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主按照他们的央求准许他们进入猪群里面。主改变了他们的活动领域,他们就无法再进入人里面骚扰人.主的许可一出，污鬼们马上就进入了远处山上正在吃食的猪群里面。鬼离开人后到进入猪群之前的那段时间，尽管无法显现自己,但仍旧是存在的。
当鬼进入猪群里面的那瞬间,猪就好像发疯似地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
周边的人来发现平时令人头疼的精神病患者得到洁净了，但人们维持生计的手段——两千头猪却全都死了。所以人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因为他们想，耶稣如果再赶几次鬼，全城的猪就会一头也不剩。总之，鬼并不是一种精神现象,而是实际存在的。
污鬼们一进入猪群中，猪群就全都死了。鬼毁灭的特性通过猪群暴露无遗。污鬼们说自己是群。他们原来是在战场上覆没的几千名军人。鬼总是按照自己的性质伤害人”。（见《庇哩亚新书魔鬼论》/《路加福音》/《鬼》）
对此的解释是，这是革命祭祀。人鬼相缠，鬼附人魂，却要杀死猪，可以得救——这是很温和的“革命”；但是，圣经里面，耶稣要杀死以色列人，为了什么？犹太人和罗马人要杀死耶稣，为了什么？据说，是为了新世纪。
这个观点在卡赞扎基耶稣、犹大结合、共谋、阴谋论里，得到某种呼应；说，犹大不是背叛耶稣，而是听从之；耶稣赴死，是主动主的，不是被动的，是为了“结束旧世界，迎来新世界。”（《基督最后的诱惑》）
研究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学者，对于耶稣旁观和坐视此等大悲剧，大邪恶，大残暴，无动于衷，辩解说，不是他无动于衷，而是他要结束旧世界，迎来新世界。（见《倾向》杂志）
于是，猪死了，被抛弃了。人，是不是被抛弃了呢？其实，猪＝人（民），被屠杀，成了牺牲了——他们世世代代成为魔鬼的祭品。这是一个历史，也是一本圣经。这个历史，后来被叫作世界意志论或者“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人（变成猪），被牺牲，迎来新时代——而新时代，什么时候万岁？什么时候短命、宿命，再迎来新新时代？耶稣没有说——代替他说话的人，是人不是神。
人（超人？）说， “我思故我在”——“我”是谁？上帝、还是魔鬼？“在”和“思”和“我”，其实都是罔顾本体——这个本体问就是：我是谁？在，是什么？思，如何定义——人以群分；分成人还是鬼？——人听从人的，还是上帝的？（别尔嘉耶夫说，人对上帝负责，自由。人对于人负责，自由亡。）——于是，从其中，出现存在＋虚无主义，成为价值否定的超人学说和思潮。在这样一种虚无主义里面，上述鬼论，大显身手。这就是我们本文札记之，思索之之主题：革命和虚无主义（告密就是道德虚无）。
牺牲掉旧的，换来新的，所以要死，需鬼，迎神（耶稣——是人还是神？）——这些问题很大，很深。
道可道乎？陀氏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换来新的，会付出更惨重更可怕的代价，革命势必成为魔鬼附体（革命者变成“群魔”），要摒弃和规避之。但是，对于革命和牺牲，他两头为难（就像我们现在所言之宪政和革命，两头为难）——若论复调，多元和保守，就是呈现双向平行主义；事务双向面向并不接轨，谁也不吃掉谁；而非呈现一方吃掉一方的辩证法——什么意思？就是巴赫金对此所说，事情往往是辩证的，但是，没有结论与合题——他们是“现在七点钟”和“火车刚刚抵达于此时”，这两件事情的偶合与差别——要将之等同起来，是不对，不可能的；辩证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采纳耶稣牺牲大众，实行革命的观点，恰好是老陀反对之之观点。因为，革命观点，就是要以暴力换得理想实现。这样，从中就产生不择手段的、涅洽耶夫的泥沼主义（安纳琪主义）和后来的列宁和毛主义。 