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太祖对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好感。他公开声称：“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然而，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却给予两位清华大学的教授极高的评价：“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先生是典型的名士，在清华授《楚辞》时“他像一位道士样的昂然走进教室里来。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没人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 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2]这样一位留美的新月派代表诗人怎么会成为坚定的民主战士呢？这要归功于他的朋友罗隆基先生和学生吴晗先生。前者“用自己那如簧之舌，摇撼了他不平的心境。”后者“这个竟然不知道妻子袁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痴人，这个同样不知道妻子要他来‘看望’自己老师，竟然也是受了中共委托的书呆子，居然就用他的忠厚和老实，用‘红色的桃花源记’打动了他的老师。” [3]

朱自清先生是另一种类型的文人，他“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 [4]“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所谓和而介，外圆而内方。” [5]他说过；“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在他看来“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所。” [6]这样一位恬淡平易，具有传统儒家君子人格的文士，又怎么会左倾起来，流露出强烈的反美政治热情呢？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这时有严重的胃病,身体很虚弱, 只能吃一些细粮, 一吃粗粮就吐, 胃根本无法接受。 吴晗到朱家的时候,朱自清正躺在床上,不能起身。朱自清当时的情况, 吴晗也是清楚的。吴晗向朱自清说明来意, 朱自清就说, 不要再说了, 我签, 给我吧。吴晗就把名册交给朱自清。朱自清签了字, 还让孩子马上把那个特供证取出来, 交给了吴晗。没有细粮后, 朱自清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直到饿死。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高层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7]

可见，促成闻一多和朱自清先生成为太祖御笔敕封的民族英雄，吴晗先生功不可没。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先生自然是“此身已上凌烟阁，无异荣封万户侯”了。那么这两位先生的亲属和后人是否也能享受丹书铁劵的优遇或免罪呢？他们在建国后的命运又怎样呢？这正是本文想介绍的。

闻家驷先生（1905－1997）是闻一多的大弟，曾两度去法国，分别在巴黎大学和格林罗布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西语系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翻译出版了《雨果诗选》、《雨果诗抄》和《红与黑》。闻家驷先生因为“是我国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的高级领导人，其地位与后来进入了国家领导人行列的费孝通似乎不相上下。”这个使闻家驷先生不同于一般教授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他所意味的内容可就多了：“他深居简出，从来既不参加本系师生的集会活动，也不出席学校的庆典仪式。据说，其一，他要参加一些高级别的社会政治活动，学校里的基层活动自然不用参加，有专车前来接他去参加‘党和国家的活动’。其二，他本人是高级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属于学校里的重点保护对象。”而且，闻家驷先生的家“在朗润园深处一个单门独户的院落，里面是一座建构精良的西式平房，房前有宽阔的平台，平台前是一块绿茵茵的草地，整个院落十分雅致清幽，只他一家。显然，他的寓所在环境与条件上比朱光潜、冯至、吴达元等名教授在燕东园两家合住的一幢幢小洋楼条件更好。”住在单门独户院落里的闻家驷先生“食有鱼，出有车”，自然不会象他老兄那样拍案而起，也不必横眉怒对手枪，更不用倒下去。然而，他却“老是笑不起来、郁郁寡欢、压抑沉重。活得很是无精打采、暮气沉沉，甚至生趣索然了”原来，他老先生身体不好，长期有病。他的夫人也重病在身，朝不保夕。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和他一样健康情况十分糟糕、同样极度衰弱的儿子。不难想见“他整个的家庭是愁云密布的。”五十年代后期，闻家驷先生的夫人病逝。孰料，将近古稀之年的闻家驷先生于人生之途，仍然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慨。他“续弦了，娶了一个比他年青二、三十岁的少妇。”学生和同事们对于这桩喜事却并不看好“总对他久病虚弱的身体是否经得起如此强烈的冲喜而心存怀疑。”年轻的“闻师母是一个面貌姣好、风姿绰约的少妇，衣着朴素又讲究，待人亲切而平和，谈吐得体而落落大方。”他老夫子真个是枯木逢春了，又过了不久“闻老夫子又有大大的新喜讯传来：他的新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想起当年见他病病歪歪讲课的情景，面对着这个新喜讯，不由得惊呼起来：‘这简直就是奇迹’。”那位年轻的闻夫人，“看来既有相当好的文化教养又颇精于家政料理，一切都井井有条，而且闻老夫子相当一部分外交事务都是由她承担的，显然，她替老先生把各方面的负担减低到了最低的程度，充分发挥了一个贤内助的作用。有这么一个赏心悦目的生活伴侣在身边，悉心照料，多方代劳、分忧解难，闻老夫子的那点神经衰弱何愁不云消烟散？生命力何愁不有一次再生与焕发？”闻家驷先生生于一九零五年，逝世于一九九七年，享年九十三岁。他“比精力充沛、声音洪亮的李健吾多活了十来年，甚至比古稀之年仍然骑着自行车、生龙活虎般往返于未名湖畔的陈占元也多活了两三年，在延年益寿的长跑途上，他‘后来居上’，谁也没有想到，五、六十年代还病病歪歪的他，竟然笑到了最后。”[8]

