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将被赶到社会对立面
农民工子女就这么成定时炸弹
何必
现在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大都已经步入学校，甚至已经面临初中毕业是去是留的问题；他们的心理状态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我老家在吉林 我在北京出生，我在北京念书，可马上要回到吉林继续读高中。”小吴：“我十三岁了，一共就回过老家三次，对于老家很模糊。”小吴看上去斯斯文文，眉宇间的俊朗很难联想到他是一个农民工的孩子；他出生在北京，自认为是半个北京人，但是生活中却很少得到别人的认同。小吴：“有人对我有歧视。”（记者：那你怎么办？）“我用我实际行动证明我自己。”像小吴这样的打工子第，出生在北京，亲身体会大都市的繁华，同时也体会了外来人的落寞；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到底是谁？几乎没有答案。（春节晚会视频：《我是谁》，演唱：海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打工子弟教育研究者徐永光：“这些孩子身份模糊，不知道自己的归属，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北京行知学校执行校长黄鹤：“他们就会产生对抗的情绪，不客气的讲，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专家告诉记者，这些从小在北京成长起来的农民工第一代子女，浸染在大城市成熟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很少像父母那样熟悉家乡，熟悉土地；但又无法摆脱农民工的背景：户口、学校、工作还有社会保障等方面难以与城市居民平起平坐，再加上少数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歧视，这些都在孩子稚嫩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了对立心理。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我不爱找城里的孩子玩，他们总是歧视我。”“不喜欢他们。有时候恨他们。”“不就是北京人吗！”市民：“他们产生这种怨恨很正常。”“有时候是歧视他们。”“这时经济条件决定的，我挣3000，你挣500，能没有看法吗？”
二十多年来，我国在解决城乡分割体制上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但是随着第一批农民工子女出现在个大城市之后，他们和城市居民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价值取向，但是身份的迷失最终使得这批孩子陷入迷茫，我到底是城市人还是农民工？一系列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改革的必要性。黄鹤：“只有从观念上重视，在实际上建设各种公益性质职业学校，加速这些孩子融入城市。”徐永光：“农民工进程的趋势难以阻挡，他们早晚要变成城市人，只有对他们好，他们才不会有对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2007年3月27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对于这些孩子的研究已经成为城市社会学的重点研究课题；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族群冲突，原因在于此：即使有身份的话，社会总体的歧视就会把这些人群赶到社会对立面上去。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大量城中村的存在使得这些人群很有可能变成城市的安全隐患。显然，这是个话题类报道，并不存在时效性事件。而这个问题再度被提及，原因在于媒体对此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今年1月30日《人民日报》以“北京人?老家人? 农民工子女仍存在身份认同疑惑”为题，对此类现象进行了报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城市生活适应性”课题研究报告。……专家认为三大倾向值得重视……首先是排斥和分离倾向。报告显示，超过1／3的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互相拥有好朋友，但近一成的农民工不希望孩子与城市孩子交往，一成的城市父母不希望孩子与农民工子女交往。此外，还有12.6%的城市孩子和20.2%的农民工子女表示不知该如何与对方交往。……其次是身份认同困惑。报告显示，近九成农民工子女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一成以上表示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
