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侮辱
中共学者阅读《蒋介石日记》成果点评
（ 之 三 ）
安长林 童潇竹
第二篇 《 采访录 》评点 （下）
标题﹕××ㄨㄨㄨ：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
蒋早年好色孤僻
（2006-11-23 00:47:34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续上期）
人物周刊：蒋介石有没有可以圈点的政治智慧？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这个问题太大了，只能简单地说一说。
外交上，他采取的是温和的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俐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对内，他本想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譬如，蒋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为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援。只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他们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 了，搞了土地改革，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点评﹕
在中共学者的这一部份答问中，就他批评和否定蒋介石的方式来说，应该说，也都是“温和”的否定，但并非是“改良”式的否定。因为中共学者对蒋介石的否定，是绝不能妥协的。不过，虽然他要对蒋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予以否定，却又没有象过去的共产党学者那样，用的是疯狂辱骂和极力栽赃的“共产革命”方式。就此而论，中共学者的确是“进步”了。
所以，在本段一开场，他才会“温和”地，却又是十分“革命”地说道﹕“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 一句话就把记者一心想探知的问题从根本上否定掉了！至于蒋介石有什么样的治国理念，他一字不说，因为他不愿说，更不能说，因为蒋介石的治国理念一旦说出来，人民的眼睛就亮了，共产党的麻烦就大了，中共学者也就要倒霉了！随后，这位中共学者便举了一些例子，用以证明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然而，细心的读者，却会从这些所谓没有政治智慧的指责里面，看到中共学者对蒋介石的种种批评、指责与否定，虽然实际上都与蒋介石有无政治智慧毫无关系，但却一笔勾销了辛亥之后，在中华民族之最为艰难的时代，蒋介石作为一个真正爱国领袖和卓越政治家的智慧和功绩。
然而，蒋介石当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吗？我们还是从历史的事实中，简单地选出几项来提出我们的诘问；然后，我们再就中共学者提出的，蒋介石“没有政治智慧”的历史例证，来逐一地予以批驳。
第一、蒋介石究竟有没有“政治智慧”？
其一、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的蒋介石，曾向孙中山先生呈递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当时就获得了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欣赏，也使孙中山先生看到了这个青年的进步前景。果不然的是，十年后，噎成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就是以这份十年前拟就的“对北军作战计划”作为基础，胜利地领导了一期北伐，不足十个月，就解放了南半个中国，这算不算得上是“政治智慧”呢？就不说后来孙中山先生在遭遇陈炯明叛变之前，蒋介石就早有所察，并数次提醒孙中山警惕；之后，则更是于患难中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唤，赶赴广东，日夜守侯在孙中山先生的身边，为孙中山“出谋划策”。为此，孙中山曾对他评价说﹕“蒋君一人来此，筹策多中，不啻抵二万援军……”――要知道，上述这两件事，可是十九年前，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杨树标教授在《蒋介石传》这本书中所“记述”的。
其二、本文（之一）在点评和注释中早已提及，一九二三年，当孙文要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代表他去苏俄考察时，这个被选中的最能干的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非但不辱使命，而且正因为他有着卓越的政治智慧，所以，他才会在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俄的短短数月中，立即发现苏俄与其它帝国主义并无两样，甚至更具有危害性，对我――中国新疆、满蒙、甚至是内地，都存染指之心，从而得出苏俄乃是一个“事实与主义有别”的国家，不能不对之有所警惕和防备，从而使他回国后便开始反对“联俄容共”，直至成为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看透前共产党苏联的东方国家领袖（参阅本文之一注释）斥前苏俄也是帝国主义的话，终于为后人所逐渐认知，甚至为五十年后，毛泽东在与前苏联闹内讧中指责“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作了张本。蒋从此成为自由世界最坚定的反共领袖之一。直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列国轰然而垮之后，以至今日，我们再来回首近九十年前蒋介石对前苏俄的政治预言和政治判断，我们还能够说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吗？
