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亲历校园告密者 我这样做 大获全胜！
想当年，我们读大学时，遇到这样的学生，一方面同情怜悯；另一方面是鄙视加疏远；第三就是公开揭露其卖友求荣，脑子一锅浆糊，使其名声大臭，而无人成其友而“自绝于人民”，最后便是对告密者不客气，挥拳相向。
除了挥拳相向我现在不是很赞成外，其余几点，我认为至今仍可以拿来大学里学生对付告密者的一种办法。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使整个社会不成为告密的土壤，要进行制度改良，要让整个社会觉得告密是一种耻辱，而非一种光荣。而这样的共识，也要让学生在大学里达成，而不是因此告密成风，不告密者反而成为一种异端少数。官方是以搞学运起家的，他们培养的“职业学生”自然有不少是告密高手，因此他们深谙在学校安插各种告密者、眼线（据有同学说叫“信息员”），对于严酷管理学校的好处。
整个中国，自古及今，为何告密盛行，那就因为统治者利用告密统治社会，其成本低廉，却能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使民众成为百依百顺的奴才。从互相掣肘的阴谋术，到无处不在的线人之告发，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度，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从而达到民众不结社（因为大家互不信任），处于永不团结的马铃薯状态，这样官方的统治成本不仅低廉，而且官方统治集团却能因此实现利益最大化。
杨师群老师既然在政法大学教书，且是遭遇的成年学生的告发（当今大学生几乎都十八岁以上），还被有司请去教训和调查，我认为他有通过法律手段，来主张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我认为将这两位告密的学生告上法庭，让他们知道告密的坏处何在，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法治教育。同时也让那些喜欢告密者“名扬四海”，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原来是告密者，让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鄙视她们所做的一切的。我认为你拿到了告密者的证据，通过法律手段，让告密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是最为理性的做法。虽然如今的法院不一定立案，但我认为打这种哪怕是暂时还不能立案的官司，对大学和社会里的告密者都是一种鄙弃与震慑，让他们也要掂量一下做奴才不只是有不尽的收益，还有应付之成本。
跟帖中有的网友说现在有些高校有学生信息员，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见到的高校信息员是一个班级有两名，具体是哪个学生，是不让老师知道的。信息员实质上就是准特务，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录和监视老师上课的言论，至于其他教学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包括，但那不过是个名头和掩护。大家想想，一个班有班长、学习委员、课代表等，要信息员干什么？
其中有一次反映我的就是一个班的女信息员。领导先是告诉我某个系的信息员反映的，但是没有告诉我具体的人名。我到课堂上，我就问这个系的信息员是谁？这个世界上凡是非个人隐私的事情，只要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反过来说，一个人只要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一言以蔽之，既要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又不希望别人知道，这就是一切特务准特务们的美好愿望，可惜，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以当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一个人回答说自己就是信息员。实话实说，我之所以想知道谁是信息员，根本不是想着报复谁，因为我知道学生信息员其实也不过是受害者，被人当工具使而已，根本没有认识到“信息员”性质的严重性和信息员将是多么的“光荣”。我主要是出于对信息员的好奇，我非常想知道信息员（联想到特务）究竟是长着一副什么样面孔？
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非常执着地问到底谁是信息员？而且我保证绝对不会对谁怎么样（事实上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只是想就教学问题沟通交流一下（这是一个幌子），但还是没有人站起来。其中一位信息员实在熬不住了（是个男生），就站了起来，说：“不是我说的”。这个男生之所以先站起来，原因很简单，“不是他说的”，所以心理上放松一点。当时我以为一个班级只有一位信息员，所以认为他是不愿意承认。所以我还是再三声明绝无要怎么样之意，只是想就教学问题沟通和交流一下（你既然反映有问题，为什么不愿意光明磊落地直接与教师沟通和交流呢，所以我不断地要求）这时，旁边的学生说，有两个信息员，我才恍然大悟。于是我立刻追问另外一个信息员是谁？，范围已经缩小，看到我问不出来决不罢休，最后那个信息员（是个女生）终于满脸通红地缓慢地站了起来。
所有的学生立刻像看稀有动物一般将眼光投射了过去，紧张、鄙夷、吃惊、暗笑皆有之（不由得想起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其中有一个靠近的学生还忙不迭及地向这位信息员讲解言论自由的道理。这就是我遇到的高校信息员的情况。当然我知道学校有信息员比这要早，当第一次听学生说每个班都有学生信息员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真的，非常的震惊。当时的直接感觉就是这信息员绝非善类，一个班级，班长、学习委员、课代表等应有尽有，要信息员干什么？大家想想就知道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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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的极品告密者 《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 》