报告还显示，四成农民工子女感到北京人歧视外来打工人员。……还有，农民工与子女的亲子关系质量有待提高。有两成多的农民工子女与父母沟通存在较多困难，四成多的农民工子女表示即使节假日或过生日时，“父母也不能经常带我出去玩”，还有一成多的农民工子女表示“父母经常打我、骂我”。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普遍支持孩子的学习，但实际上只有不到一半的父母经常辅导孩子做功课或检查作业。很多辛苦工作，为了让孩子在北京有饭吃、有地住、有学上的父母，不理解在自己付出了那么多之后，为什么孩子还是不爱读书，难以沟通？……报告提出五项建议，专家希望为决策提供依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了5项建议，即大力倡导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和谐社会观念；加强和提高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交技能；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改善其家庭生活条件；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实行同城待遇政策；建立适应人口流动的接纳性教育体制。……
中新网1月28日电，“北京流动儿童超过50万 委员吁关注‘二代移民’”。北京市政协委员陆杰华出示一份数据显示，北京的流动儿童数量已经超过50万。他对这些孩子的未来表示十分担忧:“按照我国的现行学籍管理体制，流动儿童在城市里很难有上高中的机会，这就会影响到他们就业，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又不愿意离开北京，该怎么办？”据北京晚报报道，陆杰华委员是北大社会学系教授，一直关注流动儿童的问题。他表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的测算，从1997年到2006年，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从15.5万增长到50.4万，增加了2.25倍。而成年流动人口中的未婚人口将可能导致流动儿童的进一步增长。
人大的调查数据还显示，在现有成年流动人口中，21.2%为未婚人口。“这些年轻的未婚流动人口很早就外出务工，他们将在异乡恋爱、结婚，甚至生儿育女，他们的未来子女有很大可能成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流动儿童。”陆委员说。陆委员认为，这些在北京出生、长大的流动儿童已经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很多孩子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老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文化、习俗和知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准城市居民”，没有父辈的恋乡情节，基本不可能回到户口所在地的乡村。第一代移民往往来自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来到新地方后生活条件或多或少得到改善，即使遭到歧视，也会因为这种满足而隐忍他们对歧视的不满。但是陆委员认为，第二代移民在新的土地长大，和父辈相比自身能力更强，面对歧视也更具有反抗能力和资本。
陆委员说，几年前，北京市流动儿童问题主要体现为其义务教育问题。各种打工学校的兴起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政府在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随着流动儿童年龄增大，他们还会面临就业、婚恋等多种问题。“按照我国的现行学籍管理体制，流动儿童在城市里很难有上高中的机会，他们更不能在城市里参加高考。他们初中毕业之后就难以在城市里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由此产生了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包括：他们能不能平等地在城市里实现就业？他们能不能在城市里‘像样’地就业？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成为‘城里人’？如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话，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陆委员一连串的发问让人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陆委员说，希望整个社会、城市政府、相关部门能及早重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避免法国等国家有关移民歧视的严重后果再次发生，为这些流动儿童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里人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多的机会。陆委员认为，当前急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流动儿童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在城市里接受高中教育以及参加高考的问题；二是如何更好地让长大成人的流动儿童能够平等地在城市里实行就业。……
安排记者做这个节目时，我对操作记者说起农民工子女与周边的敌视和对立时，记者睁大了眼睛，表现出一副很惊讶而惶恐的神情，甚至感觉我颇有些危言耸听，根本不相信，风平浪静的北京城竟然会存在这种事。很暴脾气的我，只能让记者必须按照这个路数去采访。
结果，记者兜了一圈儿回来，再见到我，一个劲儿表示服气，说看到了难以想象的场景和情绪，事情果然如同我所说，而且通过采访让其获得了真切实在刻骨铭心的感受。