其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复辟有军、革命无兵”，孙中山反复辟“计无所出”之时，由于前苏俄联络中国南北两军阀以图染指中国而不得，列宁终于指示俄党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门来，先是要求中国的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以成为第三共产国际共产党的一部份；继则要求中国的国民党和他们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的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注一）。全体参加国民党，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图谋分裂国民党和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中国共产革命（注二）。此前，正值陈炯明叛变，给孙中山、更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对此，孙中山自己形容说，他“就象一个溺水的人，突然看见漂来了一根稻草，他便抓住了它”（注三）――由此，孙中山为权宜之计，而决策了联俄容共的险招。从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之内部，开始险象环生。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后起之辈，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在孙中山在世之日，蒋噎明言呈告孙中山和廖仲凯等党的领袖们，深谓“联俄容共”之不可行，因未获重视，乃几次去职返家，以避其乱；后经孙中山一再派戴季陶等人赴浙请归，蒋才答应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从此在广州“赤色阴谋”迭逞的岁月里，一边“专心办理军校”，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连十九年前的大陆学者杨树标教授也赞扬他将黄埔军校办得“虎虎有生气”（注四），一边则对甚嚣尘上的苏俄顾问、头脑发昏的党内左派和欲望炽烈、阴谋不断的共产党徒，采取“克己复礼”之策，即便因领导两次东征和两次平息叛乱而功勋卓著，苏联顾问、党内左派和共产党徒噎开始公开辱骂他为“新军阀”，他也“不置一词”，凡事皆以忍字当头，其心心念念全在培养黄埔军人和为“北伐打倒军阀”的准备上。
孙中山先生辞世之后，虽然“夸夫死权”的汪精卫，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挑唆下，志在夺取蒋在广东革命政府中的政治军事权力，蒋居然能“屈己从汪”，不仅将最高权位统统让给汪，而且愿意接受汪的领导，只要汪不会损害国民革命的利益，他便无任何怨言。他之“克己复礼”的政治智慧，几乎做到了极处。直到苏俄顾问、共产党徒、国民党左派和汪精卫本人，非要置他于死地，甚至要把他劫持送往俄国海参威，他才在中国国民党、特别是中国国民革命之巨大危机当口，利用苏俄顾问和共产党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决然反戈一击。此后，参加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阴谋的汪精卫只好引咎辞职，再次怏怏出国；赢得了中山舰事件的蒋介石，立即发布了“整顿党务案”，夺回了大部份噎被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所劫夺的权力（注释），并考虑到只要一日不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广东，缠绕在国民党这根躯干上的共产党，就绝无消停之日。于是“整理党务案”发布不及三月，蒋介石就噎在广州誓师“北伐”了！
此后，不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的征途上，埋设了多少的暗礁，也不问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在北伐噎胜利的后方，煽起了几多要变国民革命成果为共产革命废墟的毒焰，蒋介石始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因及早识破苏俄和共产党的阴谋，而能够因势利导；亦能在共产党对本党的一再挑拨离间之中，该忍者忍，该让者让，被迫下野之时则立即下野；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理当复职之时，则立即复职。总其前后不过两年，即领导完成两期北伐，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开创了“第二共和”，促使了东北易帜，初步地统一了中华民国，在辛亥以来中国人民志在“走向共和”的艰难道路上，赢得了大大的一步胜利……。
蒋介石当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吗？如果确如这位中共学者所言，在广东处于劣势的蒋介石，特别是处于劣势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又怎么能够及早地摆脱苏俄和中共的阴谋破坏，而在短短的两年之中，就领导新一轮的中国国民革命走向了决定性的成功呢？
其四、创始了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的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虽然赢得了辛亥之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大胜利，但是，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四月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被打垮，其间二十二年，可谓“无一年、一月、一日无枪声”。
一九二七春，被共产党又一次从国外请回来分裂国民党的汪精卫，与国民党内的“亲俄亲共派”一起，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迅速制造了“宁汉分裂”即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裂，使正要横扫中原的北伐军不得不停滞不前。（注五）
一九二七年夏始，二期北伐第一次出师未捷之时，中共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在北伐噎成功的南中国，发动了南昌暴动和一百余次农村造反，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它的代表作之一。
一九二九年，“军阀残余之残余”（陈独秀语）又联合新军阀、野心家和阴谋家，一起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反对蒋介石和背叛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李、冯、阎甚至与由遭失败的汪精卫联合起来，妄图另建中央政府；阎锡山甚至噎选定“九月九日九时九分九秒”于太原宣布担任新的国民政府主席。新旧军阀所发动的历次叛乱战争，特别是中原大战，虽然为蒋所一一荡平，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叛乱战争，才给中共得以机遇（注六），并因此而在南中国偏远落后的农村，在他们的“父亲”――斯大林，和他们的“祖国”――前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下，为“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而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为颠覆“第二共和”的中华民国，而篡立了俄属“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中国的共产党为“保卫苏联”而战，蒋介石则开始为“保卫中国”而战。他错了吗？他失去了起码的智慧吗？
