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毛泽东合影
我并不是要在“六四”这个非常的日子里，一心要给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揭短、抹黑，我指的是“六四”流血惨案的发生不过是一个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历史的继承，在以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发生过与此相类似的，对自己的手足同胞以及无辜民众所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性大屠杀。
注意区分清楚：我指的不是其它势力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展开的屠杀，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其他人的那些少量的、零零星星的杀人，而是公开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对另一大批共产党员及普通无辜的民众展开的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
人们每当一控诉起中国共产党的草菅人命、随意杀人，就要追根溯源，联系起当年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又飞快过渡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举出无数的证人证据，以作为中国共产党“血腥残暴”的有力旁证。殊不知，同中共党史上真正达到规模杀人、批量杀人的场面比较起来，这两次运动只能算是最温和不过的“小儿科”级别，有大量亲身经历的“证人”的存在，只能说“证人”远远还没有被杀绝，能够有朝一日站出来举证控诉。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83年的历史上（恰好和已故毛泽东同龄同岁），真正达到大屠杀规模的“肃反”，和直接指挥、策划、组织、实施进行大批量杀人的“恶魔”级人物只有两个，就是夏曦和张国焘。
先看夏曦。
1931年3月初，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作为党中央派来的最高代表，出任中央分局书记，权威绝不亚于今天的“三个代表”。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屠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
这还不算完，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洪湖红军的著名创始人，有着杰出才能的领导人段德昌，还有王炳南（不是后来从事外事工作的那位王炳南）等以及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柳直荀，也是在这一次被杀掉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将第一号国家级的烈士证就授予了段德昌的亲属，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知道，这位国家级的第一号烈士，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手造成的。）
&nbs; p; 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三千多人。
夏曦在位前后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竟然共杀掉红军和根据地干部，战士和群众达数万人。你说此人狠不狠毒，如果说夏曦是刽子手，此话一点都不谓过。
如果说夏曦的手狠，同张国涛比起来却远远不如，张国焘的手段更加残忍毒辣，令人发指。
张国涛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人、共产国际派来的最高负责人这“三个代表”的身份，直接出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
同年9月，半年时间不到，张国焘就开始抓人杀人。仅1931年的9—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陈昌浩回忆录），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
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仅在红二十五军一个军就被杀害数千人，红二十五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马上就杀掉2千5百人。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活活勒死，另一个军首长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班以上干部就有500多人。
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1万2万也不奇怪，------”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张国焘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
在1933年6月以后，张国涛又在新开僻的川陕根据地开展大屠杀，不仅杀害了红四军的第一任军长邝继勋（也是用绳子勒死），其他最高层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等凡不满张国涛的人都被杀害。其中曾中生因为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不敢公开的杀，是在长征的途中，在张国焘的住房里被用绳子活活的勒死的。
解放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千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张国焘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高敬亭，戴季英。
后来，我曾看到过一些为夏曦、张国焘辩解的文章，说是他们在当时战争状态的条件下，因为没有条件看管并详细审查这一批批的人，只好迫不得已杀掉。你看，同样是被看管的廖承志、罗世文等人不就活过来了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看管”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当时希特勒的集中营，斯大林的劳改营都是后来的事情，夏曦和张国焘没有那样的社会条件搬来借鉴，否则，就会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两位“波尔布特”。
夏曦的照片，至今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墙上张挂，只因为他死在了战争年代，享有“烈士”的称号。实际上，他是跟在贺龙的身边参加长征，中间掉进了水流湍急的河里，身边的红军战士都恨透了他，扭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任凭他被河流卷走淹死。
张国焘当年若是不跑出去，很可能在这面墙上也为他留下一席之地。
我后来翻看《张国焘回忆录》和不同种类、不同版本的《中共党史》，无论是当年的张主席，还是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都对这一段血腥惨痛的历史闭口不谈，就好像什么事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为尊者讳”从来是中国的一个历史传统，倒是在那些地方的革命纪念馆里，那些非正规的历史学家们和历史电视拍片人毫不留情地挖掘了这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把它们完整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由此推论，今天中国一切的党史、历史著作、教科书，都会对“六四”这一段血案回避不谈。这是一条铁的定律：在一个社会意识形态受到严密控制的情况下，绝不能够单纯从官方精心筛选的文献中，找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挖掘出历史的真相。“人为炮制历史段落”，是这种社会一个明显的特点。笔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历史真实性问题》一文中，仔细分析了现时代这一反常的社会现象。
最后，又回到那句老话，对某些生活经历平凡又单调的人来说，往事如烟，一切很快都将随风逝去。而对于那些有着刻骨铭心生活经历的人们来说，往事并不如烟，它会牢牢地扎根在人们的心里，一代传一代，永远传递下去，永不磨灭。
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