最近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老师因为课堂上批评了几句政府，被学生向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教委告发，而遭到有关单位的调查。这样的学生，在四九年后，无时无之，并不觉得奇怪。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眼线之多，视人民为嫌疑犯的做法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六十年来统治之常态。只不过现在经济有所发展，而恐怖稍逊于四九年至七八年之前而已，但恐怖的实质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目下这种多事之秋，说空气中都充满着一股肃杀的告密气氛，这不是夸张，而是一种事实描述。从街道居委会大妈到乡村小邑的“革命群众”；从小学的同学互告，到大学里面告发老师“思想反动”。一是因带着神圣的告密任务，二就是脑子被洗得听不得任何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言论，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女学生之大脑被洗白得成了如此模样，她们当然是中国学校愚民教育的一个缩影
一所政法大学的老师讲《古代汉语》，联系当下，说了些批评政府的言论，竟被自己习政法的学生告到市公安局和教委，发生在一个信息广泛，民智渐开的社会，实在太过黑色幽默。几年前遇到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提及她那次被学生告密的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淡然处之，但我们朋友旁听下来，却感到对学生有一种深深的悲悯。卢老师对学生并不怨恨，对整治她的人也没有什么报复行动，但她对做人底线和自己人格的坚持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对学生有着一种悲悯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确是这种愚民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有许多学生能考上大学，但他们的脑子基本上已经党化、固化了，成为官方思想的垃圾桶。并以时常说套话废话假话，以羊随大群不挨打的态度来拥护官方，而自鸣得意。很多学生实用到一种毫无做人之底线伦理及人格的地步，对官方的说教根本就是照单全收，认为只要官方说的就绝对正确。只要与官方的说法不同，而且你还要批评官方的错误，那就是你思想反动，我就要告发你。这种被愚民教育弄得把自己卖了，还帮着官方数钱的学生，我不敢说在当下有多少，但这种告密学生的存在，绝对是大学教育的耻辱。
一个老师无论如何批评政府，都是他的权利，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任何人不能剥夺。讲《古代汉语》联系到当下糟糕的现实，有所指陈与批评，我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种认为学生只需了解知识的“纯学术”要求，对于学生来讲固然需要，但开启学生对社会、对自身权利的清醒认识，让学生认识到民主、自由的重要，依旧是一个真诚正直的老师的天职。一个社会的言论不自由到连大学里面都不能自由言说的地步，那么这样的高等教育还有什么指望？每年颁诺奖时中国官方传媒猴急马急的那个样子（常呈意淫状态），时常提及的民族的伟大复兴，能指望被阉割的大学教育来实现吗？想一想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抗战那种非常时期能培养出如此多的科学家（有获诺奖者）、学者、合格的公民--别的不多说，你看看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你就应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了--而四九年后六十年来大学里面教出来的学生质量，能与1919至1949三十年的质量相提并论吗？四九年后的学部委员能与一九四八的院士相提并论吗？
想当年，我们读大学时，遇到这样的学生，一方面同情怜悯；另一方面是鄙视加疏远；第三就是公开揭露其卖友求荣，脑子一锅浆糊，使其名声大臭，而无人成其友而“自绝于人民”，最后便是对告密者不客气，挥拳相向。除了挥拳相向我现在不是很赞成外，其余几点，我认为至今仍可以拿来大学里学生对付告密者的一种办法。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使整个社会不成为告密的土壤，要进行制度改良，要让整个社会觉得告密是一种耻辱，而非一种光荣。而这样的共识，也要让学生在大学里达成，而不是因此告密成风，不告密者反而成为一种异端少数。官方是以搞学运起家的，他们培养的“职业学生”自然有不少是告密高手，因此他们深谙在学校安插各种告密者、眼线（据有同学说叫“信息员”），对于严酷管理学校的好处。整个中国，自古及今，为何告密盛行，那就因为统治者利用告密统治社会，其成本低廉，却能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使民众成为百依百顺的奴才。从互相掣肘的阴谋术，到无处不在的线人之告发，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度，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从而达到民众不结社（因为大家互不信任），处于永不团结的马铃薯状态，这样官方的统治成本不仅低廉，而且官方统治集团却能因此实现利益最大化。
