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去年在香港出版后，美国纽约有几个素未谋面的读者与我联络，或是同龄、同乡、或是同经历、同学的同学……，他们想和我分享心得。可是其中一位傅建中(笔名齐彧)先生非以上情况，他说他也写了一本回忆录：“千年世家——黄兴家族兴衰录”，找我帮助在香港出版，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笔者对这本书的评论。
傅先生是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先生的曾外孙，其外祖父黄一欧是黄兴先生的长子，其母是黄一欧先生的独女，所以虽然傅先生是黄一欧的外孙，但却是唯一的孙子。自从出生后六十天，就被外祖父母从唐山开滦煤矿接回湖南长沙抚养，此后一直跟随外祖父母成长，数十年来耳闻目睹很多历史故事和人物，为不使历史真相被湮没，他下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写出这本书，我为他高兴，也为自己能够帮助他出版开心。
傅先生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本人写的不是历史书，也不是小说，完全是作者同外祖父同餐共寝、共同生活二十多年听来和亲身经历的故事。”因此笔者看，这本书介乎回忆录和历史通俗读物之间。由于其外祖父所说均是一些零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要把它写成一本书，难度较大，于是作者在其中穿插了很多历史背景、人物介绍和作者的评述，辅以众多的历史图片，甚至在书后附录了若干历史人物介绍供参考。以作者五十年代中出生的年纪，自言因文化大革命全国学校关门，“未能像正常社会里的正常人一样受到完整的系统的基础教育”，能写出这本书已经很不简单。因为该书不但文笔简洁流畅，叙事清楚，而且具有大多数同龄的大陆人，特别是那些被共产党招安的知识分子，更不用说那些狂热狭隘爱国愤青所没有的政治见解。诚如作者所言，海外有些高干子女出版了一些著名的著作，也不过是“反毛不反共 ”，而他自己本人则是既反毛又反共更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比如书中说到毛泽东，文革前毛去湖南，召见作者外祖父黄一欧，后者拒见龙颜，因而作者也失去了瞻仰当朝圣上的机会(其外祖父曾带他去政协见过末代皇帝溥仪)，但从外祖父和毛泽东的交往，对他的评价，从诸多毛泽东旧相识所写的回忆录中，傅先生对毛泽东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和很恰当的评价。书中说：“如果不是历史的巧合，比如日本人入侵中国及随之而来的西安事变(笔者认为应加上：苏联将东北整个交给中共——笔者注)，那么毛泽东顶多不过是洪秀全第二。”这句话说得太精采太精辟了！一言概括了毛泽东的本领能耐和他得天下的个中因由。
此外，作者还通过对二十多年来跟随外祖父母在长沙生活的描述，让读者看到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非共民主人士的摧残。一九一０年冬，作者的外祖父黄一欧先生还在日本留学，其父黄兴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想到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不但写下遗书，还急电他从日本赶来参加。该次震惊世界并且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根基的壮烈革命，牺牲了海内外各界七十二名优秀的中华儿女，领导人黄兴也被打断两只手指，父子两人同上战场成为历史佳话。革命成功后，黄一欧先生曾经官拜少将司令官，由于和蒋介石政见不合，逐渐退出军界政坛，但也为国家民族做了很多好事。比如一九二九年代表国民党去东北和把兄弟张学良谈判统一、一九四九年劝喻兄弟亲家程潜“和平解放湖南”(程潜为其四弟的岳父)，拯苍生水火之中，免百姓生灵涂炭……。因而“解放后”被中共聘为政府顾问、政协委员。可是不久后的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作为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的后代，也未能幸免，私人房产被没收，一步步从城市赶去乡下，十几户人挤在一屋，工资也一减再减，最后剩下每月三十五元勉强维持祖孙三人的生活，文革中外祖母还被当作地主分子抓去关起来批斗……。总之，就像一位外国作家所说的：“共产党就像一头怪兽，先是吃敌人、然后吃朋友，最后吃自己。”作者祖孙三代在中共统治下几十年的生活，就是中共吃朋友的写照，也就是本文标题“鸟尽弓藏，卸磨杀驴”的含义。
笔者对该书作者最欣赏的地方，除了上面所述对中共的本质有清楚的认识之外，就是佩服作者的勇气。作者大胆地写道：“我母亲中学毕业后，响应共青团的号召，与家庭划清界线，分配到河北唐山开滦煤矿工作，随便找一个成份好的男人结婚，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现像，这件事让外祖父母非常痛心……门不当，户不对，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悲剧。”作者不惧通过自己父母不幸的政治婚姻来剖释毛共所建立的极度扭曲畸型的阶级社会，这样的认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样的勇气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他让我想起了我妹妹同样的，但更不幸的婚姻。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不但迫于无奈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嫁入一个外省的工人家庭，而且还天生丽质英年早逝，实际上是被毛共所谓的“阶级路线”软刀子杀死的，令活着的亲人含恨终生，其间揪心的苦痛真不足为外人道。(请读者参阅拙作“中国—— 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
该书除了叙述很多从外祖父口里听说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外，对日常生活还有很多生动风趣的细节描写，言词简朴，真情流露。比如说，在中共统治下，作为民主人士和一家支柱的外祖父收入每况愈下，抽不起盒装烟了，自己买了个卷烟机，将香烟屁股收集起来拆开重卷。作者年少顽皮，将火柴头卷入香烟中，外祖父拿来敬客，差点闯出大祸。又有一次，作者外祖父去平民医院看病，晚上医院要关门了，还未轮到他。原来作者将病历簿上“黄一欧”的“一”字上加了一画，当时大陆的病历簿本来就字体潦草，湖南话黄王不分，结果护士念成：“王二么子区欠”，害得外祖父在医院里白等一天。阅之令人生笑之余，也同时品尝了生活的沉重和见证了社会的黑暗。最令人感到苦涩的是，作者写道：
“ 外祖父回忆起他的艳遇来(其外祖父曾在美国火车上遇见一位金发少女——笔者注)，总是眉飞色舞，哪怕是在文革期间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一次我没好气地说：“ 你那时要是找了那个外国女人就好了。”他说：“那就不会有你么。”我顶撞他说：“你要生我们出来干什么？你一个人受苦还不够吗？”我见他脸色突然凝重起来，眼眶也红了，长久沉默不语，我吃了一惊，知道话说重了。……”
作者从一个平常的、不经意的生活细节里，让读者看到了时代转变的沉重痕迹，更让读者透悟出那个黑暗年代里政治株连的可怕，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小小的年纪，已经几次想到自杀。”
这本书曾经国共两党马英九、李锐等过目，他的成功就在于他重现了真实的历史，无论是外祖父口述的历史，还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历史。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泽披未来。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文学作品也一样。该书美中不足之处是由于牵涉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太多，亲属关系又太复杂，时空跨度很大，无论写作和阅读都很难抓住重心。由此会给人一种东拉西扯的感觉，但如果将其看作一种新的文学尝试，反而会在这种自然而然的闲聊中认识历史，得到一种意外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