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短命的咸丰朝，人们往往叹息的是那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焚毁的惨象和签订最多丧权辱国条约的苦命天子。然而，以往的史着却忽视一个现象，那就是大清帝国统治权力出现的分裂。恰恰也正是这种分裂，是的大清帝国最终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咸丰皇帝，爱新觉罗氏，奕詝在位的十一年的权力分裂现象，彰显于军事和外事两个领域。
满清入关后内战不断，还在皇太极时期，满洲已将明朝"以夷制夷"的策略，颠倒成为"以汉制汉"，利用明朝降将降兵"为王前驱"。但在南明列朝败亡以后，清廷却面对尾大不掉的汉族新军阀，被迫继续用战争手段平定三藩和台湾郑氏政权，而后又与边疆诸族叛乱者兵戎相见。这一连串大小内战，除征台外，均以八旗军队为主导，而以绿营汉军为辅助。就是说满洲权贵总在控制兵权。
然而，乾隆末嘉庆初，清廷面对白莲教造反已暴露八旗、绿营的军事无能。时至道光中叶发生清英鸦片战争，清廷重用满洲宗室与绿营宿将，对付英军北侵，却无不一败涂地，甚而不战即溃。茅海建的名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这一史实有深刻的揭示。
咸丰帝初即位就碰上太平天国造反，没几年又碰上英法联军趁火打劫。以这个纨绔皇帝为核心的满清朝廷，虽被迫"重用汉臣"，骨子里并不信曾国藩等南国士绅为" 保家"而真"卫国"。因而，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即派偏师北伐，英法联军一再北上威胁京津，咸丰帝仍指望八旗军事权贵挽救危机，特别寄希望于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统率的蒙古旗军。
满洲八旗以满蒙世袭武装为骨干。满军旗人早由咸丰帝族兄奕山、奕经在鸦片战争中腐败无能而证明烂到骨髓。蒙古旗军也在变，由咸丰三年（1853）十月皇帝严禁"蒙古人沾染汉人习气"，取汉名习汉文《清史纪事本末》，可得左证。
但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旗军，似乎例外，还保持蒙军的剽悍传统。咸丰九年（1859）五月英舰再次进犯大沽炮台，被僧格林沁部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炮船数艘、洋兵数百，使咸丰帝闻捷更以为僧王是捍卫京师的最后希望，唯恐他有闪失，于次月英舰反攻而直驱塘沽之际，特下手诏，致僧王。
手诏僧格林沁曰："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危急，谅汝忧心如焚。惟天下大事，在京师不在海口。若有挫失，总须退保津、通（通州），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为一身之计。握管凄怆，汝其勉遵。"（引见《清史稿》文宗纪咸丰十年六月辛卯。）
你看，皇帝多么仁慈，甚至劝僧王千万不要牺牲性命以报答君王，完全不像其高祖雍正、曾祖乾隆那样因前线兵败即临阵杀将；但皇帝又多么明智，他劝僧王勿因战败而弃大局，需识"天下大本在京师"，唯有最终成功地捍卫北京，才是真正忠君即卫国。那手诏的语气尤可玩味，自雍正帝致年羹尧那些手诏之后，一百多年里何曾见到皇帝示大臣又如此亲切像对家人的这类亲笔信？
很可惜，据清代官史，僧格林沁王之忠勇，可比满洲萨满教崇拜的关玛法（玛法即满语爷爷，指《三国演义》描述的蜀将关羽），其时运更不济。他失塘沽，丢天津，绝非"大意失荆州"。而咸丰帝信用的另一满人胜保，更不争气，在京郊八里桥一战，竟惨败于英法联军中孱弱的法军，致使法军统领因此役而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可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用不着说，失去僧王、胜保的满蒙八旗余部的最后屏障，咸丰帝除抛弃圆明园听任英法联军蹂躏，岂有别择？
咸丰帝率其妻妾亲随，一溜烟地奔逃热河，留下残破的首都，更留下残破的山河。那时太平天国造反，引发的全国内战正如火如荼。由曾胡左组建的湘军各集团，不能说不关注英法联军侵占帝都，也向清廷申请"勤王"，但这最终证明是空话。英法联军不是"火烧圆明园"了么？英法侵略者不是逼出北京条约后就撤出北京了么？咸丰帝不是认可新一轮"国耻"，却拒绝回京，而终于病死承德么？
诸如此类现象，看似古怪，实则不怪。没有了圆明园，教纨绔皇帝如何与妃嫔取乐？没有了"天子"权威，教大清皇帝如何应对"外夷"而保存天朝上国体统？没有了高曾以来百多年的皇帝独断一切的权力，教满清七世大君如何向列祖列宗禀报政绩？咸丰帝虽体弱多病，未必预料年方"而立"，就会龙驭上宾。但他生前已被迫同意皇弟恭亲王与留京王大臣，与英法俄美诸国谈判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尤其被迫同意恭亲王等在京设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清代前所未有的这个衙门，接管了向来由清帝本人把持的外事权力。
那以后到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逊位，凡五十年，外事权力能否由在位君王或僭主直接操控，成为晚清政治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