杨师群老师既然在政法大学教书，且是遭遇的成年学生的告发（当今大学生几乎都十八岁以上），还被有司请去教训和调查，我认为他有通过法律手段，来主张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我认为将这两位告密的学生告上法庭，让他们知道告密的坏处何在，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法治教育。同时也让那些喜欢告密者“名扬四海”，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原来是告密者，让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鄙视她们所做的一切的。我认为你拿到了告密者的证据，通过法律手段，让告密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是最为理性的做法。虽然如今的法院不一定立案，但我认为打这种哪怕是暂时还不能立案的官司，对大学和社会里的告密者都是一种鄙弃与震慑，让他们也要掂量一下做奴才不只是有不尽的收益，还有应付之成本。
读《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有感
我读了猫眼看人转帖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的《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一文之后，我除了同感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感觉。但是我看了一些跟帖，倒让我感到不吐不快。所以我也想就一些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看法。
一、有些左左怀疑两位女生称该老师“反革命”的真实性。看来左左们真是江河日下了，连左左们也觉得在今天还叫别人“反革命”也是一件丢人的事了（要知道“反革命”可曾是左棍们的口头禅），所以多么希望他们的同类们别如此丢人现眼了，于是倒打一耙，怀疑起该老师诉说的真实性。大家想一想，我们告别“反革命”这个词有几天？即使在今天，大家到毛泽东旗帜网和毛泽东网上纪念馆去看看，看会不会发现毛左们说别人是“反革命”的情况和字眼？不要回溯得更早，就从1949年起，共高喊了多少年的“反革命”？喊叫了几十年的反革命，会因官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概）不再使用，就立刻销声匿迹了吗？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去使用了吗？告说别人是“反革命”，有什么不可能呢？我的一个非常亲的人，我都不忍心去提（现在正在上大学二年级，也是个女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来我家，具体讲什么不清楚了，主要内容还是批评共的不是。令我想不到的是，我还没说几句，我这个特别亲的人，脱口而出（请原谅，一个人很少把愚昧无知、脑残等与自己特别亲的人联系起来，所以我才感到吃惊。关于我这位特别亲的人的如此之类的情况还很多。）：“你怎么这么反动？”大家想想，我那么亲的人当着我的面质问我“你怎么这么反动？”那么一个非亲非故的学生说老师“反革命”有什么不可能呢？当时，我就差一点说她就是个洗脑儿，最后忍着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些有关“中毒”“洗脑”之类的话。至于私底下别人说我“反动”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只是当着我的面不敢说而已。但学生说我反动，我知道的就有两次，都是因为已经反映到上方，然后领导找我谈话和开会通报时，我才知道的。因为有学生反映我讲了“反动”的话，领导就扬言如果我再如此，就要处理我，开除我的公职。究竟是谁说的，一次不知道，但另一次就是一个系的信息员（也是个女生，关于信息员，我在下面还会提到）。
二、跟帖中有的网友说现在有些高校有学生信息员，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见到的高校信息员是一个班级有两名，具体是哪个学生，是不让老师知道的。信息员实质上就是准特务，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录和监视老师上课的言论，至于其他教学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包括，但那不过是个名头和掩护。大家想想，一个班有班长、学习委员、课代表等，要信息员干什么？其中有一次反映我的就是一个班的女信息员。领导先是告诉我某个系的信息员反映的，但是没有告诉我具体的人名。我到课堂上，我就问这个系的信息员是谁？这个世界上凡是非个人隐私的事情，只要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反过来说，一个人只要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一言以蔽之，既要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又不希望别人知道，这就是一切特务准特务们的美好愿望，可惜，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以当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一个人回答说自己就是信息员。实话实说，我之所以想知道谁是信息员，根本不是想着报复谁，因为我知道学生信息员其实也不过是受害者，被人当工具使而已，根本没有认识到“信息员”性质的严重性和信息员将是多么的“光荣”。我主要是出于对信息员的好奇，我非常想知道信息员（联想到特务）究竟是长着一副什么样面孔？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非常执着地问到底谁是信息员？而且我保证绝对不会对谁怎么样（事实上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只是想就教学问题沟通交流一下（这是一个幌子），但还是没有人站起来。