然而，正是极富政治智慧的蒋介石，才在中原大战刚获胜利的前线，于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发给国民党中央的战报中即明确说道﹕“洪水猛兽之中国共产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结，日事蔓延，已寝成燎原之势，以成为全国大患”；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又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灭赤报告”中，不仅历数中共于江西等地烧杀掳掠的罪行，而且郑重地告诫他的党人和国人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惨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设长此以往，全国国民不再奋起，一致引扑灭赤匪为己任，则新中国未来之生命，必将如赤色帝国主义之愿望而中断。”……
正是蒋介石的政治智慧，才促使国民政府立即决策并坚持了“剿匪”的正确方针。因为，这一股赤匪，“非国家，无民族”，甚至公开出卖民族和国家。剿灭他们，非但不象中共学者所定性的，是谓“大罪”，而是“大功”。二十年后，这股赤匪终于因日本侵略而坐大，其篡政建国，残民以逞之种种，实为“史无前例、罊竹难书”。于是，六十年间，中国人民所遭遇的生灵涂炭，遂完全证明了蒋介石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和远大的政治眼光……。
其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天，蒋介石就在他的日记中预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噎开始了！”。其后，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抗战整整四年半，所谓“敌有人助，我无人援”，其艰难困苦，何人可诉？但是，日本轰炸珍珠港当日，蒋介石就立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告之必须迅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才能够打赢这一场反对法西斯的世界战争。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运作的能力，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证明。美、英立即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我中华民国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成立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以至今日，中国在联合国里的正式名称，还是“中华民国”。特别是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抗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和特殊贡献，又使蒋介石成为包括东南亚印、缅诸国在内的“中国战区总司令”。中国自此一改屈辱的近代历史，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领袖国……。2005年由云南电视台摄制的记录片“中国远征军”，就将蒋介石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决策建立“中国远征军”的政治智慧，和“中国远征军”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赢得的骄傲，委实是处处萧洒道来，在在激励人心。
其六、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奠定了我们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辉煌胜利，奠定了中华民国在现代世界上的荣誉和地位，实现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乃是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之第一个标帜”这一痛苦而又伟大的民族解放愿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蒋介石不失时机地要求昔日的英美荷等列强废除对中国所制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重建平等新约――他成功了，中国成功了！一九四三年二月，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签字废约的消息传到陪都重庆时，重庆人民一连数日载歌载舞，欢庆“废约”。一九九五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聘请二十多为历史学者所攥写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则将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尽情地予以了描述后赞扬。
…………
蒋介石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吗？蒋介石只是一个政治无能吗？蒋介石就这样地令中共的这位学者看不上眼吗？
也许，中共学者作为一九四九年那个胜利者的御用文人，而不得不如此地贬抑蒋介石，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中共学者作为第一个被当今台湾国民党和蒋宋两家后人邀请去美国阅读蒋介石日记者，他在读饱了蒋介石的日记之后，还要指斥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我们只能说，作为历史学者的这位中共御用文人，你是不是也太势利了一点呢？别忘了，你毕竟是一位历史学者，真实的历史才是你研究的对象，骯脏的现实则不应该是你政治的依靠。如果你只想维护眼下的共产党，一心要推翻你不应该推翻的历史人物；或曰只想同流合污于今日的黑暗现状，便要否定曾经光芒四射的时代；那么，未来的光明历史，就一定要象推翻今天的黑暗现实一样来推翻你。当今中共的文人学者们啊，还是淡泊一点地好。
我们还需要将蒋介石有无政治智慧这个本不应该有的题目，继续辨析下去吗？
没有必要了吧？
