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胜，现任的福建省莆田市长、市委副书记，省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却选择在2010年4月8日早晨八点，市政府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之时，从3号办公大楼六层勇敢地往下一跳，瞬间惊动了莆田，惊动了福建，惊动了中国，新闻瞬时传遍了全世界。
1949年8月24日，福建省政府成立，9月公布行政区划令，全省分为福州、厦门2个市，8个行政督察专区。1950年，更名为建阳、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龙溪、永安、龙岩专区；1957年辖2个地级市、5个专区；1965年辖2个地级市、7个专区；1971年，专区更名地区，调整建阳地区，宁德地区，莆田地区；1976年辖2个地级市、7个地区；解放后福建行政区域划分，不断在变化，直到1999年全省完成地改市，划定9个地级市，管辖范围直至现今。
主政福建地方籍官员，原先有福建南安籍的省委书记叶飞，在1958---1975年主政；福建连城籍的省委书记项南，在1981—1986年主政；福建莆田籍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在1986---1996年主政；福建长乐籍的省委书记陈明义，在1996—2000年主政；福建芗城籍的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梁绮萍，现任政协主席，在1995—2010年居第三把手等。
福建自古就有反“地方主义”传统，导致有闽中地下党，闽西南“红旗党”，福州东岭工委、厦门城工部等地下党冤案问题老在折腾，直拖到八十年代，项南抵闽主政后，才得以解决。
项南罢官，光毅接任，始后派生许多山头派系，如福州帮、闽南帮、宁德帮、客家帮等，各地方山头轮流主宰福建官场，相互较量，导致内部争斗不息，官场频发地震。
（1）福建大搞反地方主义 几上几下硬折腾不息
1958年，福建突然搞起“反地方主义”，把原闽中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许集美、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政籍，工资降五级，押送劳改。原闽中地下党的一大批干部受到株连，被批判、处分和判刑。
地方主义罪名如何来？福建大部分地盘属老区，长征时，从福建出发的红军人数就有二三万人，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红军长征后，福建地下党领导的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分布在全省农村进行斗争，一直坚持到福建解放，被称为“红旗不倒”的典范。但在解放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部分人中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为此，一些原地下党人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发点牢骚，说几句过头话，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1963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福建省委成立甄别小组，进行认真调查，认定所定罪的证据材料不能成立，给予平反，决定撤销《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党籍的决定》，恢复党籍、职务和名誉，并向他们道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进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但当年主政福建省委的廖志高、马兴元为首某些人，不清查四人帮在福建犯下的罪行，却再次把矛头指向地下党干部。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福建省委主政者廖志高、马兴元在华东组发言提出“原福建地下党干部黄国璋（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许集美（莆田地委副书记）等极少数几个人，长期以来，打着山头帮派旗号，利用派性，幕后操纵，干了很多坏事。”说“这几根‘地线’不挖掉，一有风吹草动，又会兴风作浪，后患无穷。”于是一声令下，下边跟风。同年4月12日至25日省委工作会议，当时莆田地委第二书记竟然说：“现已初步查明，四人帮插手莆田地区，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或叫三条黑线……一条是地区的许集美、莆田的张庆、永泰的程国良、仙游的林柏椿、福清的黄世铨、陈木水、平潭的余兴铨等人（凡点名者全是任地、县委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干部），通向黄国璋等人地线。这是伙埋藏在福建党内的反革命帮派，地下独立王国，是披着老革命外衣，干着反革命勾当。”4月25日，省委主政者在闭幕会上讲话强调：“福建省乱而复治，治而复乱，几经反复，根子就在四人帮支持的几股帮派势力，为首的除了陈、郑、庄、李一伙以外，还有黄国璋、许集美、朱义斌等人……”