他们都是要去除旧的，切断历史，变更（道德）坐标（从历时性观念转变成为共时性观念）。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人，一代代、一茬茬的人。切断历史，就要杀人。老陀预言和到这一点。他很害怕。所以，他犯了难：不赞成鬼，革命和屠杀（俄国革命党之手段、目的），就换不来新世界——赞成之，就要杀人，爆炸和毁灭。其中，老陀因此犹豫着，犹豫着成为一个告密者。他反对暗杀和爆炸；以告密于警察的方式。（见《彼得堡邪魔》）为什么老陀要告密？因为他反对以人为猪，实行杀戮（哪怕是杀戮沙皇和伯爵……）。
另外一个方面，他觉得沙皇政权本身就是暴力。他是这个暴力的牺牲品、西伯利亚囚徒。行苦役十年。他写暗喻黑暗之书，之小说，之文章，影响甚众，造就了一代革命者，暴力者。
所以，陀氏不知如何是好？（他一忽尔又要参与革命党的行动！）
这个现象横移中国，清末迄今，大同小异，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让不让鬼（革命）上身问题。
结局是清楚的，鬼上身了。何以至此？就是无耶稣帮助驱鬼。理论上说，驱鬼法术，就是要人类响应耶稣教诲而免疫。但是中国革命正好是一场瘟疫，群魔乱舞，无法收拾。理论上说，群魔乱舞，就是根绝一切传统法度和道德。什么东西可以如此根除到底，革命！我们说过，并未完全根除道德基础的革命、民国和蒋介石，就是半人半鬼；毛氏是彻底的魔鬼——其同志者类，组成“群魔”——群魔，就是上到国人身上的那些瘟疫。所以，人已被瘟，健康全除，成为毛氏集团告密献媚献身的源泉。而孙文和中正时代，不可以说没有告密，但是，不是全民如此，何故？体制使然。这就是鬼全上身和半上身之区别。我们从中国看俄国；我们一直以来的以俄为师，使得这件事情变得大同小异。根源就是，是不是通过告密，革命和魔鬼附体，以“净化”、消灭和根除文化道德本身。
再就是，何以我们两国，都是从批判、战斗于坏的，导致更坏！
于是，历史和悲剧是，我们国人响应革命，从不废除全部历史传统之孙、蒋革命，转化成为毛（反）革命，毛文革，彻底根除中国文化，彻底鬼上身——在他们那里，列宁取代克伦斯基，斯大林接之列宁，也是彻底鬼上身，不可活。须知，耶稣说的大祭祀，大牺牲，在东方，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担忧的鬼上身。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书载所言耶稣第二次降临，只是降临在人们心中？其实，这次耶稣的故事，不好讲，因为他没有故事。但是，魔鬼崇拜却比比皆是，成就了二十世纪的屠杀史。列宁、希特勒和毛，成为伪基督，加之于我身，岂是驱赶于猪群，可以祛魔成功的！“鬼上身”之特质在于，耶稣驱赶鬼到猪群不成，鬼，群魔，革命者，齐入人群，入国度，入心灵。承受牺牲的不是猪，而是人。这个东西在革命论上就是，中国和俄国在革命选择上，只能摒弃好的（二月革命），走向坏的（十月革命）——中国人，只能抛弃孙文、蒋介石，走向毛——这是怎样一种鬼上身呢！这个问题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就是历史目的论的破产。其中必需讲清楚的是，鬼，撒旦，齐入人类，不会跑到猪那里去，而是跑到人那里去。
二
因为，善、恶双身皆不可偏废于历史。
鬼，不是跑到猪那里去，而是跑到人那里去——其实，鬼，是以不同方式，一直以来，跑到人那里去，不是跑到猪那里去。
这个问题十分明确。所以，鬼，只要一息尚存，就要闹鬼！
我们节略一些而言。老陀说，不要革命，不要民主和西化，就不会闹鬼；但是，鬼，还是上身了。为什么？因为人不人，鬼不鬼，社会很坏，制度很坏。但是，要杀死坏的，就是好的吗？不是。要杀死坏的（专制），就会更坏（极权）。所以，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要告密警察，说，革命党人要在何时何地爆炸，杀人——（见《彼得堡邪魔》）——他反对革命，害怕更坏的。所以，鬼，革命，暴力，告密等等，是一套特务系统，革命系统，革命机关，只能带来更坏，人性戕灭和斯文扫地。