朱物华先生（1902－1998）是朱自清的大弟，无线电子学家、水声工程专家，历任哈工大教授、教务长和上海交大教授、校长。朱物华先生的学历着实辉煌：交通大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哈佛大学博士、剑桥大学博士后。朱物华先生的学问做得同样出色。1955年中科院颁布的第一批学部委员，人才济济的上海交大才轮上三名：朱物华(电机工程)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周志宏(冶金工程)和程孝刚(机车制造工程)。其实朱物华先生治学的领域并不局限于电机工程，从强电到弱电，可以说是无不涉猎，无不精通。他讲授过无线电原理、电视、信息论等21门课程，从事过信息工程、水声工程和声全息技术等多种领域的研究。朱物华先生在文革中也备受折磨。和乃兄朱自清一样，朱物华先生的胃也不好，吃不下“忆苦团子”而偷偷在口袋里藏匿了一个，不幸被一位火眼金睛的青年革命教工发现，当众挨了两记耳光，连眼镜都打落在地上。这是笔者1970年初在交大校园中亲眼所见的。但是他的结局比活活饿死的老兄要好得多了。文革后，他时来运转出任了上海交大校长。更其幸运的是，三世祖江总书记“在交通大学电机系读书，曾听过朱物华老师用英语讲授的《电力传送》课程。”还在上海市长任上的三世祖“时时将老师记于心中，经常亲自登门看望朱物华教授，每次相聚，江泽民同志都对老师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派车将老师接来参加会议，并亲自为他戴上红色绢花。”国人熟知，我们这位三世祖既有作秀的雅好，又具戏子的潜质。所以，总书记在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政务生涯中不失时机地营造了一段又一段尊师的佳话。朱物华教授则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充任帝师的角色以满足昔日学生的戏瘾。上海交大为朱物华教授举办执教60周年庆祝会时，三世祖的大驾亲临母校，“一进会场，他就走到朱物华教授面前，恭恭敬敬地拱手向老师表示祝贺。……大会结束后，江泽民同志对朱物华教授说：‘朱老师，您等一下，先不要走，一会儿我们一起回去。’”1996年4月29日，三世祖又一次回到了母校，他“站到话筒前，执意请朱物华、张煦等老教授坐下以后，才开始讲话。……最后，他还特地躬身问候95岁高龄的朱物华教授，并俯身对朱教授说：‘朱老，代我问二婶好啊！’” 三世祖还屡屡提及“江朱两家系广陵(扬州)旧交。”，他在给朱自清次子朱润生的信中说：“日前碰到您二叔朱物华教授，谈起家父与令尊及二叔在第八中之情景，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三世祖“日后也常称呼朱老师为‘二叔’。” 1998年，朱物华教授走过了他96个春秋的人生之路，与世长辞。“当天下午，上海交大收到了悼念朱物华教授的第一份唁电，那是江泽民总书记亲笔签名发来的唁电。” [9]

然而，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第二代就没有那麽幸运了。

闻一多先生的大儿子闻立鹤出生于1927年，自幼天资聪颖。上中学时，他曾因病休学一年，高二就辍学，但还是考入了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高兴得把自己心爱的派克笔作为奖品赠给了他。闻立鹤性格开朗、多才多艺，不仅语文、外语出众，而且写诗、作画、唱歌、演戏无所不能。闻一多先生遇害那天下午。闻立鹤前去接父亲，枪声一响，闻立鹤立即扑在父亲身上，结果身中五弹。解放后，他先后在铁道部团工委和铁道部政治部工作。在一篇纪念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闻立鹤提到“父亲的思想在晚年已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高度”，结果被领导责为“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批判“章、罗联盟”时，闻立鹤说了一句“我以民盟盟员的儿子的身份，要求你们悬崖勒马，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也被责为“标榜自己是民盟盟员的儿子”，称大右派为“亲者”，“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结果定为中右，受到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于是闻立鹤下放到天津机务段，在那里先后干过车工、钳工、炊事员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又下放到农村，从掘地、平地、浇水到秋收，从喂猪、饲马、修渠、挖菜窖到挑大粪、搬运化肥、推小车、拉大车，样样活都干。住在又阴又潮的简陋窝棚里，左腿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经常肿痛，落下了终身的病疾。经历了长期的精神压抑，闻立鹤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了高血压交叉压迫症和忧郁症。最后郁郁而终，去世时还不到54岁。[10]