1977年5月10日，把黄国璋从福州押去莆田。11日，地委在莆田城关召开有6万人参加的批斗黄国璋、许集美“反革命罪行”的广播大会，全地区收听广播的达20多万人。先后押着黄国璋、许集美到福清、仙游、长乐、永泰等县批斗。所到的县也把所谓“黄国璋一伙”的“地线”人物抓去陪斗或关进学习班批斗。
在“学习班”“守法班”批斗，交代同黄国璋、许集美的“帮派关系”，为达到目的就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致死致残，有坐牢、判刑、杀头。当年单在莆田地区担任县委常委、副书记、副主任和地专机关科局长以上的原地下党干部共51人，因受许集美牵连而受审查和各种处分的46人，占90%。受整死的有永泰县委副书记程国良等3人，拘捕入狱的有老红军郭永星等3人，判处徒刑的有县委副书记林柏椿等11人。仙游、福清、长乐、闽清、永泰等5个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常委、县革委副主任的原地下党干部22人全部搞光。
在查不出黄国璋一伙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何牵连，只好转换命题，造舆论说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
1977年6月3日，省委书记兼莆田地委第一书记伍洪祥竟在省委常委会上汇报说：“闽中地下党政治不纯，有地、富、反、坏、特务、叛徒，包括黄国璋、许集美。”于是8月3日成立福建“四五”专案组，在莆田、晋江、福州、厦门、漳洲等地成立“四五”专案办，由省委直接领导，报公安部立案侦查有25名地下党人，定为叛徒、特务、内奸和反革命骨干分子，1977年9月3日正式拘留审查，1978年8月7日正式逮捕。如许集美逮捕入狱后，有病不让治，有药不给服，不准家属送食物，审讯时，站着受审，不能坐凳子，要按需要招供，编写事实，签名印指模，不服就通宵罚站，五花大绑，反手背铐，甚至挥拳猛击头部太阳穴。
牵连大批知情者秘密拘捕，如许集美老师，省文化局退休干部兰守仁、漳州师范讲师郭荫堂，原养正中学校长俞贵元等人；许集美爱人高景春; 南安南星中学校长林则务、黄汉卿等人。搞不出材料就刑讯逼供，有死于狱中，有出狱后死了。
许集美爱人高景春，被专案隔离审查，受尽凌辱，被逼跳楼，跌断腰脊骨2节，肋骨断4根，双脚后跟骨碎，仍判处5年徒刑；老保姆李茅，年近70岁高龄，两次关进监牢；许集美儿子，关进莆田看守所一个月；许集美侄孙，抓进泉州监牢，原籍4个侄儿、侄女全隔离审查，16家亲戚被抄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安部通知福建省委撤销四五专案组，但福建方面却拒不执行，抢在1980年《刑法》生效前，1979年12月21日以反革命罪判处许集美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此案在福建牵连者众多，竟达到数千人。
（2） 改革开放急先锋项南 与保守派反改派斗争
福建省是一个侨乡，几百万华侨在海外，但是福建的主政者少有福建人，华侨一直表示遗憾。当时中央考虑找一个福建籍，会讲福建话，了解福建情况的人，到福建主持工作。这样，项南成为主政福建的封疆大吏。
项南是中国公认的改革开放急先锋，1980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1981年1月14日，项南到任福建，廖志高第一书记因病休养，半月后就正式任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
项南奉命督闽，中央领导告诉项南：福建的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要坚决而慎重地处理。但最使项南感到难度最大的是福建地下党冤案。文革结束快五年，尚有许多地下党干部仍关在牢中。
地下党冤案，关系能否打开福建改革开放局面的关键。项南亲自调阅大量材料，对处处设置暗礁官员进行说服。当时平反四五冤案阻力大，相关领导推三挡四，拒不配合。项南既不能影响省委团结，又不能和稀泥。提议对许集美保外就医。
正当项南在平反地下党冤案重重困难时，胡耀邦同志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
项南确定“坚决、彻底、尽快、妥善”解决地下党冤案八字方针，省委中有常委坚定支持，有些常委则硬顶，阻止解决。
在胡耀邦批示后，中央由中组部、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一个30多人中央联合调查组开进福建，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原闽中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四五专案，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项南借东风，在常委会上当着中央调查组宣布调查结论，让常委表态，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
