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是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卫生史上的沉重话题。十五年前，“艾滋村”在卖血集中地河南省凸现，引发良知追问和制度反思，大陆出台了新的血液管理办法和艾滋病免费治疗政策，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今日。
但河南血液危机的传播，并不止于河南的省界线。根据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其输出半径早已达到周边的山西、湖北、安徽等省，以至遥远的云南、贵州、广西。今年以来，在湖北和更远的湖南，发现了卖血、输血感染导致的艾滋病村，当地农民组织队伍到河南卖血，在河南市场整顿后回本省继续卖血，导致艾滋病毒二度传播。虽然大陆在各省建立了数千个筛查站，各地近年来已在进行调查防治，但传播链并未完全掌握和切断。
河南艾滋血二度传播的后果，眼下仍未充分显现。传播链条的延伸，在一些地方尚处于蒙昧状态中。
秀美小村一度变成艾滋重灾区，令人恐惧迷惑。
湖北“艾滋镇”血液传播链
有一段时间，镇上连续不断死人，“像鸡得鸡瘟一样，一个接一个死掉”。奇异的是，他们大多不到60岁，属于不应该死的人。每次听到镇上的人迷惑或惋惜，朱逢财都会头皮发麻。
他心里埋藏着一个秘密，一根取不出来的针—这些人都去河南卖过血，他也是其中一员。
2010年3月8日，金牛镇上飘着雪粒，41岁的朱逢财在一个旅社房间里提及当年卖血史，心存余悸。
金牛镇是湖北东南的一个农业小镇，东依黄石、大冶，西通武汉江夏、南接咸宁，北邻鄂州，大金、铁贺两条省道穿镇而过，人称“五县通衢”。2009年下半年，媒体报道的湖北大冶第二医院患者输血感染艾滋病毒(HIV)事件，即以这个小镇为中心，又向周边县市伸延。
河南卖血史
朱逢财的家在镇子边上，家境贫寒，他的右手比左手要短数厘米，很小就出门做泥水工。在武汉的工地上，他认识了同乡的一名腿脚不好的女子。
1994年，他们回到镇上结为夫妻，租了一个房子，每月80元房租。次年，朱得到了一个儿子。
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朱需要四处寻觅赚钱的机会。
一个姜姓朋友说可以去河南驻马店卖血，“一袋血，400CC，80元”。他们在武汉坐上火车，来到河南驻马店159医院。朱抽烟喝酒，被查出转氨酶较高，医院拒绝收购他的血，要他戒烟戒酒，降下来再说。
朱发现金牛镇的老乡们很多，几十人在当地租了一大间房子，每隔几天就去卖血，买了猪肝、红糖来补充营养，“他们说这样造血快”。为了争取留下来，朱变成了大家的保姆，帮助他们做饭洗衣，养好自己的身体，再去卖。
当年的金牛镇辖2个居委会、33个村委会。金山张村的人来得最早，一些能说会道的村民还成为“血头”，除获得血站的奖金之外，还要每次收取卖血者5元“手续费”。
朱逢财回忆，当年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的农民操着各自方言排队，争先恐后卖血。卖血者大多和他一样，需要钱给父母治病、交孩子学费甚至缴交农业税费，当年的中国农村赋税沉重，生计艰难。
朱卖了两袋血，交给血头10元“手续费”，拿到了150元，勉强可以应付家乡两个月房租。
有人抽血过多，一起身就扑通倒下，令朱害怕，“终究不是一件好事”。同年夏天，朱逢财回到了金牛镇，筹集了800多元买了一台三轮车，车厢里可以坐六七人。
1995年，河南艾滋病危机显现，政府整顿血液市场，金牛镇的卖血者们回到了当地，有的继续卖血，有的回归平常日子。
到1998年，金山张村开始不断死人。他们都不到60岁，“像鸡瘟季节死鸡一样，一个接一个死”，医院查不出原因，当地人认为是瘟疫。政府出面将村庄划为禁区，禁止人员进出。
消息传到镇上。朱逢财打听到几个死者姓名后，不由头皮发麻—死去的那些人都是和他一起在河南卖过血的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朱自己也很快消瘦，面容憔悴。
2000年下半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来到了这个小镇，采集血样—桂在调查河南艾滋病问题时，发现数以万计的湖北老乡在河南卖血，他判断这些外省卖血人也极可能感染艾滋病，将在各自家乡引发新一轮艾滋病危机。
朱逢财和20多位卖血者交上了血样。次年春，朱收到了来自武汉的报告。
果然是。
朱双手颤抖，把信藏在抽屉里，在床上睡了半个月，不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妻子终于猜到了真相，两人抱头痛哭。
当年，中国启动对艾滋病病人的救治计划。2003年，大冶市和湖北其他5个县市跻身中国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朱得到了免费药物。
