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潮的启示
（大陆）
管见
今年春夏之交，调整最低工资形成为趋势，而罢工事件也此起彼伏。富士康及本田车厂的工人薪资将大幅度提高，使许多人感到乐观，看到希望。不过，一些评论指出，出现的罢工事件多为个案，其罢工“组织”基本上仍为个人，称为“工潮”较为勉强。这是比较冷静的看法。中国政府官员也有类似说法，其用意则是力图淡化罢工的冲击性。不过，罢工事件毕竟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外资内资，民营国企，都卷入其中。
于是人们看到，工潮正在出现，正在形成之中。中国工人在这个春夏之交里的举动，显出一些不寻常的意味。
启示之一：罢工能否“正常化”
最先引起震动的是深圳富士康员工接连不断的非正常死亡。从该厂的人员流动来看，辞职与招聘的数量都很大，失意员工的选择，本来多为跳槽出走，而近来连续发生惨烈的跳楼自杀，即使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却理所当然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指责富士康为“血汗工厂”的批评再起，从富士康厂到鸿海集团，都受到沉重的社会压力。
恰在此时，本田合资厂工人罢工，于是形成了对照。
员工跳楼自杀，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抗争，也可能主要因为精神或情绪障碍，甚至可能是因为某种诱导因素（如优厚抚恤金），并可能因为模仿而具有传染效应。涉及因素较多，且遗愿表达不大明确或不宜公开，即使其中有抗争因素，却往往比较模糊，同时，即使有传染性，毕竟是个人行为。罢工则不同，它们一般有明确的目标，是明白无误的抗争，且为集体行动。
罢工目标可能很狭窄，单一地要求增加工资，涉及其它管理内容较少，体现为工人斗争之长期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罢工有明确的诉求，有回旋空间，经历过罢工的工人，其进攻，防御及妥协的能力，多少都会有所提高。而自杀，无论其含有多大程度的抗争意味，毕竟过于惨烈，较为消极而决绝，不仅不宜提倡，反而各界都应尽力阻止此类行为。
显然，富士康员工之间的正常交往，受到该厂管理方式的限制，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这使得他们比较难以自发组织罢工。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竟然以自杀而表达其不满，出现模仿效应，以及先前优厚抚恤金的诱导效应，致使自杀事件一度接连不断。
但是，富士康风波尚未平息之际，爆发了本田合资厂工人罢工的事件，而且蔓延开来，其它台资，港资，韩资工厂，以及一些国有企业，罢工事件接连不断，给人以出现工潮的感觉。
富士康员工的“第一跳”也许很偶然，甚至有传言说，那并非自杀，而是他杀，工厂保安行凶的真相若隐若现。
南海本田员工的罢工也同样事发于偶然。与富士康员工一样，本田员工若对工资或工作不满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另找工作。两个已决定辞职的员工，已不再惧怕失去这份工作，他们有更多的想法，决定临走前发动罢工，为同伴“谋点儿福利。”一人带头，就有其他员工响应，而那两位发起罢工的辞职员工，在仍受雇期间遭厂方报复而开除，激发了更多的员工参与罢工，抗争的潜意识清晰地显现出来。
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富士康与南海本田，都是工作条件不错的工厂，制度较为规范，而工资则压在政府规定的最低线上，须以加班来争取更高的收入。相对于那些传统“血汗工厂”以较为粗暴的方式体现“中国模式”，这两家厂则是以较为文明的方式体现“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以权力压迫权利，奴性压迫人性为其本质，最初的工人抗争，在任何地方都是偶然出现的。富士康风波的悲剧性尤其在于，这一偶然出现，恰恰是在跳楼自杀，而非罢工冲动，事情随之进入一条愈益惨烈的轨道，一度连走出来都很不容易。而在南海本田，幸运的是，那偶然的出现，恰恰是在两个因决意辞职而不再惧怕，且因临别行善而萌发罢工冲动的小伙子身上。同样都是“压迫愈烈则反抗愈烈“，然而在这里，事情进入了更具社会性的螺旋。
再者，南海本田员工约两千人，数十或近百员工罢工，即成一定规模，而深圳富士康员工数十万，管理“军事化”或许更高，罢工冲动更容易被湮灭。
不容忽视的是，中共官方恰恰对这些地方有意无意地放松一些，对这些“别人企业”的罢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它们成为罢工控制锁链上较薄弱的一环。
中共治下，对其视为“负面”的事情一向遮遮掩掩。例如，先前将失业改称为“下岗”或“待就业”，到了罢工出现并渐渐增多之际，则称其为“停工“，出租车司机罢工则为”停运“。其实，失业就是失业，罢工就是罢工，改了称呼，改不了事情本身，反而造就了虚伪的形象。
这一次，似乎因为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影响，而罢工看上去温和得多了，且罢工发生在本田合资厂，于是，媒体直率称其为“罢工”，看上去比先前更为大胆。
毛泽东晚年时，感叹“社会主义”中国实际上“与旧社会差不多”，于是在修订宪法时，规定工人有罢工自由。到改革开放时，再次修宪，这项与“动乱”似乎有联系的自由消失了。这意味着，罢工不再受法律认可，而在中国社会里，这样一来，似乎就意味罢工为违法行为。
不过，市场经济之中，劳资矛盾普遍存在，罢工是工人抗争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本来不必讳疾忌医。问题是，市场经济畸形发展，官民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劳资矛盾隐身其后，中共自己造成的局面，自己也吃着其中的苦头。
