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高度集中「赶英超美」

在今年六月十九日闭幕的全国政协第十一次常委会上，中国财富高度集中的严重性再次引起了政协常委们的极度关注。他们引用了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在《二○○六年全球财富报告》中的数据：中国仅占全国家庭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约一百五十万个最富有的家庭占有了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这还只是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没有计算大笔看不到的中国特色的「灰色收入」）。众多中国媒体近来也纷纷报道：截至二○○六年三月底的统计，中国私人拥有财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者有三千二百二十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一多即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女，这二千九百三十二个亿万富翁∕富婆共拥有二万零四百五十余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高调驳斥了上述数据。但笔者相信，容或这些数据略有出入，也八九不离十。「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这是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著名「雷语」。同样也是高干子弟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光是受贿就高达两亿元，相信个人财富早已达到天文数字。他们两人都是高干子女＋亿万富翁∕富婆的典型代表。中国官方在驳斥上述数据的同时，不妨就此议题展开具有公信力的调查。若能拿出过硬的数据「以正视听」，自然可以取信于天下。

而在美国，百分之五的富人占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社会财富，其它发达国家的社会财富集中度与美国相似。令人不胜惊讶的是，改革开放仅三十年，中国的社会财富集中度就已「赶英超美」──从英美的「过度集中」升级为中国的「高度集中」，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丧失殆尽。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当历史发展到地球村的时代，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和经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一大特征是社会需求相对不足，即社会总支出大幅度地低于社会总产出，通俗地讲就是大批的产品卖不出去，供过于求。而社会财富的过度∕高度集中，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大原因。

　社会的产出和需求失衡

社会总支出由政府的支出、富人的支出和普通人的支出三部分组成，这里不讨论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的政府支出，只讨论后两项支出。对富人们而言，尽管他们的钱多得花不完，但他们每个人都和普通人一样，白天吃不下六顿山珍海味，晚上睡不了八张席梦思床，同时开不了十辆豪华车。当消费达到一定水平、一定量以后，富人们不再需要大规模消费。另一方面，尽管单个普通人的支出相对很小，但普通人的总量占了总人口的绝大部分，所以普通人的总支出、他们消费的各类产品总量都是社会消费的主体。当社会财富的天秤严重地向富人们倾斜时，作为社会消费的主体，普通人可支配的收入大大减少了。普通人的购买力不足，剩余的产能，富人们又消化不了，社会产出和社会需求就失衡。当产出和需求的差距超过了临界点，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有人可能不同意笔者将以上的分析与中国相联系。因为正是美国最先爆发经济危机，不是中国。中国能够在第一波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幸免于难，是中国特别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所赐。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生产了世界需要的许多大宗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在中国全部的GDP值中，消费只占不到百分之三十五。所以尽管中国的社会财富集中度很高、消费比例偏低，但有强劲的外需作保障，产出和需求暂时没有失衡，故经济危机没有最先在中国爆发。

　现代「陈胜吴广」可能出现

　但中国人不应该高兴得太早。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扩大和深化，各国相继制定了更加严格的保护本国劳工就业权益和深具贸易保护主义内涵的法规，同时各国消费者对各类中国制造产品的需求量大降，故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高度依赖外国市场，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将面临更大的阻力。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把发展经济的侧重点从外需转向内需，如「家电下乡」、大大增加国家投资的各类基础建设的规模和数量、经济「向西部大进军」等。问题是，上述经济侧重点的转移多属于政府支出。像「家电下乡」这类强大的民间内需，需要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点六的广大普通民众的消费来支撑。但在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中国，广大民众用于大笔消费的钱又在哪里呢？今后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点六的广大中国民众，将他们拥有的百分之三十的社会财富全部用于消费，也难以支撑昔日中国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有什么理由能躲过经济危机？若中国经济不能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和谐社会」又如何构建？

因此，中国政府不把社会财富集中度这个重大问题解决好，不仅是对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严重挑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财富高度集中的趋势如果再不加以有效阻止，不用再过三十年，五年后就会有现代的陈胜吴广们自己起来阻止。然而，当高干子弟＋亿万富翁∕富婆就是手握大权的执政者们的七叔八姨、铁哥铁姐，当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根本无法撬动高干子弟＋官商勾结利益集团构筑的铜墙铁壁时，谁能铁口直断说陈胜吴广们决不会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