虽然说，我一向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但在如何操作电视节目方面毕竟还得老老实实，根本当时的宣传口径尽量说点子人话，在“要说就说真话，但真话不全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让说）”的原则下，不干那些寡廉鲜耻歌功颂德溜须拍马唯唯诺诺的行径。同时，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也使得我掌握了大量的新闻背景，遇到什么政策法律出台，或者什么事件发生，也能够很快省察其背后原委。
应该说，1949年以后，中国的发展一直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方式，保持着二元结构的态势。如果说在开始是由于战争废墟上百废待兴、国际上的封锁围堵等情况下必须以提高社会资源动员水平、维持准军事化的社会运行方式还有其部分合理性的话，那么此后中国所进行的工业化则完全是以农民的低廉乃至无偿付出为代价，并在法理上失去了基础支撑。在枉顾中国国情而效法前苏联重工业化的路线选择当中，通过对农业的掠夺维系着经济结构的畸形，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则静止了人口迁移，造成了经年累月的剪刀差的存在和扩大。
当中国社会在工业化速度远远快于城市化的状况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之际，我们不得不为了长期以来的欠帐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城市事实上放开对外来人口的准入限制之际，全国每年有1.5亿农民背井离乡，游走在中国大地上。1.5亿，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又是个什么样的景象！如此庞大的人群，漂移在中国各处，所到之处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全国性的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到现在居高不下，人们惊呼，这个朝秦暮楚居无定所且游离于户籍管理和身份控制等治理规制之外的庞大人群，分明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颗毁灭性的定时炸弹，如果在什么因素具备导火索的情况下一旦引爆，后果将注定是不堪设想的。
由因为城市管理当局的昏庸，抱残守缺于既往的指令性管理方式，造成了严重的政策法律等社会制度供给不足；而面对汹涌而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等都出现了致命的毫无准备，形成了温铁军所谓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平移到城市当中的状况。实际上，既便是在户籍制度羞答答或死皮赖脸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当中以城中村方式存在的贫民窟也数不胜数。
上文中也提到法国移民问题。2005年10月27日，居住在巴黎以北克利希苏布瓦市的3名少年为逃避警察追捕，跑进一所变电站，不幸遭到电击，两名少年当场丧命，另一名少年身受重伤。此事引发了法国全境的骚乱，而且蔓延到了邻国比利时和德国。这次以西欧专制化程度最高的法国爆发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动荡，被全世界密切关注。参与骚乱的都是战后移民到欧洲的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他们的父母忍受了到欧洲国家干粗重活计低人一等的待遇，可这些在欧洲本土长大的孩子们却依然遭受着各种歧视。法国议会中，干脆根本就没有这些国民的代言人！
此后的2005年11月21日出版《纽约客》评论：自二战后，西欧国家便成了移民运动中心。其中有“你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一员”的英国，“请在融合我们之前自动消失”的北欧，“可进入但不吸收”的荷兰，以及“你们是客人必须回家”的德国。欧洲国家最看不起的，就是“依靠财富提升地位”的美国。遗憾的是，似乎只有美国的模式真正取得了效果。
不仅如此，人们也回忆起法国弗•德克洛赛早在1982年就发出的警告：“所有竞争者起步时并非机会均等……假如在达到终点时的不平等是来自起跑时就存在的不平等，那么就不再能说这是‘优秀分子’获胜。……一方面，统治和世袭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后代保留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各阶层命中注定要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幸好，由于经济发展，‘好的位置’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延，产生了一部分新的有产者。只有工人、农民或雇员的最聪明、最有才能或运气最好的孩子，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小路向上爬。他们的成功可以作为盾牌，用来证明制度还是继续开放的，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切都建筑在虚伪的混淆之中，即把电梯运载资产阶级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需走边门的小楼梯向上爬混为一谈。后者登上顶峰的机会难于中全国彩票的头奖。……资产阶级行会为其成员保证最好的位置而只给人民几个中奖号码。事实就是如此。”（《帷幕后面的法国》第127─129页）