但是，我们还想简单提及的是，阅读了大量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如此地指斥和否定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其实也没有错。因为，“政治智慧”这个词，在共产党及其御用文人学者那里，即等同于“政治阴谋”、“政治诡计”和“政治伎俩”。若再说得干脆一些，就是无时不用的“革命两手”即“阴阳两谋”，无时不在实行的“统战欺骗”即“挖心战术”。仅就国共两党的历史而言，则迄今未已的是，该有多少国民党人，在中共的上述“政治智慧”的进攻之下，一次又一次地上了当，受了骗，做了可怜甚至是“得意”的俘虏呢？连当年的蒋介石本人也未能够全免。
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则中共学者指斥和否定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倒是说得挺“地道”的。
第二、我们对中共学者的批驳。
其一、在否定了蒋介石有政治智慧之后，中共学者开始就蒋介石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来继续“温和地和坚决地”予以否定了，并藉以证明“蒋介石确无什么政治智慧”。
中共学者首先指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的是温和的和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说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利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对此，我们评述如下﹕
其一，就前清留下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而言，仅其中辛丑条约一项，就规定要用三十九年的时间来偿清。为此，中华民国直到全面抗战噎爆发，每年都要偿还一亿前清之债，之前，连当年的北洋军人政府也逃不了干系。就此，我们倒想问一问中共学者，任何一个当政者，只要不是靠列强支撑的，难道还有谁会不愿意干脆利落地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吗？任何一个当政者，只要还有一点血性的，又有谁竟会只为着要“温和”而甘愿“软弱和妥协”？任何一个当政者，只要不是深陷内忧外患的险境，当真只因为列强们不愿意，就心甘情愿地要“慢慢地”和“软弱”地等到列强们终于觉悟起来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吗？如果蒋介石的政府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二期北伐刚刚成功，中华民国刚刚获得初步的统一，刚刚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就立即展开了废除旧约、订立新约的工作，而且也颇获得一些国家的赞成、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呢？（注七）。如果正在领导中国军队浴血抗日的蒋介石政府正是这样，为什么当中国的抗日卫国战争刚刚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中国战场也刚刚显示出她的特殊重要地位之初，蒋介石就及时地向美英等盟国提出了废约的要求，并且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有所谓 “期运虽为天授、功业必为人成”的格言。也就是说，期运未至，人成则难；期运已至，亦需人为”。一旦中国的抗日卫国战争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就会顺乎其势而成功了。这不是等来的，而是中国人民四年半的艰苦抗战赢得了列强的尊敬和需要。这就是所谓“功业必由人成”。难道不是吗？
其二、中国还有一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语。因孙中山的一个著名遗教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乃是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个标帜”，所以，由蒋介石和真正的中国国民党人所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于创立第二共和之始，就立即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但彼时，虽然“天时已变，地利已有”，却“人和未达”。
因为，就国际而言，苏俄、日本等东西列强还在对我居心叵测，虎视眈眈，甚至破坏连连，他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共和与强盛之心，始终不死。如前所说，斯大林于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尚未成功，就噎直接命令中共破坏背叛北伐，发动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公开叛变国民革命。以制造中国的内乱和颠覆中国的政府。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一个半月，苏共又命令中共在中国从建立“俄式的苏维埃政权”，到篡立“俄属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目的，即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颠覆推翻刚刚统一的共和中国――大中华民国。日本则象晚清时一样，仿效沙皇俄国，不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武力强占我东三省；而且效法苏俄，虏走溥仪，有样学样地篡立了“日属日式的伪满洲国”。 我大中华民国南北皆为俄匪日寇所侵所害，为此，攘外的使命，自然高于废约的要求。因为，“国难当头，约何以废？”，“不能攘外，约亦从何废起”？何况俄匪日寇如此，则其他列强又焉能轻易同意废约？这自然也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之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工作虽然有所成绩，却一直不能全竟其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就国内而言，则既有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新旧残余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迭呈叛乱，又有共产党在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之下出卖民族、祸乱国家的长期暴动和作乱。新旧军阀大规模的叛乱虽然为蒋介石所迅速扫平，但是，其后零星的叛乱则年年月月皆有，直至一九三六年两广六一叛乱发生和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之后，新旧军阀的叛乱方才归于寂灭。