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答反“识繁写简”的朋友们                

最近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百○五岁老人周有光的访谈录《从理想到实
践，没有一样是对的》，从诸多领域的角度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受到
广泛的注意。周有光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逐渐走出迷惘，终于在八十高
龄以后，豁然开朗，大彻大悟，近日说出了深藏于心的肺腑之言，向
中国的思想禁区亮出了否定的旗幡。对于这样的思想人瑞，对于这样
彻底觉悟，我们举起双手，为之拊掌，为之浩叹，希望中国更多的老
年知识分子都向他看齐，向党政当局，也向黎民百性，吐露心声，振
聋发聩！

一、周有光的局限性

有趣的是周有光老人唯一没有否定的是党政领导下的汉字简化运动。
反过来还继续鼓吹汉字还要继续简化。应该如何解释？十分简单。说
得客气一点，“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罢！说得直率一点，是因为这
是他自己参与过的罪恶，至今还不能自拔，还要死不认错，坚持错误
而已。周有光原是经济学者，阴错阳差，一九四九年后改行搞汉语拼
音，结果躲过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的厄运，还赢得了汉语拼音之父的美
誉。实际上汉语拼音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约一六○一年）
肇端，二十世纪上半叶通过赵元任、瞿秋白等人综合发展基本成形，
一九五八年左右由周有光等人进一步完善被北京官方颁布为法定中文
汉语拼写和外文转写形式。“拼音之父”的称号是过誉之词，周有光
是不堪承当的。作为经济学人，周有光对于国内经济学批评较尖锐，
是他基本没有参与经济方面的倒行逆施（土改、公私合营、统购统
销），他对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管理学）在中国的遭遇也讲得
很坦率。他也不是这些领域罪恶的直接参与作恶者。所以他观察得比
较冷静客观。汉语拼音是中国共产党主持的政治运动之一。由于党政
军文盲队伍庞大，例如一九五○年华北一百五十万党员中有一百三十
万人是文盲或半文盲。一九五二年军队中128万排以上干部，大学学
历者仅2,14%，高中12%，全文盲27,21%。

从基层干部到中央高层都幻想发明一套简单易学的文字，扫除文盲，
（人民日报五十年代每年都有多篇社论关注扫盲）。一九五七年一月
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公开主张中国文字的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
音方向（毛泽东）。汉字简化是为废除汉字，实行拼音的准备和权宜
之计。未经广泛讨论和具体试点，文件下达四日后向全国推行。整风
反右期间，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提出意见，认为没有经过讨论（讨论
的是具体的简体字，而不是要不要简化和实行拼音）。不久被打成右
派（反对简化字是章的第五条罪状）。其余因对文字改革发表言论的
知识分子如诗人、文字学家陈梦家等人也被打成右派，不知名者更不
知凡几。周有光正式完成了汉语拼音方案，从当时至现今都是“废汉
字、用拼音”错误理论的鼓吹者。这种理论已经全面破产，汉语文化
不适于拼音是跟汉语本身特点相联系的。同音词多，汉字目标明显，
拼音大量同音或拼式接近，效率大大降低。例如成长、镇长、城镇、
征程、长城、真诚、生成、乘胜、用拼音阅读，chengzhang,
zhenzhang, chengzhen, zhengcheng, changcheng, zhencheng, 
shengcheng,chengsheng差别很小，视觉神经极度紧张，用汉字则一目
了然。汉语拼音仅仅方便了汉字的外文转写，作为识字辅助工具，注
音符号早已有之，对扫盲作用相同，并无大助。简化字是否有助于扫
盲，只要看小学的学制，依旧是六年，大陆文盲率始终高于对岸，21
世纪初中国大陆文盲比例一度不降反升，就一目了然了。世界上根本
不存在一种不花力气就能学好文化的语言文字。

