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将中国作为主宾国，表明人们对中国在经济上显示出的强势、中国文化和传统都流露出极大的兴趣，同时众人的焦点也放在中国出版自由、民间文化与异议作家上。法兰克福书展是否应该将中国控制新闻的机构中国新闻总署作为合作对象，到底应该如何跟中国进行真正的文化交流，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本次书展的新话题。展会上包括ARD、ZDF等各大电台媒体的现场采访中，中国的新闻自由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话题，大陆被禁作品包括到场的作家本人如龙应台、贝岭、戴晴、马建、周勍等人，都成了媒体追逐的目标，被推上前台。
10 月15日，在大纪元时报和国际人权组织共同组织的一连串研讨会中，《流亡中的作家》研讨会也对以上的新话题进行了讨论，参加研讨会的嘉宾有流亡美国的诗人贝岭、在德国的社会学者还学文，还有为生存和逃避中共迫害不得不用一百多个笔名的流亡作家阿海。研讨会就如何跟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以及如何帮助那些中国的异议作家及海外的流亡作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其间，流亡作家对部份德国的汉学家在评论中国问题上极不负责任地态度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汉学家不负责任的说法、外媒沿用中共说辞 都会大大压缩流亡作家空间
流亡的作家遇到的最普遍的问题是，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国内，他们的作品在国内被封杀，像廖亦武、唯色等人，或堕落成御用文人。如果流亡海外，作家的作品大多数靠回忆在大陆的往事、或通过各种渠道间接得到国内消息来完成，他们中大部份为了生存必须转型，从原创者变成编辑、翻译等，假如他们坚持内心的理念不愿意向中共低头而回国的话，面临的处境可能是再也出不了什么好作品，如郑义、苏晓康和贝岭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还得不到海外舆论的支持，那他们生存的空间就会更狭窄。
与会嘉宾还学文针对对德国某些汉学家的批评举了一个例子：“最近波恩大学的汉学家顾宾教授不敢堂堂正正的在德国媒体上写文章，而是以一个读者来信的形式，投书到外国的《新苏黎世报》。因为在德国这些情况是很清楚的，在苏黎世人家不清楚，说贝岭是一个三流的诗人，说贝岭和戴晴算什么异议份子，他们这些所谓的异议份子和所谓的压迫者手拉手合作，他们把西方和东方的好处都拿到了。作为一名在德国的教授，他缺乏最基本的学术标准，批评贝岭、批评戴晴也好，你说他们是伪造的、说他们不是异议人士也好，都要有根据。你写一篇堂堂正正的文章，根据拿出来，而不是像这样的做法。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胆量。到底是谁在拿东西方的好处，就是像顾宾那样的汉学家。去年在支持德国之声签名的59个汉学家里，像杜伊斯堡大学Thomas Heberer教授在中国有六个长期的客座教授职位，这职位中共政府会是无心给的吗？那不会是无心给的，在德国上哪儿去找长期客座教授的职位。中国人讲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他当然要给中共政府讲好话了。”
在场的中国问题专家仲维光就此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人权国际、德国的媒体的舆论对中共政府的压力给国内和国外流亡的作家已经创造了更多的空间，而像德国之声、德国的某些汉学家的作法，实际上是紧缩了他们的空间。“比如顾宾教授就曾经说过，中国大陆的自由远远多于在台湾的自由。顾宾的这一句话就可能使我们多少作家遭受更严厉的迫害，他应该很明白这一点。在德国的报纸上，如果德国人很随便的沿用中共的说法，比如说对法轮功的诬蔑用词，那么在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就会有强烈很多。”
贝岭：顾宾根本没有学者风范 他才是两边通吃的人
对于顾宾教授的读者来信，贝岭的回应是：“三流诗人？说这个都没有关系，他愿意说我几流说几流，那个不是他说的，他来判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判断一个诗人写的好或不好，我自己对自己的诗也从来不满意，所以呢，对我来讲，写出好诗是对我永远的目标，（说我是三流）这个不重要。
第二就是，他非常明显的在撒谎，他知道我回到中国去定居，他在北京也见过我，而且他知道我被送到监狱里面，这怎么可能是一个中共跟我双方的协议呢？我回到中国当然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我，后来我是被遣送出境的，从监狱里面，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怎么可能是他说的那样？所以说他说的是谎言。