1983年3月29日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宣布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同志的冤案平反、恢复党籍。对受四五专案株连的地下党人员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据统计，经法院、公安、党纪政纪处理的7423件案件，属冤假错案竟达复查案件的81.9%；法院改判无罪的2219人，公安部门平反纠正的1750人；恢复3960人党籍。
项南到任仅一星期，就发表《谈解放思想》重要讲话，要求首要任务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在福建的贯彻落实；紧接用近3年时间为民主革命时期福建秘密党组织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再接就推动和落实生产责任制；1984年3月55位厂长经理联名呼吁为企业松绑放权，项南积极支持，批示《福建日报》一版头条发表，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项南抓农村改革，热心扶植乡镇企业，强调严格管理同时，大胆探索工业企业、商业流通和物价等方面的改革，使福建城市改革蓬勃兴起。
项南对邓小平倡导的经济特区，自始至终有着冲天热情，并不止一次地为特区正名，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摇旗呐喊，为特区争取更多的特权。1983年9月，项南在福建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特区要实行“四特”：特殊任务、特殊政策、特殊环境和特殊方法。讲话发表后，《香港经济导报》、日本《中国经济动向》先后转载，引起很大反响。项南把对外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要求对侨商、外商要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特殊、灵活、优惠政策，深受华侨外商欢迎。项南第一个提出建修建福建高速公路；抓程控电话建设，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处于试用阶段机型价格低，成功让福建通讯设施一时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力排众议支持引进日立公司合资建设“福日”电视机厂，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在日本发行两批私募债券……当时看来简直是惊世骇俗。
项南在中国首次利用科威特外资2200万美元贷款在厦门特区建设一个国际机场，成立厦门国际航空公司，成为新中国首家地方航空公司。1982年1月10日动工，年底机场主跑道建成，创造中国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誉为“特区速度”。
项南主政福建5年，把人均收入全国第22的省份提升了6级。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项南建议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建成香港式自由港。连主张改革的邓小平也吃惊问，什么叫自由港？项南答；人员自由来往，货物自由运转，货币自由兑换。不久，中央批准厦门自由港式特区建议，开放沿海14个城市。
项南是真正的革命家，原来省里有特供小食堂专门给这些省委书记特殊的供应，是百姓买不到的东西。项南坚决停掉，他反对一切特殊化，什么警车开道啊，在党内项南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项南坐的小车是尼桑，省里觉得太寒酸了，就配上六辆奔驰给省委领导，项南就让全扣下说，尼桑还能开，却换奔驰？就让六辆奔驰全封存。
由于，公认改革开放急先锋的项南，紧锣密鼓地推行各项改革，触动了官场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反改革力量，受到来自福建以省委书记马兴元为首的山西帮极力抵制，得到中央保守派陈云支持，以“福建三案”彻底击倒坚持改革的项南。一是，暗地里监视从闽东电机厂总经理上来的副省长陆东明，生活不轨现场抓奸，在西湖宾馆逮住泡妞证据，“陆东明案”成为项南用人问罪实证；二是，抓住“杜国贞诈骗案”大作文章，说成是项南搞改革搞乱了社会实证; 三是，“晋江假药案”，事出晋江县陈埭镇涵口村一些农民专业户把白木耳、板兰根和白糖制成“感冒咳嗽冲剂”销售，原本不是假药，渲染变形，首先发现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恰是省委项南，下令严查此事，禁止生产、销毁成品。却由于来自无限上纲上线，升格为“晋江假药案”，竟然由山西帮把持的中纪委发出“公开信”，声讨浪潮铺天盖地，结果，晋江乃至福建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人心惶惶，海内外议论纷纷。
面对沉重压力，项南指挥若定，尽力稳定干部群众情绪。出人意料，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做法，却当作“态度不好”、“对抗上级”的罪状。当时对项南的处分由于缺乏依据拖年余，但目的明确就是要打掉项南对改革开放的坚定行为和思想锋芒的锐气。