其主旨和操作十分精致残酷。他们这些告密者和革命者一体不二，实行异化革命，异化暴力，异化人性和人伦——杀人，就是救人；“战是和平暴是仁”（吴宓诗句）。前此，我们谈到专制主义批判者们之所以批判专制，就是因为他们要破旧立新，“时间开始”，结束历史文化传统——但是，宗教和人文，耶稣和伊拉斯莫，皆不是共时主义者，他们都是历时主义，保守主义——于是，世界分成两种革命论:：一种保持旧的（实行解构），一种破旧立新（彻底砸烂）——后者，以革命祭祀旧物，杀死旧人，毁弃历史——前者，就是耶稣弃鬼更新（“两种革命”——
一为，保持专制主义中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走向文化解构和重组；二为，实行“文化革命”。）所以，鬼上身，在美国、在英、法，很有限，不完全，不彻底；因为他们很快复辟，保守，（回到）传统——在中国和俄国，却是彻底干净完全切断历史和传统。
是的，我们并不是说在美国、英、法，鬼，就不上身了，还是要上的。所以，鬼这个东西，很鬼。比如说，左派、右派问题，革命问题加制度问题，就是一个灵异闪烁的结难。前此观摩德国赤军旅、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赤军旅创建人）的故事。得出结局了吗？没有。赤军问题延续了革命和制度问题。谁在延续？历史和现实——赤军旅之结束，和现在恐怖主义之不结束，是为证。所以，又回到前面的老问题：是旧的不好，还是新的更坏。其间，事情错综复杂，很难厘清。我们不得不分出层次。从左派之在西方说起。西方左派，其根源，可以说就是克鲁泡特金主义，法国革命时期之“共产党”（见其《法国大革命史》），和后来的马恩、列毛主义。这个左派缘起，正如克鲁氏言，法国《人权宣言》没有很好解决所谓“经济问题”——遂导致后来之十月革命——老陀青年时期，崇拜巴库宁，也是他觉得俄国社会之不公、之黑暗——但是，十月革命，是不是鬼上身，变坏为更坏呢？毋庸赘言，变得“更坏”了。所以，左派是要革命，要去除坏的，却全然不知道，会变得更坏——他们看到越战，看到种族歧视，看到资本邪恶，以为找到了前途。其实，他们实际上只是找到了更加黑暗。所以，左派比较右派，主张批判，战斗于黑暗，结果是制造更加黑暗。
需要指出的是，左派非功利主义的价值估计，是要实行乌托邦主义而反对秩序，反对制度，砍砍杀杀，引刀成快，赴汤蹈火。但是，当赤军们关进监狱，其快成块，并不乐观。所以，西方左派，是反对政权的。支持政权的，就是右派。在中国，事情反过来。历史上，毛反对蒋介石，是左派。但是，现在的政权派，是挺秩序的，挺“制度”的（其实是无制度，无法治，无文化），刚好是西方右派的角色——说，以前的毛派，支持中国，所以，现在中国政权还是左派；错了！事实是，西方的右派和中共今日的当权者沆瀣一齐，做出各种王八蛋门，没有什么奇怪。于是，德国赤军旅最初的，对于西方、美国的反对，是不是合理？这个问题，又成悖论。简单说，马丁.路德.金反对美国政府，其反对有效，最后成功，是补救民主自由，不是颠覆之——但是，支持金的赤军，实行对于民主政府之颠覆，错了！这个左派的最初目的，和金同；结果迥异。所以，左派往往出发点不是不对，而是很对——比如，毛反对蒋介石之黑暗；国人迄今以为很对——但是，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你以为还对吗？！
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鬼上身，是不是可以戒掉？
西方民主制度“不是好东西”——他只是对于专制极权主义，是好东西——于是，反对者（含专制、极权中人和草根、异族、异教等等之众），就起来反对其“不好”。难道可以罔顾右派杀人，镇压和歧视乎？难道真的可以像佛里德慢那样说，为了自由主义，庇诺切客可以杀人！所以，问题悬置了，很严重。用理论上的话说就是，民主不涵盖世界一切事务；不涵盖外交领域；不涉及“自由贸易”，经济秩序；不触动人权本质；不冒犯国家利益；这些问题不解决，左派不会消失。左派不消失，鬼就要上身；告密就不会消失；斗争就不会消失；革命就不会消失。
