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依依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夕。
集合中共党内党外人士、包括诸如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五百七十六名代表，在这天选举新政府主席。毛泽东以五百七十五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唯一只有一票没有投予他的，据写作“历史调查新闻”的北京异议记者戴晴依仅有的考据，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唯有他一人，这位在该年初才居中共与国民党中间谈判，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热闹至狂欢中，冷静地投下自己由衷的一票。
这一票相对往后中共在民主派中间开展的“肃清”“反右”运动，颇像嘲讽的预警，告诫正热切等着在新政权中分官封侯者，亲友叛离的肃杀时光，将不远矣。
戴晴在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发掘一段当今青年少知的中国民主派在新中国的经历。
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二十五万北平守军全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迁移城外接受改编之前，此时，乐见中共从革命党将顺利变成执政党的民主派人士四位，包括张东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与她同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的丈夫严景耀，以及清华大学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去到中共当时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总部，与毛泽东商谈民主派参与到未来政府之事。
这时这些民主派被邀前去，既是准国家政权的首长为得到全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希望拢络他们认可新政权，亦是对他们的礼待与重视。
无可否认，这是民主派与中共的蜜月期；对于大多数民主人士而言，这甚至一再延续，直到一九五十年代中的反右运动里，与共产党的关系，能否顺应或取悦中共，仍然是许多民主人士行事言论的主要考虑。
而在一九四九年投票选举中央政府的关键之时，从贪腐的国民政府统治、外族进侵国土的抗日战争走来，而又相信寄望每日口中提着清廉的共产党之民主人士，更是热诚地投以信赖的一票，人数正如上文所引。
自身工具化的“两头真”
“目前大陆流行一个词，叫‘两头真’，是像《炎黄春秋》、李锐等人，他们自言在年轻初接触共产思想时，被大潮卷入革命事业，当时的确很真诚；到中间，自己完全是共产党的工具，无数时候明明是捂住良心，觉得不对但也做了；到了老了又重新看世界，也退休了没有负担，比如说不再想‘还能在这个位子上坐下去吗’，便变成真的心灵。”戴晴说，变成“两头真”得看人生晚年是否能忠于自己地说话，不再仰共产党鼻息，这是后话了；但在投票选举毛主席的一刻，许多民主派已经开始为中共工具化了自己。
在毛泽东知道选票中少一张的时候，虽然在中共里早有估计是谁投的反对票，戴晴指出，虽然“毛口中说‘不选就不选吧’，令大家后来都以为他忘了，但其实他清楚记住”。而对于追求绝对权威的他，开始了政治战场的转向，“他说过军事上的胜利已经没问题了，该转到‘未来统治国家时我要高高兴兴的统治’，哪能给你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一天到晚都有自己的意见”，也是戴晴用“整本书来看看他记住之后他周遭的人怎么做，整个国家系统怎么做”来肃清异己。
其一是以策赏功臣方式收买人心。像让民盟的柳亚子自以为协助建政有功，亲昵地向毛泽东要求：“润之，你把颐和园赏给我吧！”戴晴将其时民主派对与新建政的中共关系的微妙心理关系，举例描述，令人叹为观止。
“香云纱”换上列宁装
譬如，后来被打成“头号右派”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在新中国之初，曾经一度官至交通部长等高位，出入有鸿儒，当时为年尚小的章诒和，几年前就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写过她童年在家里所见的这些民主派，包括时任司法部部长的史良，写她“长得美、又爱美、懂得美”，毛巾最多只用两星期“不能用到发硬”、又会以被视为国民党特务才穿着的“香云纱”做连衣裙“布拉吉”的娇媚女子。
不过，“史良一到1949年，刚开始，就换上一身列宁装，还戴上帽子！不伦不类呀！”戴晴放声笑说，“黄炎培帽子还不会戴呢！他原来西装，1949年，就赶紧换上干部服，帽子歪戴着，哈哈！”教育学家黄炎培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里都曾被许予官职，他都一一辞拒，在新中国刚成立后以74岁高龄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据传他是民主派人士中第一个提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
雷洁琼曾经因为坚定地参与抗日救亡，被认为是著名的民主斗士，“可是整个政局、共产党政治伦理改造人的力量”，戴晴形容变得只会说八股官话的她“就像一张白纸，单薄、苍白、完全没有生命力，是个牵线木偶，人家要她怎么动就怎么动”，常常没有自己什么不同的见解，“或者她有但不敢说，毛泽东最喜欢这样的人。这使她地位一天天高，地位愈高愈没有自我。”
这些民主左派在早年便因为原来就认可共产理念轻易得到中共的倚重，对比之下，并不认同共产专政的民主右派，便以分封不同官位的差别，诱发他们改变思想，“像最想跟左派争官位的是罗隆基，他成了当时右派小集团的头目，叶笃义后来记述得很清楚，写他着急‘咱们哥们也得商量商量呀，干嘛你们不争取，看人家多争取呀’。”
甚至于煽动起民主派里的勾心斗角，诱发当中的“派系斗争”：“你说是路线不同也可以，你说是妒忌也可以”，离间他们。像张东荪，毛泽东公开称赞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使张东荪心里煞是不安，跟毛说：“不要这么说，这样我会得罪很多人的”，毛泽东回：“得罪人是我得罪，没你的事。”
不能打扫掉的张东荪
“为什么毛要这样说呢？他是谋略家，这是他的谋略之一。”戴晴以“游刃于儒、法、道、术，经千年提炼而成就的‘人精儿’”来形容毛泽东，“他打出每张牌、每一套权术，都是一定要思想的歼灭，以保持绝对权威”，对于开国初年民主派要求的多元声音，他视为是“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捣乱”，“不知道我要先打扫好房子才能请客”，要使这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可是就是有不能打扫掉的异议者，不怕发出孤清的独立声音：像一生是长袍、免裆裤的张东荪，虽然得到毛的礼待，却投下反对毛当国家主席的一票，委予双重官职，情愿让出一个职衔，只待在学院教书。甚至在后来知识分子“洗澡”的运动里，拒绝以批评自我思想来作检讨，而真的与过去争取民主的同行人形如陌路。
一九六Ｏ年，张东荪好友史学大师邓文如去世，孤伶伶没人吊唁，张东荪想起一九四九年初居中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调后，多元民主声音在新中国的逐步零落，今昔相较，写下七言律诗追悼至友，并言感慨，“人间热泪已无多”。
在一面倒顺从毛泽东的1949年选举会议以后，不为赏赐而折腰的知识分子风骨失落；在共和国强大的国家机械消声运动下，真诚的异议声音，从此也就无多。
谁是张东荪？
张东荪，一八八六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政治活动、也是力倡言论与报纸开放的政论家与报人，办过《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报纸杂志。 一九五一年由毛泽东亲自判为叛国罪、一九七八年当几乎所有人都被平反但邓小平亲自决定不予平反的政治学者。
“他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专制，所以蒋介石那么优待他，将他奉为座上客，他也不买账”，在抗日战争期间便已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也介绍燕京大学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更在一九四九年充当中间人，协调北平国民党弃守北平。
“所以当他察觉到毛泽东的专制，即投以反对票，不信任他可作为自己祖国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不再发表文章，一九六八年一月文革之中被“逮捕”，被关在北京特种监狱秦城，一九七三年死在狱中。一九五五年，戴晴在墨尔本遇到张东荪孙子张鹤慈。他带同历次抄家遗下的少量诗词、文件，戴晴好奇于这位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忽视的历史人物的一生，开始展开对他的冤案和生平的调查，以八年写成《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摘自《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