现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最低工资调整的大背景下，工潮此起彼伏，中共宣传部门尽管还是要下令禁止媒体报道罢工，而对罢工的忌讳，看来有所减少。这是否能成为一个契机，使罢工去掉伪装，恢复其本来面目，尚须观察。
启示之二：工会能否“正常化”
“中国模式”的特色之一，是官方工会独此一家，不准工人自发组织独立工会。官方工会以“维稳”为己任，可以说不知工潮为何物，于是，只要出现工潮，则官方工会处境尴尬。
这一次工潮中，罢工工人成功地迫使工厂管理层与自己推选的代表直接对话，这很自然，而不同寻常的则是，本田罢工期间，官方工会不仅阻止工人罢工，甚至悍然动手打人，与罢工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官方工会对富士康员工的连续非正常死亡无所作为，在工人罢工时貌似中立，他们甚至动手打罢工工人，意味着官方工会的存在已经毫无道理，它的现实性已经完全消失。
按照共产党的官方教条，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会，以及共青团，妇联之类，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单以字面意义而言，这并不排斥自发的独立工会也作为纽带之一，正如“共产党宣言”视共产党为工人政党之一。多个工人政党并存，多个工会并存，是这个多元社会的自然现象。但是，现实中的共产党喜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不喜欢自然生长的事物，不喜欢遵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它排斥其它工人政党，当然也排斥非官方的自发独立工会。工会作为群众组织完全听命于共产党，受其控制而萎缩，共产党本身则畸形发展，不仅在政党层面一党独大，且伸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它自身不可避免地与群众隔膜，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向右翼转变。它既然要凌驾于社会之上，就只能这样站到民众的对面，与民众对立。
资方当然不喜欢工会，但官方工会意在“维稳”，愿意配合资方治厂，资方何乐而不为。
此次工潮中，南海本田厂的工会代表在劳资谈判中一言不发，而该厂所在地狮山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则干脆承认，工会主要是“为工人和厂方提供一个沟通平台”工人争取加工资“，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工会不便介入。”这样处于劳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工会，全世界罕见，它当然不是工人的组织，当然没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
近来中共地方官员屡屡不顾官方伪善面目而坦率直言，广东工会官员的坦率，是最新的一例。
（大陆）
管见
今年春夏之交，调整最低工资形成为趋势，而罢工事件也此起彼伏。富士康及本田车厂的工人薪资将大幅度提高，使许多人感到乐观，看到希望。不过，一些评论指出，出现的罢工事件多为个案，其罢工“组织”基本上仍为个人，称为“工潮”较为勉强。这是比较冷静的看法。中国政府官员也有类似说法，其用意则是力图淡化罢工的冲击性。不过，罢工事件毕竟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外资内资，民营国企，都卷入其中。
于是人们看到，工潮正在出现，正在形成之中。中国工人在这个春夏之交里的举动，显出一些不寻常的意味。
启示之一：罢工能否“正常化”
最先引起震动的是深圳富士康员工接连不断的非正常死亡。从该厂的人员流动来看，辞职与招聘的数量都很大，失意员工的选择，本来多为跳槽出走，而近来连续发生惨烈的跳楼自杀，即使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却理所当然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指责富士康为“血汗工厂”的批评再起，从富士康厂到鸿海集团，都受到沉重的社会压力。
恰在此时，本田合资厂工人罢工，于是形成了对照。
员工跳楼自杀，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抗争，也可能主要因为精神或情绪障碍，甚至可能是因为某种诱导因素（如优厚抚恤金），并可能因为模仿而具有传染效应。涉及因素较多，且遗愿表达不大明确或不宜公开，即使其中有抗争因素，却往往比较模糊，同时，即使有传染性，毕竟是个人行为。罢工则不同，它们一般有明确的目标，是明白无误的抗争，且为集体行动。
罢工目标可能很狭窄，单一地要求增加工资，涉及其它管理内容较少，体现为工人斗争之长期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罢工有明确的诉求，有回旋空间，经历过罢工的工人，其进攻，防御及妥协的能力，多少都会有所提高。而自杀，无论其含有多大程度的抗争意味，毕竟过于惨烈，较为消极而决绝，不仅不宜提倡，反而各界都应尽力阻止此类行为。
显然，富士康员工之间的正常交往，受到该厂管理方式的限制，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这使得他们比较难以自发组织罢工。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竟然以自杀而表达其不满，出现模仿效应，以及先前优厚抚恤金的诱导效应，致使自杀事件一度接连不断。
但是，富士康风波尚未平息之际，爆发了本田合资厂工人罢工的事件，而且蔓延开来，其它台资，港资，韩资工厂，以及一些国有企业，罢工事件接连不断，给人以出现工潮的感觉。
富士康员工的“第一跳”也许很偶然，甚至有传言说，那并非自杀，而是他杀，工厂保安行凶的真相若隐若现。