但西安事变却为未来中国之痛苦与血腥，留下了可怕的历史成因。而共产党的“革命叛乱”却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在思想和文化上，形成一股深具诱惑的赤流，使得刚刚平定下来的中国，和还来不及在思想文化上普及自由民主之现代文化思想的新国家和新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侵蚀。于是，苏俄颠覆势力和日本侵略势力，新旧军阀的叛乱势力和共产党的祸乱势力，岂但是互相勾结，而且是相得益彰。如此，我大中华民国安内尚且艰难如斯，其对外废约又如何能够“如履平地”？如此国内局面，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方才有所好转。然而，在一场古今未有的卫国战争和浴血苦战之初，年轻而又艰难倍至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又如何能够欣逢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机运？蒋介石是在妥协吗？蒋介石是在慢慢地等吗？蒋介石是要软弱地等到列强们点头，才敢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吗？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啊，你怎么就不去指斥你们的父亲斯大林，你们的祖国――前苏俄对中国的阴谋颠覆呢？你怎么就不能指斥你们的共产党，为什么在国难当头之时，非但不能够帮助刚刚获得统一和进步的国家“维稳”呢？却反而“认贼作父，为贼所用”，为卖国卖族而“大倡其乱、大行其叛”呢？如果前苏联和前共产党都能够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多少尽些心力，或起码不是用颠覆和叛乱来加以破坏，那些不平等条约，是否也会尽早一些得到废除，而无需蒋介石一个人在那里苦熬、苦斗和“慢慢地等”呢？
俗语说得好，“家不和则外人欺”；还有，就是“家贼难防”。如果当时的中国既少了苏俄和日本这两个蛮横无耻的外敌即我们的”世仇大敌”（蒋介石语），如果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年年叛乱的军阀残余和吃里扒外、卖国卖族的共产党，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废除所有不这平等条约的脚步是否就要快得多呢？历史不能假设，但这样的假设，就当真一点道理没有吗？读够了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你说呢？
我们就不说，你们的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一旦枪下了中国的天下之后，他与你们的父亲和祖国――前苏联所定下的“不平等条约”了！在这个所谓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共产党完全无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权利，公然承认新老沙皇曾夺取我们中国的151万平方公里土地，噎是“俄国的领土”。这岂但是蒋介石政府、甚至是北洋政府都一再发表过声明，绝不予以承认的啊？且不说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噎统治中国超过半个世纪，却还总是要将我国钓鱼岛与日本的争属问题，“留给下一代去解决”；更不必说你们的江泽民总书记和胡锦涛总主教，至今还在为着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难舍的“旧情”，又向今天的俄罗斯国出卖了多少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了！
中共学者，你在读够了蒋介石的日记之后，对蒋介石的“在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废约”的否定，就算是“温和的污蔑”，是不是也太不公正了一些呢？蒋介石的在天之灵若能够听得见，看得见，想他一定是会因此而“目呲唇裂”的。因为，他原来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今天居然被国民党和他的族裔后人首先开放给共产党的御用学者们来糟蹋，他岂能够不伤感，不伤心？其实，中共学者对蒋介石的这些温和的否定和污蔑，就是他的这些获得了“突破”的重大阅读成果，又有那一点与阅读蒋介石的日记有关呢？中共学者不过是在“暗渡陈仓、借题发挥”罢了！
中共学者指斥蒋介石“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所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指责“蒋介石推行的是一条改良主义路线”。这一条改良主义路线，就是他指责蒋主张“劳资合作与阶级调和”；所举的例子，便是“蒋多次提出，要搞“二五减租”；中共学者甚至下结论批蒋说﹕“这是改良，不是革命。”所以，在大陆时，“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在台湾时，只因“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
其一，直说了，中共学者的这些话，让今日中国大陆的读者听起来，简直有些“奇谈怪论”的味道。但是，说白了，原来，中共学者到现在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因为，他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还在用马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和否定蒋介石。我们曾以为这位中共学者“进步”了，以为这位学者能够审时度势，而要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公正地否定蒋介石”了，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原教旨马列主义者，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坚持者。因为，他在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共早噎请资本家入党的岁月里，在当今中国的资本家和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噎日益激化到足以令共产党心惊胆跳的时分，他为了否定蒋介石，还要公开地站出来批判蒋介石主张“劳资结合和阶级调和”，这岂不是要了共产党的命吗？更何况，批判共产党第二国际之“劳资合作与阶级调和”路线者，正是主张大搞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列宁；大肆批判和持续谩骂要走“劳资合作和阶级调和”之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正是在中国要将阶级和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毛泽东！
