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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3400万失业大军与中共的博弈

3400万失业大军与中共的博弈
(大陆)
朱健国

  官方承认有三千四百万失业者

  大陆官方被迫承认全国有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的消息,出自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国政协举办的“中国首届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透露:明年将有二千四百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再加上因“倒闭潮”返乡农民工一千多万,中国至少已有三千四百万失业者,其中大学生就有七百多万。这一数字意味?中国的失业率不是此前公布的百分之四,而是至少有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二。尽管民间感觉的失业率还要大许多,但这已经足以说明,二 ○○九年,大陆已形成一座三千四百万失业者的“动乱火山”,随时可能爆发,让官方火烧眉毛。

  研究表明,中国历代社会动乱的导火索都是失业与饥饿,一旦社会上的失业与饥饿群体规模达千万人,并且在流动中形成“游民”,就难免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今日三千四百万失业者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三千四百万动乱大军?三千四百万失业者的“动乱火山”又将在何种情况下爆发?

  失业大军的“初级抗争”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三千四百万失业者与官方和社会还处在一种“初级抗争”阶段。

  “初级抗争”特色是“人自为战”的散沙状态,或“桃园三结义”的哥们合作状态。

  失业者“人自为战”的悲壮方式是自杀。中国大陆的自杀率是多少,官方一直严格保密。但百姓可以从媒体上的“自杀披露率”间接感知。中国正常年景的“自杀披露率”,地方媒体一个月只有一两次自杀新闻,而近半年来各地则是几乎天天都有“跳楼自杀”报道。也就是说,今日中国的“自杀披露率”至少增加了十倍。如果有学者说中国前几年的年自杀人数二十五万之消息可靠,那么今日中国可能一年会有二百五十万人死于自杀。比如,二○○九年一月三日,《南方都市报》披露了四起“跳楼自杀”:三件发生于深圳,一件发生于广州,四人跳楼,只有两人被救,两名死者皆是生活于“和谐深圳”的风华正茂的男青年,一个二十岁,一个三十岁。研究者说,尽管跳楼自杀者的表面原因诸多,但根本却是企业倒闭潮带来的经济危机所逼,失业导致失恋,失业导致离婚,失恋离婚导致自杀,形成一条“失业自杀恶果链”。“跳楼自杀”能够被报道的机遇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跳楼自杀”事件都被政府极力掩藏,只有极少数“跳楼自杀”遇民间“报料人”,才得以让公众关注。现在媒体每天虽然只披露几个自杀者,却如京戏舞台上的兵勇过场,每一个都代表着许多,要以一乘百,当千喻万。

  与以“跳楼自杀”反抗的“温厚失业者”相反,失业群体中还有不少“血性暴躁的失业者”,他们采取以杀人方式来自毁,不蹲家里而游弋于街,将“道路抢劫”升级为“入室抢劫”,策动“保姆起义”制造“保姆盗窃潮”。

  四种导火线令抗争升级

  这种自杀与劫杀的“初级抗争”,虽然在急剧上升,毕竟还是失业群体中的极少数,众多理性的失业者多采取维权,希望以投诉、告状、静坐方式来实现“初级抗争”。

  但当“初级抗争”久争无效时,这种局面会因四种状态升级为“罢运、停课、袭警”,甚至打砸抢烧的“中级抗争”或“动乱性烈性抗争”。中国社科院一位社会问题专家在答覆媒体“二○○九开年十大猜”时,指出“四种导火线状态”可能让三千四百万失业者凝聚为“动乱大军”。

  其一是“农村导火线”:二○○九年的中国农村,因土地、林地和环境等问题还会产生大量纠纷,当土地所有权之争的征地冲突和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的占地冲突多发时,会引发连锁群体反应。

  其二是“金融危机升级导火线”:二○○九年的中国企业将普遍降薪维持企业生产,极易引发新的劳资纠纷,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和劳动保障问题;行业性的群体如出租车司机、教师的正当权益问题;还有被拆迁居民、下岗工人、离退休干部、复转军人、大学生村官等群体维权诉求。北京等地频发大学生村官自杀,已是预警。

  其三是“偶然泄愤事件导火线”:这类事件因偶然因素引起,其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会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