南海本田员工的罢工也同样事发于偶然。与富士康员工一样，本田员工若对工资或工作不满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另找工作。两个已决定辞职的员工，已不再惧怕失去这份工作，他们有更多的想法，决定临走前发动罢工，为同伴“谋点儿福利。”一人带头，就有其他员工响应，而那两位发起罢工的辞职员工，在仍受雇期间遭厂方报复而开除，激发了更多的员工参与罢工，抗争的潜意识清晰地显现出来。
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富士康与南海本田，都是工作条件不错的工厂，制度较为规范，而工资则压在政府规定的最低线上，须以加班来争取更高的收入。相对于那些传统“血汗工厂”以较为粗暴的方式体现“中国模式”，这两家厂则是以较为文明的方式体现“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以权力压迫权利，奴性压迫人性为其本质，最初的工人抗争，在任何地方都是偶然出现的。富士康风波的悲剧性尤其在于，这一偶然出现，恰恰是在跳楼自杀，而非罢工冲动，事情随之进入一条愈益惨烈的轨道，一度连走出来都很不容易。而在南海本田，幸运的是，那偶然的出现，恰恰是在两个因决意辞职而不再惧怕，且因临别行善而萌发罢工冲动的小伙子身上。同样都是“压迫愈烈则反抗愈烈“，然而在这里，事情进入了更具社会性的螺旋。
再者，南海本田员工约两千人，数十或近百员工罢工，即成一定规模，而深圳富士康员工数十万，管理“军事化”或许更高，罢工冲动更容易被湮灭。
不容忽视的是，中共官方恰恰对这些地方有意无意地放松一些，对这些“别人企业”的罢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它们成为罢工控制锁链上较薄弱的一环。
中共治下，对其视为“负面”的事情一向遮遮掩掩。例如，先前将失业改称为“下岗”或“待就业”，到了罢工出现并渐渐增多之际，则称其为“停工“，出租车司机罢工则为”停运“。其实，失业就是失业，罢工就是罢工，改了称呼，改不了事情本身，反而造就了虚伪的形象。
这一次，似乎因为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影响，而罢工看上去温和得多了，且罢工发生在本田合资厂，于是，媒体直率称其为“罢工”，看上去比先前更为大胆。
毛泽东晚年时，感叹“社会主义”中国实际上“与旧社会差不多”，于是在修订宪法时，规定工人有罢工自由。到改革开放时，再次修宪，这项与“动乱”似乎有联系的自由消失了。这意味着，罢工不再受法律认可，而在中国社会里，这样一来，似乎就意味罢工为违法行为。
不过，市场经济之中，劳资矛盾普遍存在，罢工是工人抗争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本来不必讳疾忌医。问题是，市场经济畸形发展，官民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劳资矛盾隐身其后，中共自己造成的局面，自己也吃着其中的苦头。
现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最低工资调整的大背景下，工潮此起彼伏，中共宣传部门尽管还是要下令禁止媒体报道罢工，而对罢工的忌讳，看来有所减少。这是否能成为一个契机，使罢工去掉伪装，恢复其本来面目，尚须观察。
启示之二：工会能否“正常化”
“中国模式”的特色之一，是官方工会独此一家，不准工人自发组织独立工会。官方工会以“维稳”为己任，可以说不知工潮为何物，于是，只要出现工潮，则官方工会处境尴尬。
这一次工潮中，罢工工人成功地迫使工厂管理层与自己推选的代表直接对话，这很自然，而不同寻常的则是，本田罢工期间，官方工会不仅阻止工人罢工，甚至悍然动手打人，与罢工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官方工会对富士康员工的连续非正常死亡无所作为，在工人罢工时貌似中立，他们甚至动手打罢工工人，意味着官方工会的存在已经毫无道理，它的现实性已经完全消失。
按照共产党的官方教条，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会，以及共青团，妇联之类，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单以字面意义而言，这并不排斥自发的独立工会也作为纽带之一，正如“共产党宣言”视共产党为工人政党之一。多个工人政党并存，多个工会并存，是这个多元社会的自然现象。但是，现实中的共产党喜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不喜欢自然生长的事物，不喜欢遵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它排斥其它工人政党，当然也排斥非官方的自发独立工会。工会作为群众组织完全听命于共产党，受其控制而萎缩，共产党本身则畸形发展，不仅在政党层面一党独大，且伸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它自身不可避免地与群众隔膜，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向右翼转变。它既然要凌驾于社会之上，就只能这样站到民众的对面，与民众对立。
资方当然不喜欢工会，但官方工会意在“维稳”，愿意配合资方治厂，资方何乐而不为。
此次工潮中，南海本田厂的工会代表在劳资谈判中一言不发，而该厂所在地狮山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则干脆承认，工会主要是“为工人和厂方提供一个沟通平台”工人争取加工资“，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工会不便介入。”这样处于劳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工会，全世界罕见，它当然不是工人的组织，当然没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
近来中共地方官员屡屡不顾官方伪善面目而坦率直言，广东工会官员的坦率，是最新的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