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童话大王郑渊洁突然在自己的博客发帖宣布退出北京作协。郑此举迅速引起网友热议及媒体的关注。昨日，郑渊洁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向北京作协开炮：“北京作协故意不通知代表作家开会，这很官僚，很不负责，花纳税人的钱而不作为，令人心寒。”郑渊洁表示，“北京作协某些人无作品，还身居高位，根本不配副主席这个位置”（2009年06月24日《广州日报》）。
退出作协，郑渊洁已经不是第一人了，之前已经有李锐公开批评作协成了“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的罪魁祸首，“反”出作协；还有湖南作协的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认为作协是“衙门化的文化组织”，缺乏民主化、法制化，愤而退会；就连作家韩寒也曾放言：“如果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的确，我们也惊奇的看到，有的作家进了作协后，写诗的写不出诗了，写小说的写不出小说了，发不出工资还抱怨待遇低。作协到底怎么了？
要问作协到底怎么了，首先要明白作协到底是个是个什么组织。上海作家陈村认为，作协应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但是从作协的组织机构到其职能，却是行政色彩浓厚的官方管理机构。
和残联，文联、足协、篮协一样，作协享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从科级作家、处级作家、厅级作家直到部级作家，一切都是按 “官本位”的意识设定的。做了作协主席、副主席，就成了高级干部，享有专车，配有专职秘书。此外，作协还有一大批其他官员。正是因为如此，一些文场混混，东奔西走参加也想以混入这个组织，弄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已经混入这个组织的，在等级分明的体制格局中，他们朝朝暮暮努力的目标已不是如何写出好作品，而是如何在这样的阶梯上不断晋级。于是，便出现了以郑渊洁为代表的一些文人的质疑：“某些人无作品，还身居高位，根本不配副主席这个位置”。
大家都知道，一个组织一旦纳入了行政的编制，那就必须由纳税人的供养。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叠叠，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几乎将所有的专业作家都囊括其中，包“养”了起来。在由国家包养作家的文学创作机制之下，只要进入了这个体制，就可以领工资，享受一切政府给予的待遇，生、老、病、死都由作协体制来负责，只要在这个格局内，就旱涝保收。即使长期没有什么创作，也无所谓。所以，有很多因写了某一个作品（或某些作品）而成为作家的人，一旦进入作协体制，有了名分，甚至可以一辈子不用再写作，只要开会时到场，领工资时签名，或上班或呆在家，工资、待遇、房子，一样都少不了。甚至当别人斥责“作家领工资是一种耻辱”时，他们还大言不惭的反击“付出了劳动之后领工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付出劳动之后不拿工资才奇怪，才是可耻的事情。 ”但是作家付出的劳动就是发表作品，而发表作品是有稿费的，如果作家非要领工资，并无不可，那么他们获得的稿费应该上交国家财政。因为拿着国家的工资写作，就属于职务创作，稿费上缴国家财政才合理合法。
文学创作团体的官僚化及其组织功能的退化，导致了作协作为一个文学创作共同体的吸引力下降。近年来不断有作家发出退会声明，很多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并没有加入作协这个组织，他们不依赖作协体制，完全凭自己的作品说话，靠自己的稿酬和版税生存。这个现象的出现，对作协体制意味着什么？
文学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个性化、独创性，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追求是千差万别的，发出的声音也是各不相同的，只有个性化的写作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才会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而由国家包养的作协体制把最富有个性、最需要个人创造力的文学纳入笼子，整齐划一的管理，只能使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不断消融，这种计划经济和国家全能时代的典型产物，已经完全不能市场经济的需要了，难道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