取缔宪政规则。既然其本体在政治层面，在政治理性，当然就最大限度消除了其"铁"，其"血"。
我们说过，日本人选择了议会和政党政治，起码在其国内，实行了民主宪政，容忍反对派，视大隈和板垣为"两大敌国"，实现了其武士和民士之间的和谐——只是其对外采纳了西方殖民主义（自由的英、法、德、俄，盖莫能外之对外不民主之路），而最后走上军国主义之路，几乎导致亡国灭种。
一言归纳，包含马克思主义之负面政治和民主主义之正面政治在内，各国国人和学者多少年来已经酿成的政治陈酒中，也是排除简单暴力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成熟之国家，会在现代社会里，讨论我们关于杨佳事件之是非成败。这个是非成败，违背了政治常识和政治艺术的操作规则，或者说，是实行了简单暴力主义操作之无原则，无规则之路经，而我们的写手，却正在百思不解地解释和诠释这个杨士事件的所谓意义。
这其实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反过来说，杨士事件说明的正好是，我们就连共产党推翻国民党使用的那些伎俩，都不知道，不实行和无所思。
杨士本人和其事件之是非，可以有N种解释。但是，杨士事件，只是历史上千万种正义暴力的管窥一粟，其价值评估，只能是国家法制败坏和道德沦丧这个层面导致的结果——这个结果和革命民主，暴力法律，人道王道之讨论南辕北辙，根本风马牛不相继，不相及——因为，正如我们说过，一来，人们倚靠无权之状，百思其权利之在，之实质，之反对之道；一方面，是这个和平维权连遭挫折，以后，则是在和平无望后，对于杨士事件的过分寄托和夸张。
我们说，杨士事件说明，一，和平转型之梦想的可笑。二，暴力单独主义的注定被扑灭。三，我们甚至可以考虑的是，总结革命和民主操作之可能性，是解释，甚至继承杨士事件的最好方式。很多事情事由蹊跷。比如说，毛氏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那么，毛氏要发动文革，消灭党内资产阶级，这个话，对否？——对，也不对！——为什么？因为，毛贼自身就是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他就是皇上嘛——那么，是不是他的话就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因为，他说的党内资产阶级，就是现在的事实！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讨论维权和杨士暴力事件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讨论类似邓中夏写过的中国工人运动一书吗？
难道不应该在研讨中国乡村自治或者乡村建设问题的时候，不涉及"打土豪分田地"之研讨吗？
难道我们在面对四十年代末规模浩大的内战时候，就不去研讨老百姓千里迢迢为"解放军"开辟后援的巨大支持吗？
所谓"新"中国的创立，难道仅仅是解放军的战争艺术和毛氏的军事艺术之暴力结果吗？
暴力——我们再说一遍——暴力后面的非暴力精神资源和政治资源，对于处在杨士事件中的人们，究竟要如何关怀，如何解读呢？
换言之，暴力的后盾，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后盾的发展全景，又是什么呢？宪政民主之路，和平转型之路之死，是不是要重新捧出一个暴力革命登台呢？
换言之，暴力革命是不是仅仅是制造暴君的21世纪温床呢？
如果不是，他又是什么呢？
暴力是存在的，但是，暴力如果没有精神的寄托和解读，没有政治层面的组织和扩展，没有非暴力道义上的正面（或者负面）呼应，其结果，就是失败。唯一留下的暴力诗歌寄托，的确是"引刀成一快"，却辜负了少年和中国寄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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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6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