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流感来势汹汹。曾经饱受沙士及禽流感肆虐之苦的中国，不敢怠慢，国家主席胡锦涛下令各级政府“要严格出入境检验检疫，抓紧做好应急技术储备和物资准备，广泛宣传公众防控知识”。不过，中国防疫机制漏洞不少，能否应对这次危机，仍是很大的问号。
自从○三年沙士危机后，北京当局大力改革防疫制度，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推出《突发公共衞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严令各级官员如实呈报各种疫情。不过，制度的变革、法例的完善，并没带来相应效果，地方当局隐瞒疫情的情况，屡禁不止：○四年安徽阜阳的大头ＢＢ事件、○四年广东第二次沙士危机、○五年江苏天长县的禽流感、去年河北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应付公共衞生危机的体制，仍有很大缺陷，其根源就是，从饲养禽畜的农民到地方干部，都有诱因去瞒报、漏报疫情。
对农民来说，如实报告禽畜不正常死亡，不仅招致巨大个人损失，还会开罪邻居及地方领导，甚至沦为阶下囚。申报疫情后，邻近地区会被划为疫区，区内禽畜会被扑杀，但政府赔偿标准过低，当地农产品声誉也会受损，令其他农民损失更惨重，地方经济大受打击。因此，他们如实报告的可能性不大。
对地方干部而言，瞒报更是最佳选项。无论矿难，还是公共衞生事件，地方干部都倾向“瞒天过海”，瞒不了，才用“情况还未确定”等藉口搪塞。即使被揭发隐瞒疫情，也可能跟如实上报一样，只是暂时撤职，一年半载又可复出。既然瞒报与否，后果相当，为甚么还要如实上报呢？若侥幸没被揭发，还能躲过一劫呢！河北省及石家庄市当局，在三鹿奶粉危机之初，不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吗？
至于知情者，更加不会多管闲事。○四年底，江苏省鸭农乔松举，得知天长县的朋友，其鸭只大量不正常死亡，于是向农业部举报，最后确定为禽流感。事后，乔松举不仅没有成为感动中国人物、爱国英雄等，反被地方政府诬告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判监三年半。前车可鉴，谁还会做“举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呀？
因此，必须将隐瞒及漏报疫情列为刑事罪，否则，轻微疫症也可能因瞒报而错过时机，演变成公共衞生危机，付出的代价可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