其中一位信息员实在熬不住了（是个男生），就站了起来，说：“不是我说的”。这个男生之所以先站起来，原因很简单，“不是他说的”，所以心理上放松一点。当时我以为一个班级只有一位信息员，所以认为他是不愿意承认。所以我还是再三声明绝无要怎么样之意，只是想就教学问题沟通和交流一下（你既然反映有问题，为什么不愿意光明磊落地直接与教师沟通和交流呢，所以我不断地要求）这时，旁边的学生说，有两个信息员，我才恍然大悟。于是我立刻追问另外一个信息员是谁？，范围已经缩小，看到我问不出来决不罢休，最后那个信息员（是个女生）终于满脸通红地缓慢地站了起来。所有的学生立刻像看稀有动物一般将眼光投射了过去，紧张、鄙夷、吃惊、暗笑皆有之（不由得想起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其中有一个靠近的学生还忙不迭及地向这位信息员讲解言论自由的道理。这就是我遇到的高校信息员的情况。当然我知道学校有信息员比这要早，当第一次听学生说每个班都有学生信息员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真的，非常的震惊。当时的直接感觉就是这信息员绝非善类，一个班级，班长、学习委员、课代表等应有尽有，要信息员干什么？大家想想就知道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三、为什么在今天说别人是“反革命”等被大家认为匪夷所思（好笑和脑残）的事情会以女性居多呢？这是有道理的。第一，女性总体上缺乏理性思维，所以女性容易被欺骗和愚弄。这并非是对女同胞抱有偏见，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我在此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女同胞们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尤其在面对单向度的官方宣传的时候，能够多动一下自己的脑子。当然我并非说所有的女同胞都如此，知性的女同胞在今天越来越多了。回想一下，我们告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才有几天呢？所以这样的事情以女性居多，一点也不奇怪。不要忘记，文革的时候率先打老师的就是那位宋彬彬女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中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是女红卫兵，见了毛泽东紧张得，据说是幸福得晕倒的也是女人。第三，女性比较单纯易迷信且执着，所以别人说什么就容易相信什么，而且一旦被灌输进去，就非常执着，你想让她醒过来，她也不愿意醒过来，这一点爱情中的女人最典型。运用在思想政治问题上，也是如此。但是绝非所有的女性都是如此，有思想有主见的女性也不少，譬如同是“文革”当中，既有江青、宋彬彬之流，也有张志新、黎九莲等杰出的女豪。尤其讽刺的是，在开除刘少奇的大会中，所有的男人们都（不少是违心地）投了票，只有一个女人投了反对票。所以女人要是有思想有主见，那么女人的执着就非常可贵。如果只有执着，而没有思想和主见，那么就多半会沦落为像李锐的女儿的母亲那样可悲可怜的女人了。当然我在此还要说一句，在今天，男人当中的败类和无良之徒更多，为了那点骨头和油水，他们什么劳都效。
最后我需要补充两点的是：一、如果你没有遇上类似的事情，那只能说明你很少去批评当政者，你很少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或者你本身就是红色意识形态的中毒者和衷心拥护者。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或者“反革命”从何而来？但凡一个正直的人，不愿意继续谎言的人，即使在今天，多半会遇上类似的事情。倘若遇不上，那就说明共的宣传真是连放屁都不如，但这可能吗？学校、报纸、期刊、电台、影视，包括网络，掌握在谁的手中？要是真的一点作用都不起，共会视思想政治工作是自己的生命线吗？会视宣传机器是自己的喉舌吗？二、但是有人说称呼别人“反动”或者“反革命”完全是宣传和灌输的结果，那么你就太小看了这些人。他们果真一点思考力都没有吗？如果没有，你试着和他（她）辩论，他（她）为共辩护的各种论据和角度都有，即使他（她）知道自己错了，他（她）最后也要千方百计证明只要是共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的合理的。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脑残”？这“脑残”背后的最坚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如此“脑残”是有利于自己的，有利于自己的家庭目前所处的社会位置的，简单地，他们之所以如此甘愿和顽固地“脑残”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或者社会关系都处于特权集团或者处于既得利益范围内。正如我那位特别亲的人，一方面明白无误地知道中国的官员是怎么“选”出来的，另一方面却又亲口跟我说她觉得中国非常民主，当我问她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的说法时，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对她已经是一个大学生，却还停留在这样一个思维水准表示遗憾和不解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她说，“我就是觉着现在这样，很满足的”。其实，她家相比大款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相比周围其他的人，却是“很满足的”。所以你可以发现，今天支共的人，大多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与权力有紧密联系的既得利益阶层。道理很简单，如果实现民主，确立一种比较正义的社会秩序，他们发财致富所依赖的权力网，就会大大地减少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