然而，与朱自清先生的长子朱迈先（即《儿女》一文中提到的阿九）的命运比较起来，闻立鹤实在是侥天之大幸了。朱自清先生说过“阿九是喜欢读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喜欢《红楼梦》，说是没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10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　朱迈先在上崇德中学时是班上的高才生。他的同窗学友电影名星孙道临回忆学生时代的朱迈先：“朱迈先文学修养的根底很厚。一天，汝梅老师请朱迈先到讲台上为大家念一首苏东坡的作品。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朱迈先稳稳地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写了苏东坡的《念奴娇》。他的粉笔在黑板上飞舞着，道劲、有力，确有一种“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气势。”[11] 1936年，还在读高中的朱迈先就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中，朱迈先是北平学界抗日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1948年朱迈先经姑父周翕庭介绍到国民党后勤总署组训司任秘书，1949年机关迁广州，由老上级蒋雄介绍，朱迈先去广西桂北第八专署任秘书。同年12月，朱迈先代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向共产党的桂林市政府联系起义，获得成功。随即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结业后，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学任教。1950年12月“镇反”运动中，朱迈先被逮捕，押送至湖南新宁县。次年11月，新宁县法庭以“匪特”罪判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33岁。朱迈先身后，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男一女3个幼小的孩子，生活艰难、处境困顿。靠婆母陈竹隐夫人按月寄20或30元来，才得生存。朱迈先被处决时距太祖褒扬他父亲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发表才两年零三个月。

再说朱物华教授去世以后，三世祖“还时刻关心着他的家人，关照交大领导在可能的情况下，关心解决一下在家待业的朱老师小孙子的工作问题。”[12]在王友琴女士的《文革死难者》中有这麽一条：“朱耆泉，男，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30岁左右，被指控‘恶毒攻击’林彪，1968年被关押在学生宿舍小房间里‘隔离审查’，1968年9月15日晚上，从四楼跳下身亡。” [13]文中的朱耆泉正是朱物华教授的儿子，不知是那个小孙子的叔伯还是父亲？

然而朱自清先生的三子朱乔森却是另一番气象。1948年高中还没毕业时，朱乔森参加了革命工作。1951年4月进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便从事哲学及党史的教学与研究。他曾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乔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才”。最辉煌的业绩是经他之手培养出了一位毛新宇博士。我不知道朱乔森教授在文华殿向这位“胖呼呼的身材、体重至少150公斤、比相扑运动员还要肥硕” [14]的龙孙（还是龙子？）面授经书，或辨认他一笔鸡爪字写就的论文时，心存何想？专攻党史的朱乔森自然清楚杀害自己同父异母长兄朱迈先的元凶正是太祖。

行文至此，想再提一笔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先生的引路人吴晗教授。他就是文革的第一个祭品，被打成“三家村”的二掌柜。文革中“人们把吴晗绑在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有人抡起皮带抽他，有人揪他的头发，有人拧他的耳朵，还有的人对着吴晗吐唾沫。……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他那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1927年）太太袁震，也“被关进‘学习班’，受尽折磨，两腿瘫痪。被放回家的当晚病发，因其为吴妻，医院虽勉强予以抢救，却未给必需的药，拖至翌日清晨，只丢下一句话：‘妈妈就想……喝点稀粥。’随即，停止了呼吸，却未能闭上含泪的眼睛。” [15]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18页。
[2]梁实秋：《谈闻一多》
[3]迷途之死：《闻一多其人其事》
[4]孙伏园：《悼佩弦》
[5]俞平伯：《诤友》
[6]薇拉•史华慈：《中国的启蒙运动》
[7]王彬彬 ：《另一只眼打量历史》
[8]本节引文均摘自柳鸣九：《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9]本节引文均摘自上海交通大学编著《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
[10]高晓红：《蜡炬成灰泪始干——回忆我的父亲闻立鹤》
[11]孙道临 ：《没有失去的记忆》
[12]同[9]
[13]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电子版 703 受难者列传
[14]刘逸明：《毛新宇，你是无知还是弱智？》
[15]李辉：《书生累也说吴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