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心坡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前的明朝清朝中国固有传统领土[1]，自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即未控制过，1912年(民国元年)被英国军队侵占，大陆时期的国民政府版的《片马国界图》、1930年国家地图，并无标注江心坡为中国领土，最早标注江心坡为中国领土的国民政府官方地图出现于1941年线。历史上英军曾于1912年进攻中缅边境南部的班洪、班老地区，遭到了当地佤族土司的抵抗，既“班洪事件”。 1941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借保护滇缅公路为理由，以关闭公路为威胁，于1941年6月18日，国民政府通过政府换文形式，在阿佤地区重新划定边界线，将班老、班洪土壤贫瘠只能种植大烟之地割让给英国殖民地，史称 “1941年线”。 而江心坡以南的中缅未定界中段紧邻云南范围的南坎，1941年被中华民国以“永久租借”的方式继续租借给当时的英国。1949年以后归于缅甸邦联的掸邦政府自治。而在1945年1月15日，国民政府的远征军经过战斗从日军手中收复了英国殖民地霸占的南坎，当时的中国在军事实力上和国共内战期间都保持军事占领，在法律上由于英国在1943年已经宣布放弃了对华“租借地”，中国可以收回南坎，但是新中国共产党政府于1949年继续把南坎送给缅甸“永租”，缅甸独立后，中共政府也没有去要回南坎(以南的金三角地带仍由国民党游击队和少数民族武装实际控制)，并追认了由缅甸本部继承英国殖民地“永租继续有效”——每年收取租金1000卢比。
1960年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缅甸政府手中收回1913年被英国侵占的片马地区以及1941年被侵占班洪，班老等领土，割让的自清朝和国民政府被英国侵占而丧失控制权的江心坡和南坎的领土宣称，丧失了实际边界控制线。但中华民国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与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讽刺其迁台以后采用的不切实际的重新划分边界线的做法，被戏称为“地图开疆”。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指出，江心坡即是位于云南省高黎贡山以西的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长约2000里，宽约500里；北起西藏察隅县，南至缅甸尖高山，在清朝乃属于云南省腾越州的大塘、止那等由土司控制之地。当地的民族就是四川云南的中华民族,傈僳族和景颇族自承是蜀汉诸葛亮平南时所遗汉兵后裔，至今仍祀奉诸葛武侯[2]。
通常江心坡指缅甸北部密支那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即中华民国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中国地图相比西南部多出的地区），约7万平方公里，现在属缅甸克钦邦的大部辖境及实皆省的最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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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刊印的《党史纵览》2005年从宋凤英撰写的“周恩来与中缅边界谈判”一文中披露了，当时中共党内不少人对周恩来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持异议。
例如对条约中中缅边界北段，中央只提出归还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寨子，引起不少政协委员的异议，周解释目的是求缓和，避免引起紧张局面。此外，文中披露当时云南各界有一些人认为中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吃亏太大”，造成他们情绪不稳。周不得又在3月28日来到云南开座谈会进行说服工作。
另外在3月16日在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专题报告，周表示中共承认中缅边界问题中“1941年线”的理由是：“如果否定 ‘1941年线’，就要修改条约或者废弃这个条约，这就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是可以改变的，绝不是一个条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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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咏梅：中共割江心坡、南坎予缅甸——滇西南的另一个香港故事
如果说当初中国被迫割地失土，是因为中国积弱，对手英国强大，但在中共上台，缅甸独立後，中缅两国的力量强弱己互相易位，缅甸己无力再继续霸占中国领土，中国如果要收复失土应无困难。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缅旬，缅甸总理吴努即向周自承，他对中国怀有恐惧。同年吴努回访中国，又向中国说，中国犹如大象，缅甸犹如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提心吊胆。结果中国这只大象并未发怒，而且还慷慨赠土，以致当时有关报导说「缅甸非常感动」。
中共这种奇怪反常的慷慨主要有两个现实的政治原因：
一是当时中印关系非常紧张，中印边境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中共决定尽快解决与西邻其他各国的边界问题，除缅甸，中共对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都作了领土让步，不过尤以对缅甸牺牲最太。
◆ 出卖国土为消灭国民党孤军
第二个原因是国民党李弥将军的一支孤军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後，撤退到缅甸东部的中缅边界地区打游击。这只孤军盛时一度反攻进入云南，并曾占领中缅地区约三个台湾面积的大片游击区。当时国民党孤军有可能和反对缅甸中央政府的掸邦游击队合作，独立建国。若是，中国西南边陲将出现一个虎视耽耽的反共国家，这当然是中共极不愿见到的前景。
台湾作家柏杨以邓克保之名所著《异域》这部报告文学指出，孤军出没的缅西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共产党所以在去年（编按：一九六○年）匆匆的，丧权辱国的和缅甸『划界订约』（编按：指一九六○年的『中缅边界条约』），就是企图明确的显示出来我们侵占了缅甸的国土，作为消灭和控告我们（编按：指孤军）的法律根据。」
对于这一卖国割地历史真相，云南人民至今仍有记忆，本刊老总金钟六、七十年代在云南工作时，常听当地居民谈起割江心坡，让南坎之事仍不胜惋惜，但中共对此却讳莫如深，大陆所有历史、地理书籍均避口不谈，甚至大陆学者在海外发表的有关云南边境变迁的学术文章对此也含糊其词。云南大学档案系副教授万家林、王文光九六年发表在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月刊》上的一篇有关文章提到江心坡，说江心坡于清时被「英国占领，划归缅甸，解放後中缅重订边界时，才将片古岗（即片马）收回」，竟然?避中缅划界时中国放弃了大片土地的事实。
在保钓运动再起，香港九七回归在即之时，重提中缅边界旧事，不是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收复失地，而是要借助此段历史认清中共的所谓主权原则是何等的功利和虚伪。若知中共为其现时政治利益巳多次放弃或割让国土，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何对钓鱼台主权之争表现软弱，但对香港的主权回归却有一种类似义和团狂热民族主义的偏执。就如民族主义是中共巩固政权，凝聚民心的一种统治术，领土主权亦不过是中共外交上讨价还价一个筹码罢了。两者的动机皆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统治者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