然而，谁又能想得到，正是这位岁岁年年、甚至春夏秋冬都要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今日又要用批判“劳资合作和阶级调和”，来批判和否定蒋介石。那么，我们根本无需证明，就可以说中共学者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姑且不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进步国家，都在“劳资合作和阶级调和”的问题上做尽了“民主改良”的功夫（注八），才造就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进步安宁现状，而且只要有谁背离了这一基本的社会走向，则任何国家都将得不到安宁和发展。更何况中国共产党曾一再批判“劳资合作和阶级调和”的时代，也不得不“销声匿迹”了！因为，一旦“反对阶级调和，重挑阶级斗争”声起，则一切外商、台商和本土商人之“血汗工厂”的工人运动，就将蓬勃兴起；中国的新兴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铺天盖地；如富士康老板这样压榨、迫害直至逼死一个又一个中国工人的血腥资本家们，就会和与他们深相勾结的共产党一起，被中国的新一轮真正无产阶级革命送上断头台！中共心心念念的政治维稳和专制和谐，岂但立即就要泡汤，中共的专制政权就更会和血汗工厂一起，在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革命、新兴的农民阶级革命和新兴的民主革命的呼啸声中，灰飞烟灭！
中共学者，你是不是为了从方方面面地来否定蒋介石，而不惜引火烧身、且引火烧党呢？你可不是在“温和”地否定蒋介石了，你竟是在“点火于蒋介石日记，放火于共产党中国”了！虽然你只因得意而忘形，决心“掘堤淹蒋”，却不知其结果竟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共家学者竟害了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一旦知道你虽然“有心批蒋”，竟至“无心灭共”，这可是“大罪”，他还会让你左一次跑美国，右一次地跑美国，再去阅读蒋介石的什么日记吗？
当然，这位中共学者对蒋介石的“愚蠢批判”，我们实在找不到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如果有，那就是，他的一切行为，都是要遵循他的胡总书记的思想和路线的。因为，这位中共学者在他那篇“寻找真实的蒋介石”的自序中（本文评点之第一篇），就噎堂而皇之地明言过，他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是要遵循“胡锦涛同志对现代史研究的相关指示”的，是要为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专制和谐理论”尽心卖力的。而胡的思想路线，就集中表现在中共国庆那个突然出现的“毛泽东思想方阵”上，就标举在胡锦涛一上台就噎喊出的“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贯是正确的”倒退政治主张上。而“毛泽东思想方阵和北韩古巴一贯正确”的要害，就是复辟大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时代。这在中国大陆，已然是路人皆知。对此，中共学者是心领神会了！ 也是“紧跟照办”和“与时俱进”了！虽然他差一点玩砸了！
其二，正因为中共学者还在依据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问题，做研究，阅读蒋介石的日记，所以，他才会指斥蒋的土改，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因为，在大陆时，蒋介石不仅搞的只是什么“二五减租”，而且，“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就是说，连二五减租也干脆不搞了！
历史的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稍稍有一点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大陆江山，其间三十八年，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倘使用辛灏年先生的理论来概括之，就是与前欧洲专制国家的民主过渡时期一样，“正处在革命与复辟、民主和专制之公开的、隐蔽的、反复的、复杂的、甚至是残酷的较量阶段”。诚然，这是一个历史的变乱期。 “……旧中国农村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赋和捐税过重。三是灾荒严重。在军阀控制的地区，捐税苛重，名目繁多，赋税种类几达三十余种，其中二十六种是附加税，从而造成农民负担沉重。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国二十二省一千零一县中，仍有二千万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乡成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来的连年军阀混战，中华民国初获统一后，由新旧军阀一再发动的叛乱战争，和共产党在苏俄直接指挥命令下连续地发动农村暴动，“又使农民一直处于最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如是，一方面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与解决，积苦而成患；一方面，则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号以煽动农民造反，带来了至为有利的农村社会条件。”
但是，处于外患内忧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时改善与解决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更不是“只要地主一叫”，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就退回去了”。而是﹕
“早在北伐开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广东试行二五减租；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试行二五减租。”均颇有成效。
“一九三零年六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规定全国人民土地所有权平等；根据地值，赋税平等；促进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拥有土地；保护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等。”