当年我就在北京见到他，他就是在北京工作嘛。他十年前还请我作为一个诗人和编辑去过他的大学，怎么可能他不知道我的情况呢？而且他的这种完全没有理性的表达，让我感觉他根本没有一个学者的风范。
而且他这些年和中共政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才是两边通吃的人，怎么可能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中共政府的抗议者？这是很荒诞的。”
流亡美国的诗人贝岭（摄影：吉森/大纪元）
西方媒体的施压 能给流亡作家提供更多的空间
这次法兰克福书展将检查、控制新闻的中国新闻署作为主要合作对象，曾在展会开始之前的一个月，屈服于中国新闻检查署的压力对异议作家的排斥出研讨会，此事被德国媒体踢曝，公众舆论矛头直指书展方面违反言论自由原则，使得主办方公开道歉。这件事也使得在海外的流亡作家感到鼓舞，与会的嘉宾认为，如果国外媒体和政界如果对中共政府施压的话，就会给流亡作家更大的活动空间，反之若得不到海外舆论和政界的支持，流亡作家活动的范围空间就会变得更窄。
还学文女士认为这种书展主办方在中国新闻出版署的威胁下所采取的妥协政策非常不好，所幸的是他们在媒体的压力下及时纠正了错误。因为德方是一个私人单位，而中方的新闻出版署则是个新闻检察机构。德方应该多和中国民间组织交流合作，而不是和新闻检查机构。她说：“中国的私人出版社需要德国的帮助，要帮他们营造一个小小的自由空间。过多的与中共政府或政府机关合作，就像德国之声犯下的严重错误一样，他们的台长到中国去和政府达成协议，这完全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不仅伤害了大陆的中国人，也损害了西方人的自由。”
诗人贝岭说，书展举办方希望劝他不要到德国参加那场研讨会时透露，他们一方面受到中国新闻署的经济威胁，如果邀请异议作家就将撤展，另一方面新闻署在法兰克福的负责人也整天找书展哭诉，如果他们邀请了贝岭和戴晴参加研讨会，他的饭碗就将不保。
中共的威胁涉及到所有的人
中共对法兰克福书展施压这件事也使德国社会看清一点，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发展了，但在民主方面，却没有进步，也不想有所改变。就像中共前驻德大使梅兆荣在那场研讨会上所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交换意见的，而不是来听民主课的。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还学文认为：“这次如果贝岭和戴晴被邀请‘中国研讨会’又被撤销邀请的事情没有被德国媒体揭示出来，今天就不是这样子，中共政府就可以大张旗鼓地把它国内那些新闻检查的东西，国内的意识形态在自由世界来宣扬，自由世界的言论自由就会受到严重侵害，这种侵害我觉得是一种威胁，那就是说，我在这个自由世界所享受到的自由是受到威胁的，这种威胁不光是威胁到我个人，这种威胁涉及到所有在这儿生活的人。所以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研讨会”能有现在这样一个结果，而且德国政治家能够非常明确地提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是一个普世的原则，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个转折我觉得不错。”
还学文还特别强调，中国现在有钱了，强大了，这种强大不是一种和平的强大，它是一种对世界造成威胁的强大。中共中央内部文件也被揭发出来，说他们要用钱收买外国媒体，在国外替他们讲话。“这两年在国外经历的事情，一个是德国之声中文部的事情，我通过这个事情看了很多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道，那完全和国内的腔调是一样的。要知道德国之声是德国纳税人养的一个媒体，而德国是一个以保障言论自由、媒体自由为基本原则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居然有这样一个‘中文编辑部’存在，我认为这对于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穆勒女士以行动支持大纪元和中国异议作家
《流亡中的作家》研讨会过去几个小时之后，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样当过流亡作家的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女士就造访了《大纪元时报》在书展的展位，和欧洲中、德文大纪元主编以及在那里等待的中国流亡作家贝岭、还学文、仲维光、阿海、茉莉、傅正明、廖天琪、徐沛等人会面并逗留了半个小时，穆勒女士表示希望此举能对敢于揭露共产专制真相的独立媒体和华人异议作家的有所帮助。正如流亡诗人贝岭说的那样；“穆勒女士获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是所有流亡作家的共同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