周有光的“小学教师决定论”更是荒谬绝伦的说法。一九五七年上述
中央文件中就是采用的这类说法，五十多年过去，右派分子已恢复名
誉，周老先生还拿这类说法出来讲话，真不知是聪明还是糊涂。一九
五七年的中央文件中，小学教师介绍小学生（还有女工和战士文盲）
欢呼难写的汉字被简化，变容易了，以此证明汉字简化有理。今天如
果到小学里问问小朋友，天天放假，没作业，好不好，他们也会大声
欢呼的。

德国有个民间故事叫做梦想乐园Schlarafenland，说的是世界上有个
美丽的乐园，那里什么好吃的都有，伸手就来，张口就有，每天都是
礼拜天，孩子们不用上学校，成年人不用做工、下田……。故事最后
的结局是告诉孩子们，世界没有这样的好地方，如果想要这样好吃懒
做，将来一定没出息。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的文化政策决策，不去征
求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意见，仅仅去征求无大专学历的小学教员的想
法，是违背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周有光主张要用新的世界观看待历
史，重评国共抗战和苏军东欧功过，却在简繁体争议的问题上坚持五
十多年前的陋见，可悲可叹。这类思维发展到文革时代已很荒谬，当
时处理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不交给法官和法学专家合议审判，却发
动平民百姓草率表决。

语言文字既是一种交际工具，又不简单地仅仅是工具；它同时又是一
种深沉的民族文化，首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每个民族的自然语文犹
如大自然的文化生态。砍伐山林，虐待江河，如今我们已经遭到惩
罚，糟蹋祖国语言，将民族文字当作简单的工具随意进行砍伐，也是
一种反文化的野蛮的落后意识，惩罚已经初露端倪，文化断层，疏远
古典文化，两岸分离难合，历史上异族入主也没有造成过这样凶险的
文化重症。周有光认为共产主义哲学，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样是对
的。其中包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文字思想？跟生物学界苏联米丘
林、李森科学说并驾齐驱的语言学马尔学说鼓吹语言阶级论，走到了
荒谬绝伦的境地，

一九五○年斯大林不得不出面发表小册子否定了语言有阶级性的理
论。可是瞿秋白的废除汉字论正是在旅居苏联期间（一九二八——三
○斯大林文化革命时期）形成的。“汉字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贵族文
字”之类的说法在中国从未受到批判，五十年代走过场，六十年代阶
级斗争再次被毛泽东炒热，这类反人类、反文明的野蛮思想，从毛泽
东到周有光，直到今天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里，都没有经过认
真彻底的清算。共产党人是把汉字简化当作《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
决裂行动的具体实践的。（与传统的所有制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实行
彻底的决裂。）

周有光说“世界文字就是删繁就简，越来越简化”。完全是违背历史
的错误说法。我们的祖先先有了牲畜的“羊”字，后来又有了“吉
羊”（吉祥）的思想，再后来又有了更复杂更精确而有偏旁的“祥”
字。人类的生活发展总是思想和表达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微。简化
以后将现代科学名词“幹细胞”（主干）写成干细胞（误会为脱水细
胞），是完全反动的倒退现象。季羡林、巴金两位百岁老人暮年都对
简化字表示了否定态度，季羡林说两千年都过来了，没听说太难，到
了今天怎么就难了？巴金说：语言文字只要是属于活的民族，它总是
要不断发展，变得复杂，变得丰富，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优美地表
达人们的复杂思想，绝不会越来越简化，只是为了使它变为简单易学。