三
所有这些问题和文字皆不是无的放矢，纯粹抽象和理论，而是针对章诒和先生揭示的告密事件，体系和体制。
章先生在此前一次座谈会上明言，这种告密是一个系统，一个（庞大）机构，一个制度所为。
而座谈中人，有不敏此题者。他们强调与之脱节的个人道德反省说，以解除对于整体系统做祟的体制批评，而将之指称为，如果言及体制和历史（宗教），会压抑和遮蔽个人道德困境和道德责任。他们鼓吹国人忏悔精神和道德坚持。笔者却恰恰认为，这个现象应该反过来提之：正好是国家政权体制，使得人性大变，异化和堕落，才使得历史上一般而言的道德提升成为戏言。而且，这个人性论（人性消灭论）的背景，恰是极权主义政治。
前此言及之宗教魔鬼附体的革命幽灵说，设置于传统未消除，道德犹在的一般性告密和背叛行为上而迥异于所谓人人自危，人人革命，人人背德，人人忤逆，人人反对人人之大体制操作。在极权主义切断传统常规以后，人人反对人人的告密和背叛，和以往传统社会产生之有本质区别。告密说之所以为秘密之行动，因为告密者害怕传统道德道数和正统，所以鬼窃而行。但是，在文革中，这个鬼窃之行发展到明火执仗，大言不惭。所谓四维不存，斯文扫地，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和人民已不知耻，且为国耻，民耻。所谓上帝死了——正是这个意思——他并无尼采正面意义上的反奴主义；恰好相反，上帝死了，人人为伪基督之奴。这个教训，在二战以后越发看得清楚；民主国家之人，有尊严，可以反对官方意见，没有绝对真理哲学——而斯大林毛氏政权，人们却个个砍下自己的脑袋，让国家任意玩弄之，强奸之。这是告密大行其道之原因。
在这个体制＝人性（人性消灭）的人性论反对时代，简单言及告密者是一种道德困惑和道德反省之阙如，刚好抹去了体制戕灭人性这个基本事实和基本估价。
所谓陀斯妥耶夫斯基之“未来社会主义革命肯定是无神论者搞起来”的说法，一是否定了革命兼顾传统道德的任何可能性；二是预言，无神论者之道德毁灭之必然性；三是，如何避免革命和革命带来的整体人性戕灭和文化虚无主义，是一个俄、中知识分子谈到，深思却没有办法制止的历史现实。
我们说，俄国知识分子在《路标》文集中讨论的革命与否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面对西伯利亚流放所言之，“我罪有应得”（见《群魔》）之所谓；国人知识分子所谓民主变民疯和变德谟克拉贼的问题，都是针对革命带来群魔，革命带来疯狂和革命带来虚无主义之严重担忧的最好说明。很可惜，俄国人和中国人不但魔鬼附体，且附制度，附革命，附体制；整个一个群魔乱舞！
所以，人们不禁要问的是，何以俄国人和中国人之宿命如此严重：二月革命何以势必过渡到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何以势必过渡到毛革命。有没有其中上帝驱鬼不成，鬼魔遍地之说？其间，人人不是变成人人而是人人变成魔鬼。这是一个时代被魔鬼附体的历史。（我们想起西方知识分子讨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宗教反思。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希特勒是不是上帝的鞭子！）如果说，政治解释和政治反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何以陀氏一类极顶智商者还是要回到宗教关怀上去。为何政治变故以来，俄国人一方面反对专制，一方面遥想沙皇（陀氏为什么要说，他罪有应得！而索尔什尼琴既要恢复沙皇也要重新肯定斯大林——他们是怎么了？）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鬼和群魔带来的革命论，影响或深，祛魅（驱鬼）不成而产生的忧虑。这个忧虑又回过来，使得普京政权籍此回到专制体制中去。其上个世纪制造的莫斯科公寓大厦爆炸案，可以看作是俄国复辟专制独裁的信号。一般而言的战争导致独裁，这个理论，在莫斯科公寓爆炸案以后，开始实施，直到现在。俄国，不是回到沙皇的有限自由，而是正在毁灭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个由KGB产生的自由主义改革，究竟是人性战胜，还是再度魔鬼附体呢？