当地对卖血感染艾滋病情形摸底。2003年6月中旬，朱带着疾控中心的人四处寻找其他卖血同伴。一个叫吴电宝的卖血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吴父正在打制棺材，他4岁的女儿在地上爬来爬去。吴得到救治，但和他们一起在河南卖血的100多人逐渐死去，至今存活34人。
但在家乡，被血液感染艾滋病毒威胁的生命，远远不只是这些卖血者。
危险的输血
1997年3月27日，25岁的张满容被送进地处金牛镇的大冶市第二医院待产。
张的家在距医院约两公里的堰口村。
医生要张做一个付费3000多元的剖腹产，“这样比较安全”，后又说手术失血较多，最好输血，“补充一些营养，产后恢复要快”。
“我躺在病床上，医生说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张说，她接受了一盐水瓶输血，付费500多元。
2007年，张感冒，又患上结核性胸膜炎。在大冶市疾控中心，医生发现她脸上长出了疱疹，怀疑是艾滋病。得知她曾在大冶市第二医院接受过输血，就马上安排血检。
张不知道的是，大冶二医院因为违规采血、输血，导致了令当地头痛不已的艾滋危局。朱逢财2003年参与的卖血人员调查，是政府对卖血、输血危机摸底的措施之一，但当地公众并不知情。
2009年下半年，秘密被一个曾在大冶二医院输血的蔡姓男子无意揭开—蔡感冒高烧不退，辗转多家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最后被查出艾滋病。
蔡回到镇上，径直去找二医院理论—他一次和人打架，打破了头，二医院医生让他输点血，好得快。
消息传开，在二医院接受过输血的人相继血检。这些人除了金牛镇本地人之外，还来自附近各个县市。
大冶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卖血者中包括数名“河南卖血者”—他们感染上了艾滋病回家后，继续向当地医院供血。
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称，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以及试剂的敏感性不够，导致了输血性艾滋病的发生。
事实显示，二医院曾诱导患者接受“过度治疗”——在大量不必要的情形下，要求患者输血。
院方称，1996年到1997年在他们医院做手术时接受过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还有人将艾滋病传给了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金牛镇及周边。
2007年6月，张的丈夫袁小群带着两个孩子接受血检，发现均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儿子CD4细胞每立方毫米只有34个。正常人为500个以上。
袁如梦初醒，妻子和两个儿子近年轮番生病，持续不断需要治疗。这个父亲一年在外打工所赚的钱，全部用于给妻子儿子治病。
夫妻牵着两个孩子找到医院理论。2008年6月11日，袁小群和医院签定了一份《医疗事故调解书》，医院在当年12月前赔偿袁家4人“精神慰问金、误工费、丧葬费及医疗事故赔偿中各项费用共计44万元”，医院承担4人的后期治疗费用，但医疗机构须由医院指定。
前提是：袁家必须自愿放弃诉讼，不再起争端和提出其他索赔要求。
这样的协议，大冶二医院签了数十份。但对输血感染者的追踪并不完全，陆续有患者发病后自行找到医院。
苦楚的各方
33岁的大冶二医院医生张爱华(化名)已经不记得医院被砸过多少次。
“ 每次都是好多人扯起白色横幅，冲进医院砸玻璃，还大喊要打死院长。”张说，他们之前都惊慌失措，丢下工作四处逃避。后来，医院建立了某种机制，每每听到喊打声，办公室就紧急通知镇政府，镇里报告大冶市政府。约20分钟后，几辆警车呼啸而至，大队防暴队员跳下车，手握自动步枪，维持秩序。
大冶市、镇政府然后出面，组织双方谈判。医院现在设立三种应急模式来解决艾滋病纠纷：一是分期补偿，即每人补偿精神费4万元，前期治疗费按3万元计算，后期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500元并承担治疗费;二是一次性赔偿10万元;三是通过法院调解。
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感染，还有多少人冲进医院，医生们每天提心吊胆，“就像楼上的那只靴子没有掉下来。”
最近掉下来的一只靴子叫李凯(化名)。
38岁的李凯是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人，他因为不满医院开出的赔偿，向《武汉晨报》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1997年3月28日，李驾驶的小货车翻车，头部受伤严重，被送往大冶市二医院住院救治，多次输血。