“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条，主要解决‘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两大方面， 奖励开垦荒地，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三七五减租”。地主不得随意撤佃……在江苏、浙江和广东数省，亦推行得颇有成绩。
然而，不幸的是，军阀残余的叛乱战争，日本帝国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战争，和他对长城沿线中国领土以及整个华北地区的战争威胁，特别是中共在南方发动的流民暴动和农村武装割据即建立“俄属俄式的伪苏维埃政权”，也就是中共党史上一再声称的所谓“十年内战”，委实是将本来应该解决的农村问题即农民问题，延宕下来了。
此后，就在军阀叛乱腋，中共乱国已残，中华民国实行渐进式的土地改革，噎迎来了历史的可能时，又因为日本帝国全面侵华野心的驱使，亦因共产党为“图存”而渴望日本帝国早日对中国开打，于是芦沟桥的那一声神秘的枪响（注九），终于造成了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命运，就此而再一次陷入更加愁惨的境遇之中。
但是，即便是在此后旷日持久的艰苦抗战中，蒋介石和他的抗战陪都重庆国民政府，仍然在中国人民抗战的大后方，而不是在“没有前方、只有后方”的“日占区共产党大后方”，展开了为农民所一心向往的“土地改革”。
“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贷款政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行积极的贷款，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持了抗战的基础……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条﹕
“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
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这个纲要，上承孙中山“平均地权”之理想和一九三零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下衔一九四九年后台湾三阶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实践，虽为战时，却走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道路。由大陆二十几位学者攥写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即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所引均出自《谁是新中国》一书）
· 可以设想的是，辛亥之后，如果没有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以及由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变乱之世，若能秉承着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则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中华民国，早就会戮力解决土地问题，也早就实现了“平均地权”的理想了。
可以设想的是，自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重建和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初获统一始，如果没有苏俄的蓄意颠覆，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军阀残余的迭逞叛乱，中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十年武装叛国和武装割据”，蒋介石和他的中华民国政府早就完成了现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实行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因为，连中共自己也算过这样一笔账﹕就是自1927南京国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民国南京政府被中共打垮，其间整整二十二年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时期，中共向来就称之为“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四年‘人民解放战争’”。也就是说，二十二年，从头打到尾，如此这般的战乱时代，又如何让蒋介石去实行土改呢？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样，也能够走上一条‘非杀人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退守台湾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全中国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
自辛亥之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篡国夺政成功，前苏俄、前日本、前军阀残余势力和前中国共产党，正是他们，才阻挡了中国的进步，阻扼了中国农村的发展，阻滞了现代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真正实现和全面实现。并且，正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共产革命胜利，才将中国农民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黑暗之渊，以杀死农民、逼死农民、饿死农民几近“五千万”的“革命实绩”，为中国历史、也为世界历史留下了“破天荒”的血腥纪录
……
然而，中国共产党派遣去美国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作者，居然还有脸面来污蔑大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先生虽然也想进行土地改革，但“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并且，他居然还要指斥蒋介石先生在土改问题上，“只敢改良，不敢革命”。