而在巴黎骚乱之前的当年7月7日，在八国集团峰会召开和夺取了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欣喜若狂当中忘乎所以的伦敦，也被地铁里连续的爆炸弄得惊恐万状。7月18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在其封面上赫然打出了“假如北京遇到伦敦爆炸将会怎样？”的骇人听闻的标题。人们也注意到，策划实施如此连续爆炸者，都是出生在英国本土的穆斯林移民，他们的前辈在英国已经拼搏了几代时光。
如果说，欧洲人对待不同种族的移民存在着秘而不宣的歧视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则是在同一族类里由于历史原因而具有身份差异的人群之间堂而皇之地表现着活灵活现的不同待遇；如果说，欧洲人里那些移民在公民资格和福利待遇上与其他人并无二致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则是在城市当中的城里人和农民工之间存在着制度性显而易见的区别，并因之造成了同一时空当中的等级森严及其必然产生的不公平。
那些农民工在城市里初来乍到，还可以忍气吞声，那么生长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后代，则成为毫无其父母出生、以及其本人户籍所在家乡的情结，无法适应农村生活，被农村边缘化；而在城市当中，也在教育、医疗、就业、婚恋、福利、保障等诸多方面都被等而下之，排在城里人之后，甚至在比如参加高考等领域被彻底剥夺了资格。这种制度性欠缺，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痛苦现实，而身份认同方面的少怜，更是会导致反社会情绪的提振。
而就在我们讨论的同时，北京又发生了一个新鲜事。3月26日《北京晨报》报道，北京流动人员信息登记表设绰号栏被指歧视。“从小到大，填了这么多表格，这是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一次。”昨天，在西城区真武庙二条附近某杂志社工作的何小姐说，该单位的十余名非京籍员工此前都收到了一份“流动人员登记表”，表格的内容设计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这让包括她在内的非京籍员工感觉到不被尊重。设置“绰号”栏 歧视性条款不少。“在姓名栏里，竟然设置了‘绰号’栏，自己在北京买了房子却还要填暂住地。”
何小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她拿到这份单位下发的表格时，就感觉“它有很多歧视性条款，想把它立即撕了”。在这份表格中，记者看到，它左半部分要求填写的是“基本情况”，右半部分则是“高危人员信息”。在基本情况一栏，要求填写的内容包括：中文姓名、绰号/别名、来京事由、在京暂住地址等。其中，来京事由中，需要从“务工、务农、保姆、投靠亲友、治病生育等内容中进行选择”。
在杂志社担任编辑的何小姐说：“从这些选项来看，务工跟我们的工作最接近，但这个词听起来怪怪的，所以我和同事就开玩笑地选择了‘务农’。”何小姐说，我们都已经买了房子，却必须在“在京暂住地址”一栏中选择，“居民家中、租赁房屋、工地现场等选项都不符合，我就填了‘其他’。”感觉到不被尊重 填表者呼吁改换口气。在填写完“基本情况”后，就要选择填写“高危人员信息”。“我们看了一眼后就烦了，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气人了。”
据了解，在真武庙附近另一家出版社工作的非京户籍员工，也领到了这份表格。在高危人员信息栏中，首先要选择性填写“流动人口高危人员类别”。这当中的选项包括：散发过小广告、兜售盗版淫秽光盘的人员，流动人口中的聋哑人员，从事封建迷信、非法行医等活动的人员等。何小姐说，这让她感觉到不被尊重。她随后说：“即使我是一名有前科，甚至正在犯罪的外来人员，我就不信，我能傻到自己把自己的那些不光彩的过去都主动填上。”更可笑的是，在表格的以下部分，还要填写有哪些“违法可疑行为”，“被打击处理情况”等。“我们在北京这么久了，取得过很多成绩，为什么不让我们把获得的奖励填上？”
该杂志社另一位编辑说，前些天，她收到市地方税务局的一封信，信上写着2006年她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总额。“可见，我工作所得的税款是上缴政府了，但是却要填写这样带有歧视性的表格。”她说，她能理解有关部门这么做是想更好地保证首都的治安，“这个初衷是好的。但如果他们换个口气会更好。”昨天，记者经核实了解到，该表格的确是由某政府部门下发的正规表格，由于是休息日，记者没有采访到相关部门。
怎么样？看到这样的事情，真是能够领略到，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手舞足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吧。
之所以会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事，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奥运会倒计时500天，北京市紧锣密鼓，奥运会组委会和北京市公安局要摸清外来人口的情况，才有了如此侮辱人的勾当。
可此后，北京市所有媒体都对此闭口不谈。为什么？琢磨去吧你。就这，也就能知道这北京奥运会能是个什么货色了吧。就这，也就可以预期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在未来会是什么待遇了吧。
而也在26日，什么机构发布中国宜居城市排名，北京荣幸地位列第二。就这，也就知道全中国其他地界儿会是什么德行样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