中央保守派经济领军元老陈云，曾经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事实上却偏偏制造“要唯上，要唯书，要唯假”的典型。
中央保守派理论领军胡乔木，对发生在晋江事情毫不了解，却偏对处分项南格外兴趣，甚至步步紧逼。事实清楚表明保守派对项南改革精神和开放思路早有不满，坚决要打倒项南。
事实让薄一波心里也有愧，多次劝说项南“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是，项南坚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其实错在强权，项南没错，也无错可认。
项南遭遇，非命是势，是体制造成。落后的政治体制让锐意进取、心系百姓的好官项南，蒙受冤屈是历史的必然。项南常用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勉励，自己的确如此。
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史：在项南前，优秀的省委书记里尚有万里、习仲勋、赵紫阳、任仲夷；在项南后，省委书记数以百计，年轻化、高学历，不乏博士硕士，像项南大智大勇、敢做敢为的省委书记，却再也看不到了。
项南主政福建成绩，百姓有目共睹，即使在他因“陆东明用人案”、“杜国贞诈骗案”、“晋江假药案”离开福建，福建人从没忘记他。
（3）陈光毅主政祸害乡里 保守光议力推倒退车
1986年学潮后，总书记胡耀邦被罢黜，党内保守派势力全面抬头。在宋平和方毅（福建厦门人）力荐下，陈光毅接替项南主政福建。
陈光毅，1933年8月生，福建莆田人。1953年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机电系毕业后，进入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后到甘肃有色金属系统企业，先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再到甘肃冶金设计院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60年任甘肃省冶金工业局、重工业厅任副处长、处长。
宋平，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恰巧下放到副处长的陈光毅手下劳动改造。陈光毅不歧视，挺尊重宋前辈，关照宋前辈，特别是诚实，博得宋平的睛睐有加。起先，宋平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尚没实权，待1977年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开始重点培养胡锦涛、温家宝、陈光毅等一批青中年干部。胡锦涛在1980年提为甘肃省建委副主任，1982年提为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温家宝在1981年提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陈光毅在1980年提为甘肃省计委副主任，1983年，50岁不到的陈光毅破格越级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
同时，宋平由甘肃省委书记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升任国务委员兼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随后入阁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6年，胡耀邦被罢黜，党内保守派势力极力要处分并调离坚持改革的项南。在政治局会议上，宋平与方毅力荐陈光毅接替项南。结果时任福建省长的胡平，没能按常规得以递升，陈光毅主政，让早先调入的贾庆林，从常委组织部长提为省委副书记后，就原地踏步。
方毅与陈光毅渊源，非为老乡，而在于方毅在甘肃考察工作时，发现陈光毅作风踏实干练。但是结果证实，宋平和方毅力荐起用陈光毅是个错误。一个技术出身的官僚，长时间呆在封闭的西北甘肃省份，改革开放意识本身就较弱，突然主政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省，并非适宜。光毅主政八年，结果是福建与广东拉大差距最大的八年。
从个人政治上说，陈光毅主政福建，是进入政治鼎盛时期。但是由于观念陈旧、思维保守、作风死板，先后与胡平省长、王兆国省长、贾庆林省长搭档，配合不甚和谐，许多矛盾，闹得全省上下皆知。
1986年陈光毅主政福建，次年胡平省长调任国家商业部任部长，接着王兆国从中央调到福建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与陈光毅搭档四年，矛盾最大，为日后八闽垒起山头，埋下伏笔。
1987年至1990年间，王兆国（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出任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与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多有冲突，由于陈光毅背后有陈云、方毅、宋平等保守派元老权贵支持，占尽明显优势。
