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澎湃的性解放浪潮甚至连老外都倍感吃惊。早在2001 年，美国《时代周刊》在一期开篇文章Let’s Talk About Sex中就报道：一个开放的亚洲正在形成，亚洲人怀着更强烈的好奇心，让自己更舒适，更愿意尝试“性”—这种观念正在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有人总结说，中国人正在经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三次性革命。在这次革命里，性的快乐属性被无限放大，感情或者金钱变得无关紧要。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身体是我的，我有处理自己的身体的权利。而模仿对象便是60－7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运动。专家们预测，不用20年，中国的性解放就可以赶上西方。可能还有人不满意，“二十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国人爱走极端，在性事上也是如此。早在1994年，作家韩少功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性面上的迷失》一文中指出，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积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能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而他们所盼望的是一场随心所欲的性自助盛宴。现在，机会来了！

拜互联网之赐，虚拟空间的“性文学”遍地开花，一大批“用身体写作”的新秀细致入微地在网上大爆自己的性体验，女人大谈做“全体的老婆 ”的美妙，男人体味做“大家的丈夫”的惬意，更有滥交、乱伦、父子共妻的详细描写。这些“作家”纷纷因此成名，名利双收。名作家也不遑多让，不惜用鸿篇巨制来写性。

更有不少学者引经据典，从理论上论证，性解放是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与进步的鲜明标志，利国利民利经济。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就一直坚定不移地为这场性革命推波助澜，大唱赞歌。她坚决反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并认为一夜情、性滥交、婚外情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李女士在国外呆过，于是便殚精竭虑要把人家玩儿过的东西介绍、移植到中国去，而且要发扬光大。请听她的高论：

-- “一切东西都应该要丰富多彩。如果家庭都只是一夫一妻这个模式，反而显得过于单调。”

-- “任何人都有和除了配偶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婚外情是错误的，只是因为它违反了婚姻法。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对于一夜情的人，我给他们的建议只是做好防护措施，防止得病。”

--“淫秽品实际上属于言论范畴的，不是行动。因为淫秽品，不管是书、录相、杂志，像《花花公子》、《阁楼》，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在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它必须保护这种权利。”

--“国外有所谓的“虐恋俱乐部”，只要他们高兴，可以多个人聚在一起发生性行为。中国的‘聚众淫乱法’早就应该改了。我认为，开淫乱Party之类的，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

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振臂一呼，性革命浪潮滚滚，势不可挡。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的研究，中国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他认为：“多伴侣”发生率的迅速上升，是这种革命的根本标志，实在是可喜可贺之盛事。潘教授认为，中国的“性革命”之所以可喜可贺，是因为它的动机、目的很单纯，为性而性，是一场内容单一的“快乐革命”。这和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性解放”相比要进步得多。美国的“性革命”动机不纯，和反战、反传统、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等搅和在一起，具有政治叛逆色彩。相反，中国静悄悄的性革命有助于党和政府倡导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为啥？“和谐社会”离不开“性和谐”！这场具有中国特色的“性革命”一不会威胁当权者统治，二有助于刺激经济，何乐而不为？应该继续推动，把这场革命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2004 年, 首都师范大学性健康教育中心对中国近三十所大学一万名在校生性行为观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有性行为的男大学生高达15.7%, 女大学生为5%; 赞成婚前性行为的男大学生为57%,女大学生为26.7%。当时媒体惊呼: 中国大学生性观念开放得惊人。不过，在这些所谓的性专家眼里，这些大学生性观念仍然太保守，需要加以引导，使之进一步开放。

有没有人反对性革命？当然有了。那些妻子被人偷睡了的丈夫，那些丈夫被别的女人勾引走了的妻子，那些发现正上学的女儿肚子忽然大起来了的父母，那些“不小心”得了性病、艾滋病的风流人物，以及那些关心社会道德堕落和民族前途的人们理所当然成为了这场革命的反对者。在一些人眼里，这些人是阻挡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卫道士”“反革命”、“落后分子”。

本人也自愿加入坚决反对这场性革命的“反革命”行列，而且我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严厉谴责这帮祸国殃民的无耻之徒。这帮狗屁“专家”、“学者”不敢介绍美国的民主制度、新教伦理和真正的人权观念，却把已被历史证明为戕害道德人性的所谓“性革命”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引入中国，而对这场所谓的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闭口不谈，其用心何其毒也！