周有光否定了马列理论，实际上在世界语文理论上还是暗中认同着马
克思的统一语言论。他认为汉语汉字没法跟强势的英语竞争（竞争就
意味着淘汰）。他已不好意思再说全盘拼音化。周有光最推崇的英文
实际上是世界上拼写最无规则的拼音语文。也是世界上最坚决拒绝改
革的语文。（改革会丧失文化特征）。实际上马克思的语文统一论也
是错误的。人类不应该只有一种语言。世界拥有多种文化，每一种文
化都以语文为基础载体。一旦语文消亡，文化也就随之湮灭了。大自
然不应该进化到只剩下一种花，一种树，一种粮食；多民族的文化世
界也不应该发展成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在联合国中文有权与英文并
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藏文、维吾尔文有权与汉文并存。比萨斜塔的
重物自由落体试验以前，人人都以为重的东西大概比轻的东西先着
地。伽利略证明是同时着地。自由落体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质量）
无关。简繁争议亦庶几近之。汉字边旁（组块）一旦被记住，其中的
笔画数量不影响记忆。而现代汉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边旁组成的形声
字。将马门贝东言之类的边旁简省几笔，对于认字效率根本没有作
用。简化字也没有提高全民族的书写总效率。因为过去民间存在大量
的行草简字，只有少部分被《简化字总表》吸纳，其余都被废止，并
要求规范化和楷书化，反而降低了书写效率。凡是愿意跟废简派讨论
问题的朋友，希望先把有关的论述拿来读一读，看看有没有依据，然
后再辩论。

二、回应反对“识繁写简”的朋友

许多反对识繁写简的朋友喜欢拿出历史上的简体俗体（行草简字）来
反驳我的看法。意思是说，古人早就在使用简体字了，你还要恢复繁
体字……。曾经与我诗文往还的黄河清和我尊敬的师友朱学渊两位直
接点名向我挑战。其他还有民主理论前辈郭罗基教授，比我年轻的吾
尔开希先生以及国内著名的独立思考的张鸣教授。民主阵营以外的还
有河南大学的王立群和文艺名人余秋雨都有过类似的言论。每当我看
到这类说法，都很高兴。因为他们以为这样的论据已经将我驳倒，实
际上恰恰相反，他们的论据刚好反驳了他们自己。我早就指出，简化
字不是共产党首创的发明。黄河清先生举出了孙过庭《书谱》和怀素
《自叙帖》中的行草简化字，郭罗基先生举出南京某地朱元璋皇帝手
书的简体字遗迹。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质问，古人都这样使用简化字，
我们为什么还要恢复繁体字？

我告诉各位：是的，古人早就在使用简体字。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在手
写文本中使用简体，例如，书信往还，诗词酬唱，中医方剂，笔记帐
册。这一点刚好证明了我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早就传承了
一种识繁写简的优良传统。汉字从甲骨文到小篆，经过隶书以后，在
东汉时代六书理论成熟，许慎发表《说文解字》，汉字逐步进入到真
草隶行稳定期。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科举考试的推行，稳定了
将近两千年。不仅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文献都是用正体汉字书写印刷
的，大量先秦两汉的古籍也都绝大部分由历代知识分子转写为正体文
本（繁体字）。我们不要忘记，历代文人在手书这些简体（俗体字）
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执政集团颁令全国甚或强行立法，只准书写这类
简体字。恰恰相反，当时的所有宫廷诏令，官衙文牍、经史子集、启
蒙教材、请柬休书，全部都是用繁体字印刷和书写的。（唐代已开始
出现印刷书刊文献，更早则有抄书匠提供商业服务）。当时的私塾蒙
童、庠序学子都必须学习正体汉字，了解间架结构，边旁部首，接受
比较完整的汉字教育，决不会发生文化断层，疏远古籍的倾向。即使
国家处于政治分裂，军阀混战的局面中，也决没有出现各地文字不统
一的一国两字，（两岸文化裂变）。各位既然举出这些古已有之的事
例，我们就来一起推动拨乱反正，恢复到那些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状
态中去吧！