王兆国想搞福厦高速公路，陈光毅偏偏强调搞福厦国道文明路；王兆国想抓城市农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陈光毅偏偏强调抓城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王兆国想推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陈光毅偏偏强调推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王兆国千方百计抓实的物质建设，陈光毅偏偏强调抓虚的精神文明建设……结果，福建与广东两个中国最早搞改革开放的省份，之间差距是越拉越大。
陈光毅对养育自已长大的家乡父老，回报的是配给莆田有史以来最腐败的主政官员：许开瑞，人称“猪哥瑞”任莆田市委书记；陈少勇，人称“猪哥勇”任莆田市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市长；郑海雄，人称“猪哥雄”任莆田县委书记；猪哥仨兄弟把莆田搞得乌烟瘴气。
陈光毅1986年主政，许开瑞在省计委主任位置上；1987年胡平省长调走，王兆国接任，发现许开瑞主任能力平平，却不时给省长们添乱。原本计委是省政府经济工作第一要害部门，是省长的左右手。可是，许开瑞却欠缺统揽全局能力、工作平庸，平时工作上不时出错，就让王兆国省长十分脑火，特别是到北京向国务院总理汇报工作时，连全省的经济数据和指标，就会不时搞错，让王兆国省长被动丢脸。为此，许开瑞为平庸无能倍受斥责。王兆国省长不得不动议，让许开瑞由省计委主任改任省物价委主任。许开瑞自觉没面子，拖着不到省物价委上任，想方设法找领导，到中央党校进修学习，争取时间挪位。因为省委书记陈光毅，与省长王兆国施政不和，在官场圈内公开秘密，许开瑞善于钻空子，得知莆田市市长陈桂宗调任省政府任秘书长，正在物色合适市长人选，请求一些接近陈光毅的莆田籍官员，为之游说，借口理由是王兆国有成见。身为莆田籍的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原本想选一位能为家乡改变面貌好官，但因为与王兆国诸多矛盾，一叶障目，私心铸大错，特别是长期呆在封闭的甘肃省份，本来就少了改革开放意识，加上是保守派元老看中的人，自身就是保守官员，识别开放地区官员本质能力差，见有许多亲近的莆田籍官员为说好话，什么许开瑞老实、木纳、本份，是省长王兆国怪错了一位好官员。于是，决意迅速提携许开瑞。1991年，让许开瑞走马上任莆田市长，次年就提任莆田市委书记。
许开瑞与陈光毅，这层微妙关系，全被蜗居在莆田市外贸公司厦湄分公司的郑海雄经理，摸得一清二楚，针对许开瑞 “平庸无能、郑海雄双全” 的八字弱点，瞄准好色贪婪发动攻势，把握色弹节奏、钱弹密度。郑海雄积极登门拜访市长，工作汇报市长，极力讨好市长，巴结市长亲朋好友们等。总之，就是千方百计地接触、靠近市长。如，许开瑞到厦门参加“9．8”贸易洽谈会，郑海雄就以尽地主之宜，极力投许市长其所好，尽阿舆奉承、溜须拍马之能，攀厦门大学校友关系，迅速粘上粘紧粘牢，顺利调任莆田市外贸公司当总经理。
1992年，才到莆田外贸公司当家的郑海雄，利用总经理职权，在当时莆田唯一的三星级酒店---天妃酒店，长年包套豪华房间，用外贸公司公款，专门提供许开瑞市长吃喝玩乐，特别是从多方面物色，天姿国色的女子，不时地提供满足许开瑞市长淫乐需求；并在豪华房内安装秘密探头，把全方位的美女性淫乐服务，与许开瑞市长性调情表演活动，全程摄象，最终达到掌控许开瑞，让其听命；用外贸公司的公款，出资10万给泉州籍的许开瑞市长，装修在其儿子在福州的婚房；以外贸公司公款200万，名义上赞助给莆田市委常委和莆田副市长以上，每人进行豪华办公室装修，实质上把装修工程让许开瑞市长侄儿来承包，让其稳赚100多万元等行赂方法。作为顶级商人的郑海雄，想进入县区权力顶端，始终瞄准许开瑞进行两年的全方位投资，并实施全盘本利巨额放大回收。
1993年初，莆田市委书记郑义正，经省委书记陈光毅提议提拔为福建省检察长，并提议许开瑞由莆田市长提拔为莆田市委书记。
许开瑞，那经得起郑海雄金钱美女的钱弹肉弹攻击，早已暗结为肝胆相照的“猪哥”兄弟。组织规定，省委直管县区委第一把手。为了让郑海雄能当上莆田县书记，许开瑞一再而三地找省委书记陈光毅力荐郑海雄，说是莆田企业界不可多得能人，是莆田旷世奇才，应该让优秀企业家进入县区委领导班子，成为经济建设带头人、领头羊，多次找组织部门开绿灯，最后得到省委批准，让郑海雄如愿以偿地到莆田市经济最富有的地方----莆田县任县委书记。
陈光毅主政福建的1992年，在共青团省委任书记的陈少勇，曝出“福州森林公园”的桃色事件，成为福建政治圈众人皆知，嘲为“猪哥勇”。陈少勇生性风流，喜欢到处沾花惹草，在与福清团市委书记女官员在福州市森林公园幽会做爱，却被公园保安当场擒获，保安以为是假冒团省委任书记陈少勇，迅速报警，结果不假亦真，猪哥名震省城。闹得省委书记陈光毅，大动肝火，便发派到民风纯仆的家乡莆田任市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
1992年，陈少勇到莆田后，立即获得许开瑞和郑海雄两位“猪哥”前辈的赏识，“猩猩惜猩猩”真有点相见恨晚之感，结为“猪哥”兄弟联盟，成了莆田民间流传至今不衰最闻名的“猪哥书记”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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