中国人现在讨论改革，革命和宪政。中国人也有上帝之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敷衍答案不是来自对于上帝的演示，而是来自对于道统的争执。人伦标准的出台和中国历史相辅相成，不可一日脱离和解约。但是，辛亥革命提出这个问题，毛革命泯灭之。于是，中国人的上帝儒家道德开始亡故。王国维陈寅恪担忧的事实终于发生。当吴宓六十年代前往广州看望陈氏的时候，他发现陈处在一个世外桃源之中，精神物质尚足尚满（陈女儿尚有一部小汽车）。是的，陈寅恪处境堪称万中一一，无普遍性。除去他们这几个人没有进入所谓酱缸，一切人，都不得以免。酱缸文化直接和告密文化相系不得解脱。其间，只是存在被动告密，揭发和批判，还是主动之，委派之，机关（作业）之之区别
从人性论上讲，一切人，都在选择一种不可选择之选择（想起萨特吗？）这种选择，就是更改道统于权势的关系。历史上，枉道从势和枉势从道之区隔，有了不同于二者的本质变化。这个变化是，道势合一：道为毛，势，亦为毛。这就大事不好！你不可以枉势，也不可以枉道——这二者都是毛主席了——所以，知识分子的道，恒心，恒产，皆完；无恒产者之恒心，因为道统泯灭，也就泯灭了——世间没有不是毛主席之势，之道，之士，之群魔，之上帝。你看，这是不是一种新的“群魔”论呢？陀斯妥耶夫斯基预言的革命毁灭论，是不是一切负面应验了！故此，革命异化以后，不是像老黑格尔说的，精神会回归异化之反，而是和他说的恰恰相反，革命异化使得精神本身产生扭曲变形甚至完蛋！物质的力量不是被物质消灭，而是被精神消灭。当金岳霖四九后现身，声称只有毛主席语录是唯一逻辑判断之真理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道数业已完结。（见其检讨书）
故此，政权，体制和主义在一般性道德建制和道德约束中横冲直撞，左右开弓，使得中国人之行为——包括告密，密告和公开揭发批判蔚然成势，简直到了寡廉鲜耻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个人的反抗，如果也成英雄，像林昭和遇罗克，他们的孤独性和非普遍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人民”之思想就是统治阶级之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极权主义政治平板性不可塑性和人人不成人之现状，意味着什么呢？不推倒各种东、西中国墙和德国墙之体外反思和自醒，意味着什么呢？身处古拉格和柏林墙内之人人之要务，是推倒柏林墙，还是依墙而悔，而哭呢？你忏悔什么呢？你深戴精神物质镣铐，你的奥古斯丁写得究竟如何呢！！！我们一万次说过，反省之道之成功，首先就是考察柏林墙的体制事实，继而集中万力推倒之。也就是民主只有民主本身可以成就，而非专制和极权可以成就之；当然，在此之中的导向民主的任何努力，也是一种导向之正途，但是，不可以回避你所面临的体制之桎梏，人民之“正统”，加之戏谑和虚无主义。所有这些体制制造的犬儒行径和指向，都是对于告密批判的解构和洗脱，漂白和忽略；甚至是有意为之！
一句话，揭示章先生告密主义批判的要诀，就是要厘清告密制度对于人性的戕害，而非回避之，而空谈卢梭忏悔录；因为背景迥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