伤愈出院后，他身体变得虚弱，肺炎、感冒、结核病等疾病轮番袭击他，前后花去7万多元医疗费。2008年9月11日，李突然咳嗽、胸闷并昏迷，经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抢救，被诊断为严重肺部感染。
医生获悉他曾在大冶市二医院输过血，迅速安排血检，结果确诊其患有艾滋病。
万幸的是，张妻与15岁的儿子经检测排除感染。
对李凯的报道引起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该市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熊志红为组长的协调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大冶审计局的一份材料表明：截至2007年末，大冶市第二人民医院已向财政部门借款700多万元，自筹资金200多万元，用于支付艾滋病病人赔款、生活困难补助、治疗费等。
大冶市宣传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一直为艾滋病群体殚精竭虑。他们提供的材料称，2000年，该市发现HIV感染者以来，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29个政府职能部门为成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免除艾滋病家庭子女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课本费，将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艾滋病贫困家庭纳入低保救助对象，每年春节市政府为每名艾滋病人送去500元慰问金。
从2005年起，大冶市财政每年投入20万元作为艾滋病防控工作专项经费，每年安排200万元用于临床受血感染纠纷的赔付，并募捐专项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生存环境，以及艾滋孤儿、孤老的生活救助，补贴病人抗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染治疗及子女入学费用，实施临终关怀。
同时，大冶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一对一”帮扶活动，由副科级以上单位帮扶一个贫困艾滋病家庭。
截至2010年3月，大冶有198名艾滋病人接受免费药物，每个月分三批到大冶疾控中心领取药物，并每三个月集中检测治疗效果和肝肾服药损害。
张说，自2003年来，该院发给员工的绩效工资逐渐递减，再也没有拿过1000元以上的月薪，医院发展也遇到严重困难。
但更苦楚的显然是无辜感染HIV的人。
5岁的袁红(化名)在两岁的时候被查明感染，不得不服用某种中药来对抗HIV。他经常感冒，3月7日又被送进医院。
因为需要回家取药，父母带着他回家。三轮车颠簸厉害，风很大，孩子紧紧抱着母亲，眼神惊恐不安。
袁家两层的房子只是用砖头、水泥板搭起框架，没有任何装饰，一楼的房间洇湿了墙上两张“三好学生”的奖状。
危机在延伸
大冶市卫生部门多次声称，在金牛镇发现的HIV感染病例均发生在1997年大陆《献血法》出台之前。《献血法》出台后，该市临床用血全部来自黄石中心血站，再无因受血而感染的病例。
政府试图给金牛镇划上一个句号，静待时间消磨一切，但事情还没有终结。
吴电宝被树立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标兵—服用药物后开始摸索生产自救方法并逐渐脱贫。2005年成立互助小组，带领病人一起开展生产自救，“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从悔恨、彷徨、轻生到治疗、自救、致富”。
2006年，吴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歧视宣传活动，并赞颂政府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有力扶持了病友们种瓜养猪养牛养鱼种优质稻。
吴说，“是党和政府将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他发誓要反哺于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宣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事。
但朱逢财抱怨说政府并没有落实好“四免一关怀”，直到2008年底，他一个月领取的生活补助为15元。