今天我们的现状却是党政集团立法废除了正体的传统汉字，将古已有
之的俗字行草简字扶正为规范字，同时又无法完全废止繁体字。造成
的同音替代等多重混乱，罄竹难书，青少年更疏远古代文化，完全是
一次劳民伤财的大折腾。简化字对于电脑中文信息处理毫无好处，反
而增添大量简繁转换错别字和古籍类推简化字（不简化则不规范，简
化又令词典和字库无法容纳）使电脑无法承担。两岸本来最统一的传
统文字变成了统一的障碍。我所主张的识繁写简，实际上就是恢复到
一九五六年以前的基本状态，就是恢复中国知识分子传承千年的识繁
写简的良风美俗。官方文献，教科书，报刊杂志、证件票据，一律用
繁体印刷，民间书写，继续采用简体字。学校逐步恢复正体汉字的教
育，成年民众通过电视、网络、手机逐步适应繁体字文化（今天的传
播手段大大优于五六十年代，将比当时普及简化字容易很多），识繁
而写简。周有光说什么“要广大民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
了的”。老先生半生研究世界文字沿革，怎么会说出这样的外行话来。
世界各民族哪个不是至少有两种字体？英法德俄西，都有印刷体和手
写体，还分大、小写，印刷体G和书写体g的形象相差也是很大的。汉
字系统也要逐步优化，就是删除繁体的异体字，统一规范简体字及边
旁部首的写法，吸纳古代行草简字的优秀成分，避免草书的雷同现
象，形成汉字手写体的标准化。台湾教育部一九八○年出版了陈立夫
主编的《标准行书字帖》，成功地进行了汉字行书（手写体）标准化
尝试。四年级以下，教材一般不会选用笔画太多的汉字，大量熟悉边
旁部首，五年级以后就可以（像西方国家学校教学手写体那样）允许
操练标准汉字行书。一两代人以后，阅读和书写就规范化了。电脑中
文处理的成功，令简化字几乎失去了任何理由。

我要告诉诸位朋友的是，经过认知心理学和电脑信息学的论证，除了
少数非常用边旁的繁体字以外，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更容易学习和记
忆。简字不简，繁字不繁。为什么要接受这些比繁体字更不科学的简
化字？而且中国两千多年的文献都是用这种稳定的繁体字书写和印刷
的，为什么我们要用一套并不方便的（实际是简繁混杂的）给电脑信
息化带来麻烦的简体字去增添混乱？《康熙字典》体的繁体字，不仅
可以横贯古今，沟通两岸，甚至跟日本、韩国的传统汉字都是统一
的。如果废除简化字，未来中日韩朝（越）国际汉字标准化的前景都
是可能的。有见地的外国学者也觉得学习繁体字，废除简化字比较合
理，因为这样外国学生就可以一步到位，直入古今文献，跨越两岸史
料。中国是文化遗产大国，掌握繁体汉字，认识祖国遗产是国人的公
民权利。现在的汉字政策严重侵犯了大陆同胞的合法权利。

汉字简化问题的政治性是明白无误的。国民党蒋介石看到反对声浪太
高，就立刻缩手。共产党毛泽东不管不顾，是用反右的暴力强制推行
的。这段历史绝不能不向人民作一个明白的交待。我的书中有详细的
一章，网上也有转载（汉字简化与反右派运动）。一个以文盲半文盲
为主体的武装集团，未经充分讨论，专家咨询，科学试点，悍然动用
暴力（劳改劳教批斗）强制推行一种文字的改革，造成古今延续的断
层，资源的浪费（各种国际商品说明书只有中文用简繁两体印刷、图
书馆要两套检索系统），人为的两岸文化分裂。堪称是世界文化历史
上的奇观。作为民族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桩反文化反人类事变，具有
坐标性的历史意义。人类必须记取这样的血泪教训。共产党人的反文
化反人类行为遍及社会各领域。毛式党八股文风盘桓中国文坛数十
年，语言暴力横行，粗鄙、蛮横、恶浊，假话、空话、套话连篇，文
理不通，错字泛滥，已经达到了铺天盖地的灾难性程度。作为中国社
会的批评者，所有参与民主运动朋友，务必承担起自己的文化责任
来，民主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变革，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必
须从思想上展开一次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运动，恢复识繁写简，只是
“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个契机。要在社会上造成以“会读会用繁体字
为荣”的新文化时尚。纳粹肆虐德国统共不过十余年，战后德奥知识
界以47社为代表进行了语言、文化、思想的清算和反思，（伯尔和格
拉斯等人都是47社成员），恢复了社会文化的良知和传统。海内外的
中国文化人宜当深长思之。

2010 6 26 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