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本价值遭到摧毁的大悲怆
这一次《吴宓日记续编》给余英时先生的震动，堪与一九五八年秋，他在哈佛偶然读到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油印稿本的那一次相比，他称之为的这种“精神震荡”，也只会发生在像他这种蕴涵中国文化价值之人的身上，因为只有他们还能感应到中国基本价值遭到摧毁的大悲怆。这自然是一个我无力深谈的题目。
可是，我却看到相反的情形，值得一议，即当今中国人对价值系统崩塌的隔膜和生疏，以及误读、否认，甚至礼赞。晚近以来中国语境中关于“大饥荒”、“红卫兵”包括整个文革的争议，在在折射了对价值系统毁损的评估、褒贬。例如，关于文革初期“学生打老师”这个历史现象，由王友琴发轫兴起一场“红卫兵考古”，因其锋芒直指中国价值系统的摧折，而引起甚为广泛的辩驳，也不乏袒护“红卫兵”的声音沉浮其间，但那是很次要的问题，要害是，人们的争辩皆围绕在所谓“罪与非罪”，而回避了它跟价值世界的关系。这一现象，正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衰微。假如一个民族还陷在争辩“学生打老师”的是非泥淖中，这个民族还有没有一个基本价值系统，就很可疑了。
余英时在《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一文中，说得很沉痛：“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年左右，经过三十年有计划、有系统的全面摧毁，民间社会已荡然无存，最多只剩下几许残骸。儒家价值则变成了‘封建遗毒’，是必须彻底扫除的第一大敌，子女清算父母，夫妇之间划清政治界限，学生斗争老师等等，完全取代了孝悌、相敬如宾、尊师之类传统价值。承担着价值世界的知识人（传统的‘士’）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比起希特勒治下犹太人的命运还要悲惨。”
告密行为挑战价值系统
确实，在一座“价值荒原”上，人们还能争辩出什么是非来，是很值得怀疑的，至少，以中国人的是非观来衡量，这些争辩常常言不及义、胡搅蛮缠，连起码的辩论门槛都够不着，因为没有价值常识，就像荒原上的一阵阵西北风。也因此，有人会引进一些西方的概念来救急，比如法律上的“罪与非罪”概念，说得头头是道，却一点也没觉察到，这跟四九年以后退化成一个蛮荒世界的中国，有何相干？别忘了，那里也是一个“法律的荒原”，这就如同你去跟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人谈德意志法律一样。避开价值维度谈“新中国”，等于什么都没谈。
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知识者告密，也是如此。告密行为，在一个根本没有法制的社会里，自然“无罪”可纠，而今欲追究，亦须待中国有了“三权分立”再说。告密行为，挑战的首先不是法律系统，而是价值系统，尤其知识者行告密，乃“不齿”之举，“自辱”行为，是比杀头都要严重的事情！可是，今日我们来看此事，则发现当初那些大名鼎鼎的告密者行之若素，而后世看去亦无所惊讶。这个世道真是有病！
著名诗人、作家聂绀弩，因友人告密而遭难，不过是冰山一角。“新中国”一旦被揭穿所有秘闻，恐怕是人人如鬼。导致知识者堕落，叫他们在中共治下落到这步田地，余英时在解读吴宓日记的上文接续，也有透彻分析：“希特勒大规模地消灭犹太人的生命，其残酷固然不必多说。中国读书人则深受儒家‘士可杀，不可辱’ 的影响，往往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但‘党天下’统治者偏偏抓住这个致命弱点，尽量‘辱’而不‘杀’。实在忍受不了而自杀的虽也不少，但绝大多数知识人却只有忍辱偷生一途。这是因为自杀被视为反抗政权的行为，罪莫大焉，必然罪及家人，特别是儿女，使他们永远为人所不齿。忍辱偷生的知识人在日以继夜的斗争、批判、检讨……之下，精神上的自尊被一点一滴地剥得精光，自己也越来越鄙视自己。这恰恰便是‘党天下’所追求的目的，因为一切价值都必须由党垄断，决不许在党外还另有价值的来源。”
这些文字，余先生写于二○○六年夏天，提前为作家寓真曝光《聂绀弩刑事档案》所涉及的“告密”问题，作了文化、价值的诠释。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