  其四是“经济纠纷导火线”:维权与社会泄愤相结合。金融危机会引发各类经济纠纷,如果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利益受损一方可能会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最终演变为对政府机关、无关商店和无关民用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的骚乱行为。中国现在已形成“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治逻辑,这就使这类经济纠纷向官民冲突转变并经常会向社会骚乱方向发展。

  虽然这些骚乱都不具明确的政治诉求,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但也不是没有让社会秩序崩溃的可能。

  中共目前的低劣应对

  对于三千四百万失业者的“动乱火山”随时可能爆发,中南海比谁都清楚,但是却不敢实事求是地化解,而是一再企图用“老办法”拖延。这就更可能加剧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的“动乱火山”提前爆发。

  “老办法”之一:空谈信心,大话充饥。典型事例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二○○九年元旦报道:汪洋近日向全省人民保证:“绝不让任何一个农民工在广东因为失业而挨饿受冻”。这一报道问世后的几天,广东许多失业者因耐不住饥寒交迫而跳楼自杀的现象天天不断,有增无减,却无人问责。其实,不用等待事实证明,人们也明白汪洋的保证是空话:政府至今没有建立能掌握全体失业者生活困境的信息系统,根本不知道没有“登记”的失业者有多少,连谁将困难到要自杀都不知道,分明是一个愚民谎言!

  更可悲,汪洋如此以假话大话空话欺上瞒下,并非自主创新,试看胡锦涛的“二○○九新年献词”,皆是以“客里空”树信心。信心诚然重于黄金,但这信心首先来自诚信,对于一个宪法中许诺“民主自由”,实际上却将宣传民主自由的公民作为罪犯关押的无信政府,百姓岂会真正有信心?

  “老办法”之二:强化“警察治国”,制造“无声中国”。这方面的新动向是,增加城管警察,裁撤言论版面。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南方日报》披露:东莞二○○九年或设“城管警察”加强执法──众所周知,东莞为广东企业倒闭潮之源头,失业现象极其严重。面对危机,当局不是迅速改变“不救落后企业”的错误决策,而是妄图以“积极争取成立城市管理公安大队”为名,增加警种警力,强化“警察治国”度危机。

  自然,这也并非东莞独创,据《南方都市报》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报道: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已制定了迅速建造四所新监狱和扩大二十五所老监狱的计划。而且,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增设“城管警察”。

  与此同时,当局再次对媒体加强言论封锁。近日又以整肃黄色、低俗网站的名义,非法关闭了一百多家网站。由此也更加紧对报刊的封锁:以二○○九年的《南方都市报》为例,其言论版面一减再减。虽然当局已对全部时评实行总编审查制度,消灭一切异见,但仍然怕言多有失,认为减少时评版面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在当局看来,鲁迅所讽刺的“无声中国”,实际上是最好的“理想国”。

  “老办法”之三:腐败救国,贪官救党。有网民盘点二○○八年中国腐败特色时,发现二○○八年中,贪官们特别敢讲腐败真话。其经典案例有──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访陕西绥德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接待记者的绥德宣传部长如此直言不讳。

  “你们算个屁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涉嫌猥亵十一岁女童,当女孩父母找其讲理时,林书记如是说。近来许多维权者被抓被关,都是在践行“你们算个屁啊”的“科学发展观”。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二○○八年新泰县政务网上的一篇官方文章,在总结“怎么依法处置信访工作”时这样直抒胸臆。有这般科学总结,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除了“逼上梁山”,还有什么出路?

  “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花一百万弄死你这个农民。”──江西抚州临川区人民法院公职人员芦涛在上班期间和一名包工头跑到工地上,对一位男子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如是说。以法律的名义实施暴行,正是今日中国的缩影。

  如此公然炫耀腐败,岂非末世之兆?!大腐败带来大失业,大失业激化大腐败!

  一九四八年,有人曾感叹蒋介石“国军纪律之坏”无与伦比,今日更多人深感“中共官场特别能腐败”无出其右。当年“国军纪律之坏”是因“兵败如山倒”,即将败北的国民党放纵“国军纪律之坏”;今日“中共官场特别能腐败”原因是什么?也许就是因为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兵临城下。

  如若中共坚持以腐败之棋谱对弈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混乱中国将不可避免!中国将再现清末维新失败后之大动乱!

二○○九年一月四日
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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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zhongkang  来源:动向杂志09年1月号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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