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分析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上半年以来先后发生了江泽民在上海食物中毒、挂列在郴州出轨事件，足以说明关于江的行踪之保密工作做得并不好。江食物中毒的消息传出本身就让国家保密局大为恼火。据称，夏勇派出专员三人到上海调查一个月而无果，遂于六月二十二日推出《保密法修订草案》，紧接着于七月一日正式通过媒体向社会征求意见。同时，国家保密局、中央保密工作委员会、国家安全部三家联合，在北京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保密工作整顿、清理、纠察行动。外界称此为“保密风暴”。到目前已经有三十人因保密不力受到行政处分，是否会有刑事追究尚不清楚。
党权大于法权，私心凌驾法理
无论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开始实行的原《保密法》，还是今年七月一日的征求意见草案，都没触动保密立法与执行者的特权，特别是中共的超级党权。旧法新文两者均在第二章第八条第七款云：“其他国家保密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属保密范围）”。还有，“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
第二条说的又是什么呢？其云：“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如此，江泽民食物中毒在上海哪个宾馆、从长沙到深圳是坐专列还是专用挂车，都是国家秘密。而他凭什么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而到常委排序里“夹塞儿”，还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依据法理，政党事项绝对不能列入国家保密范畴。仅以美国的水门事件为例便可知悉：一九七四年，特别检察官要求执掌白宫的共和党交出非法录音带，尼克松试图以总统行政豁免权为由拒绝，联邦最高法院八名法官一致裁决总统暨共和党必须交出录音带。最后，尼克松不得不服从，从而导致了他的下台。早在水门事件一百六十多年前，杰斐逊总统在起诉伯尔叛国罪时，拒不交出伯尔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但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作出了“当由法院而非总统判断公开信件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的裁决。杰斐逊不得不服从马歇尔的裁决。
超级内斗工具，歧路布满陷阱
由中共一己利益主导的《保密法》更是党内斗争的超级工具。一九七一年，林彪出逃而被中共导弹打下，周恩来亲拟秘件传达到县团级。他写林飞机爆炸为“追毁”，毛大为不悦，因此，重发第二次密件。第二次密件上将“追毁”改为“坠毁”。一字之差，暴露了周必欲除林而后快的淋漓心态。再如，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邓小平为清除赵紫阳的影响，采取“一延三限五不动”的手腕压制该年大学毕业。这个秘密政策不管一九八九年秋季分配的大学生是否曾参与学潮，分到所在单位后一律延期一年见习期，三年内不允许入党，五年内不许提拔使用。这个政策是经过政府机要系统下传的，一页薄纸决定近百万学子的政治命运。正是这一张薄纸，在各单位的一把手即党组书记兼局长看完后由党办主任兼单位机要负责人送回政府，集中销毁。江泽民效法邓小平，在搞臭陈希同时，也是通过党内机要即保密系统发一张薄纸的，传达出去再收回来。其文中有一句话竟然说：“陈希同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之前私树威信，公开自己妻子工资不足百元，损害了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与形象，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换句话说，陈希同之所以被当作腐败分子来抓，不仅仅在于他对江不服气，还在于他“假装廉洁，出卖同志”。
藉抓捕胡士泰而大掀“保密风暴”不仅是维护江泽民等中共各个利益集团的手腕，而且还是夏勇试图赶上十九大“末班车”的政治谋略。夏勇一九六一年出生，拥有博导学衔，身为国家保密局长又兼中共中央保密办主任（隶属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令计划管理），但是他与同为“六十后”的周强、胡春华还差着台阶，现在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他若要按其顶头上司令计划的模式进书记处，下一步进政治局，难度仍然不小。换句话说，只有令计划在十八大进政治局，把书记处的空缺留给他并让他由保密办主任升为保密委员会主任，才有进书记处的可能。夏争取在十九大时进入政治局的奋斗历程还有待尽十二分的努力。且不说能进与否，就是进去，至多能干十九大一届。何况现在党内民主呼声再起，恐怕习李只能干一届──北京耳语已传“习李没有十九大”，他夏勇的“末班车”还处于没发动状态呢！
不过，夏勇掀起“保密风暴”至少可得到三个收益：第一，将要谢幕的胡温一代，尤其是有腐败尾巴的政治局大员会信任他，即以保密为手段为老领导们解除后顾之忧，换来他们的支持；第二，向党内日渐上升的鹰派力量示好，借保密来大幅度削减公众知情权即牺牲底层利益换取“长期维稳”；第三，阻吓国企体系老总们的政治欲望，借“与外谍有染”来削弱他们的竞争力。第三条收效明显，不仅一批国企钢老总被国安部叫去问话，而且还吓跑了一批。那些自觉会被卷入“力拓谍案” 的老总密集出国度假，官媒则破例地不再保密，指称他们“躲事儿去了”。
力拓有惊无险，美国悄然介入
“力拓谍案”已经影响到了中澳关系，更使陆克文政府进退维谷，北京方面见好就收，借助其在香港的喉舌机构放风，称：“由于澳大利亚经过愤怒之后向中国示好，力拓谍案善了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情况确实如此，中国驻澳大使章均赛向西澳大利亚州州长考林?巴南特表示“会将州长对胡士泰的关切，向国内高层转达”。巴南特公开表示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小型项目开放持股，大型项目亦可持少数股。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政治与军事谍战明显减少，代之以经济谍战升温，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采取严格的经济保密措施无可厚非。但是，中共当局以保密为由保特权、压公众知情权的做法，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美国已对中共的做法予以间接的回应：七月十六日，在加州圣安娜，联邦法官判决七十三岁的美籍华人钟东凡六项经济间谍罪成立。这是自一九九六年美国《经济间谍法》出台以来的第一桩案件。两天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援引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布雷特·金斯顿的话说：“有三千五百多名中国特工伪装成学生或特殊人员，以持有工作签证为掩护，在美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中国方面对此未作出任何回应。
据北京的消息人士称：中共对待胡士泰的态度将是影响十一月九日钟东凡案件判决的重要因素，而且也会影响到已经纳入美国联邦调查局视野的中国经济间谍的安全，一些尚未暴露但有重要背景的经济间谍如国内的国企老总密集出国“躲事儿”那样，近期秘密返回中国。
保密就是为保特权
七月一日公布（到七月三十日征求意见期满）的《保密法》修订草案，民间观察家十分忧虑地表示“将成为许多部门拒绝公开信息的重要理由”。其中最核心的涉及政治改革的事项──官员财产登记（并公示）之承诺，将永无兑现之期。
保密为保特权，是国人尽知的事情，在日常行政与管理事务中，党员干部要对非党员干部保密，比如一个局的党组（全称“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要对尚未入党的科长保密，不能让他知道党组研议内容。再比如一家国企里的在编员工要对非在编员工实行保密，不能将奖金、福利发放的次数、额度透露给后者，否则也算违反保密工作规定。
最令人喷饭的是，参加过镇压法轮功的“610”人员被要求做好保密工作，要进行强迫式遗忘。比如不通过财政划拨而是党委组织部从中央一直分下的“党钱儿”，即每人每月一百二十元“特殊补贴”，不能让配偶知道。一位没遵守保密要求的“610”人员自我调侃道：“拿到就花，等于没挣这一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