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学究天人，他博大精深的学问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越，这方面当然令人肃然起敬，需仰视方可；但在我看来，这还是他人生中最主要的东西。学问的大小，那是要看一个人的天资与造化，聪明的人层出不穷，以后这类的人才也总是会有的。
他最最令人钦佩的地方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伟大人格与丰厚的精神。他在清华时，与比他年长许多的一代大师王国维很快结成好友，彼此欣赏，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1927年6月，王国维投湖自杀后，陈寅恪悲痛万分，先是为其撰一挽联：“十七年家国久消防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落成时，他又为其写下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也最能体现他个人思想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上下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术，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段墓志铭，真可谓梁任公所说的，数百字可顶多少人的几部大著作。这里面的核心的核心就是已在知识分子中普遍流传的那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表面上在说王国维，其实也在为自己立下一个人生的目标、制定一个座右铭。在此后他的人生路程中，他从没敢忘记他的这个座右铭，时时刻刻都以此来激励、要求、告诫自己。
有一则事情可以充分说明陈寅恪是怎样一个坚守自己底线的人：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这样的事，这样的“答复”，在1949年之后，恐再无第二人敢做。
“先生之著术，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不正是陈寅恪大师一生的写照吗？
（本文摘自“陈寅恪进京任职条件：不信奉马列，不学政治”）
看中国编者补充：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通晓二十余种语文，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柳如是别传》为其代表作。晚景凄凉，腿残目瞽，死于文革迫害。
求学经历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画家萧厔泉等，校长为名儒陶逊。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期间的学习，使他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234。
抗战时期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9，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 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1945年，左眼失明。1948年，解放军逼进北平，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留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
文革时期
国务院副总理，时人称为“南霸天”的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大陆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1969年10 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痺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