西方的“性革命”已经像一只放出笼子的疯狗，把西方社会的肌体糟蹋得千孔百疮，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的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一帮所谓专家学者，油蒙了心，鼓吹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以牺牲原有道德为代价的理论，就是以“性自由”和“性解放”为突破口，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一时间，性革命狂飙突起，迅速风靡世界。在美国，青少年视性放纵为儿戏，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如果敢说自己是处女，便会遭到同伴的耻笑。弗洛伊德 “所有的快乐都源自性快乐”，“精神官能症起源于不满足的人的性需求”成了人们追求性发泄的理论根据；口服避孕药的诞生使得性爱与生殖脱钩，也解除了性爱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此外，汽车的迅猛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方便逃避和遮人眼目的工具，人们再也不必受父母与伴娘的监视，再也不必顾忌邻里的闲言碎语了。

有资料显示，在80年代的美国，80％的未婚妇女和90％的未婚男子都有过性经验。更早的一份资料表明：50％的已婚男人和25％的已婚妇女有过婚外性关系。

短短三十年间，性解放运动遍及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由此引发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造成了难以解决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首先是离婚率飙升，少女怀孕、私生子、堕胎等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大量出现。上世纪60 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离婚率上升幅度为: 美国230 % 、瑞典230 % 、法国300 % 、日本150 %。美国的离婚率大约为50%。由此导致了犯罪、贫穷、辍学率上升、单亲家庭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牺牲了整整一代人的国民素质，遗祸无穷。

其次，性解放对青少年造成了严重伤害。美国私生子比例占所有初生儿的30%，每年有100 万少女未婚先孕。少女怀孕、堕胎、少女妈妈、私生子不但造成了严重的家庭问题，也带来了沉重的社会负担。

第三，性病和爱滋病蔓延。上世纪80年代先后发现了无法用抗生素治疗的疱疹和艾滋病，这两种病主要是通过性交传染的。据统计，死于爱滋病的美国人要比死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总人数还多。美国著名的性研究专家马斯特斯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 性交对象的人数与HIV感染率直接成正比的关系，而维持一夫一妻关系的人的患病率几乎是零。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得是，虽然美国人对性解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痛心疾首，但他们采取的行动却是治标不治本的。他们花钱研制抗性病和爱滋病的药物，却不研究如何制止伤天害理的性解放运动，以及由这场运动产生的不负责任的性行为、滥交等。他们把避孕方法告诉青少年，以减少少女怀孕和性病发生，而不对青少年进行价值观的教育。父母只知道往孩子书包里塞避孕套，却不告诉他们过早性行为是错误的。

但是，物极必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人发现，“性解放”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时代》周刊文章指出，在经历了疯狂的“性革命”之后，美国到处响起了反对这场“革命”的呼声。事实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性放纵的狂热已经普遍消退。这场“革命” 的老手们，有的受到了伤害，有的已感到厌倦，他们开始重新求婚，追求真正的爱情。许多人甚至再次发现传统的忠贞不渝、责任感和严肃婚姻的真正价值。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开始了进一步的反思，提出了回归传统家庭的要求。布什总统上任后, 下大力气推动“禁欲教育”, 政府甚至投入了1.7 亿美元的联邦基金到“禁欲教育”项目中。近年来, 还有基督教青年团体主张“保持处女之身，坚持找到真爱，捍卫婚姻尊严”。美国还有一个叫“真爱同盟”的团体，号召人们追求忠贞的爱情和恒久的婚姻，保持婚前贞节，不辜负真诚相待的终身伴侣。

吃尽苦头的美国人对中国提出了忠告，他们希望中国人从他们的性解放、性自由的错误中，从几十年来美国在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上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竭力维护人民的道德标准，不因财富的增加而堕落腐化。这样，就不必等到道德文化已经变质的时候再去做重建的工作。

但是，我对此表示悲观。美国的性解放运动进行了差不多二十年才出现了可怕的艾滋病，而中国性解放刚开始就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个“世纪杀手”。更可怕的是人们还在沉溺于性解放和性自由、性放纵之中而不自知，社会舆论、官方对此趋势袖手旁观，不作为，情况将越来越危险。中国已经出现了600-2500万妓女，这是最可怕的疾病传染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被发现以来，已经夺走了1170万人的生命了。实际上，中国早已经成为性病大国，到2005年，患性病的比例已经达到每十万人中5.7例，84万人患有艾滋病，而且人数还在迅速增长。“性解放”的程度与艾滋病的感染和发病的速度成正比。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一旦艾滋病失控，中华民族将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