2009年3月，朱逢财约好40多名病人，租了一台中巴车，围堵大冶政府大门。要求提高每月生活补助，要求惩罚原二医院的院长—这名院长后调任大冶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大冶市政府承诺将依照相关程序处分当年的院长，并将每一病人的月补助提高到60元。
知情人士称，湖北是输血感染艾滋病重灾区，伤痕之深至今并未完全探底。
湖北官方曾辩称，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不是艾滋病的重灾区。但散见互联网的各类资料，足以还原湖北艾滋病严峻格局。
根据湖北省科研和疾控单位发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底，在湖北东部的浠水县累计发现HIV感染者368人，疫情涉及全县16个乡镇场(区)、163个行政村，而368人中已死亡129人。截至2008年3月底，全县累计报告HIV感染者434人，已死亡154人。
2001年4月，湖北北部的随州市发现首例HIV感染者后，该市均川镇被筛查出至少100名HIV感染者，在5年内死亡60多人。2010年1月的一份文件表明：截至目前，随州市艾滋病患者涉及507个家庭，几乎遍及全市所有乡镇。
湖北中部的仙桃市曾是一个血液买卖集散地，除采集本地人血液，还吸引数千湖南人前来卖血。
湖北西部的巴东县，被大陆媒体发现了一个艾滋村。到2006年底全县已经累计发现HIV感染者226人。
湖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张效武曾承认，1980年代末开始，湖北省约有8万多名青壮年到邻近省份参与地下卖血，经血源交叉感染后，一部分人感染了HIV。
2001 年，卫生专家推算，湖北全省实际HIV感染者在3万人以上，疫情严重程度在中国排在前10位。在被明确的传播途径中，血液传播居首位，占70.73%，而性传播只占3.42%。令湖北卫生部门迷惑的是，在进行婚检和体检的正常人群中接连发现HIV感染者，一些人根本就想不出自己到底因何感染—这类传播途径不详的人在湖北省已发现的HIV感染者中占到惊人的24.57%。
李凯在金牛镇离奇感染HIV，显示了卖血—输血的艾滋病毒感染链条。对此湖北省卫生厅早已心知肚明，多次强调打击“血头、血霸”非法组织他人卖血，并禁止乡镇卫生院自采自用血液，要求血库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只能购买实验室检测合格的血液。
湖北省卫生厅曾发出警告称，曾往河南卖血的人员群体，回到家乡可能感染其他人群，将导致艾滋病病患迅速增加。
事实表明，湖北卖血者回籍后继续卖血导致新一轮感染的，远不止金牛镇一地。
2006年5月，湖北省东北部的大悟县、红安县两地医院自采自卖血液，导致至少50名农民输血感染，农民们写信求助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陈3次自费从湖南到湖北，最后写出6000余字的报告上交中央，获得高层批示。
国家疾控中心成立调查小组，深入大悟县调查艾滋病人情况。接着，湖北省卫生厅、大悟县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艾滋病人的救助政策，免费为艾滋病人提供药品，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500元，其直系亲属每人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2009年6月，湖北省政府防艾办通报称，湖北省累计报告HIV感染者达5132例，是2001年的10余倍。卫生厅官员解释说，艾滋病患暴增的主要原因是性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的比例明显上升，占感染总人数的65.39%。
湖北省不敢懈怠，继续布局示范区争取更多资金遏制艾滋病蔓延。2009年9月17日编写的《全省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名单》显示：全省计有中央重点示范区2个县市、中央和省共建示范区11个县市、国家合作项目示范区14个县市、省示范区12个县市。
但资金瓶颈导致筛查、追踪不彻底，去河南卖血者回到当地，通过血液、性和母婴传播链条究竟感染了多少人，至今不得而知。如果采用母婴阻断措施，像袁红那样的儿童本可幸免于难。
狐疑和猜忌仍在民间潜伏延伸。
2010年的春天，朱逢财走在大街上，揣了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晚上7点半需要服用的三颗药丸—两颗红色，一颗白色。他和远近的人们招呼，但心知彼此之间留存的些许寒意：他长了一个痔疮，镇上诊所和二医院的医生一共打针10多天，就是没有人敢动手来做个小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