难道中国的土改，就只有按照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办法，就是砍掉二百万地主富农的脑袋、逼死饿死成千上万的中农、贫下中农和才叫作“革命”吗？并且，也只有按照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办法，一定要用土改杀人来建立中国农村专制极权统治的新秩序，然后一俟目的达到，就立即将土地从可怜农民的怀抱中，全部重新枪走，并以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国有化”为名，将全中国的土地，尽归共产党一党所拥，直至造成今日之“党卖国土、民无私田”的贪腐天下，方能餍足吗？
中共的学者啊，，这就是你阅读蒋介石日记的“辉煌成果”吗？这就是你阅读蒋日记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吗？就是你所找到的“真实的蒋介石”吗？
至于你说的，什么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只是因为“他与台湾的地主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他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换言之，”只因为台湾的地主与蒋介石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台湾的地主便没有“叫”，因而，蒋介石也就没有“退”回去了，所以，台湾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还是台湾的地主好，不需要杀，不是蒋介石土改搞得好。是这样吗？你就不觉得自己的阅读研究成果，竟然是如此的“荒诞不经”吗？
其三、中共学者因要污蔑蒋介石不是“革命的土改”、而是“改良的土改”，所以，才用“生动”的文学描述手法，将蒋介石形容成“只要地主一叫，蒋就退回去了……”。
可是，据我们所知，那个敢于“杀地主如麻”的毛泽东，却曾在地主连叫也不没有叫一下的时候，也曾把他的“革命土改”退回去过，甚至也搞过一段“改良的土改”呢！
· 《谁是新中国》一书下卷第六章，曾以“中共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为标题，记述了中共革命土改和改良土改的交替进行。该书指出﹕“……毛泽东的人海战术是要以人命来作成他胜利的基础的。然而，人命何来？答曰﹕从农村中来。” 因为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就相继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注十）
于是，中共在一九四五年发动内战之后，毛泽东曾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过“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并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诫他的党人和军队说﹕“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地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都要坚决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是用这种“革命的土改”的办法，获得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战争”的广大兵源。
该书同时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又曾明确指示说﹕“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在一切土地问题噎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29 ――毛泽东又是用这种暂时的“改良土改
”的办法，削弱了整个地主阶级对他发动内战的抵抗。
于是该书指出﹕由是，毛泽东既解决了发动农民战争打内战的兵源问题，又解决了地主富农对中共发动内战“必然要进行破坏”的问题，中共意在打江山的这一场农民战争，也就胜券在握了。然而，参加了和支持了中共发动内战的中国农民，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内战才“欣遇”过中共“缓和态度”的地主富农们，命运又将如何呢？前者以其成为共产农奴和被饿死数千万人命的历史命运，作了最为痛切的回答；后者则于转瞬之间便被镇压了二百余万的历史惨剧，为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和建立专制极权统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惨死者和牺牲品。
这就是中共学者至今仍在“醉心”的“革命的土改”吗？
依我们看，还是蒋介石的所谓“改良的土改”好。而且它才真正是“革命”的，因为它虽然用的不是共产党那种“杀人夺地”的办法，却彻底了改变了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台湾的经济发展就与此大有关系”，连中共学者也如此承认说。反之，共产党的“革命式土改”，非但血流成河，其结果却是更大的掠夺和兼并，直至今天，它给中国大陆亿万农民所制造的血腥和痛苦，岂能够以一语“罊竹难书”便能了之的！
采访录/
人物周刊：蒋介石的婚姻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他的第一任夫人，毛氏夫人，是封建婚姻，包办的。蒋结婚时15岁。他的妻子比他大好多。毛氏夫人不识字，小脚，蒋对她没有什么感情。蒋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诚，原来是一个妓女。蒋也不怎么喜欢姚，蒋的日记里有大量对姚不满意的地方，说她只会打牌，他生了病也不照顾他。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蒋的第三任夫人是陈洁如。陈是蒋曾经花过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个少女，但是蒋也不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蒋认为陈洁如不会持家，太奢侈。
最后是宋美龄。蒋一见到宋美龄，就很喜欢，这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记载。对蒋宋婚姻的偏见有几点需要纠正，一是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二是蒋在跟宋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不是为了追求宋立马入的。
点评﹕
我们相信，这大概算是中共学者阅读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成果了。在这篇不短的采访录里，除却被中共学者发现“蒋介石还是不抵抗”，乃是他读蒋日记的“重大突破”以外，其他一切对蒋的否定甚至是“继续污蔑”，都是与阅读蒋介石的日记毫无关系的。老话一句，就是他完全不需要阅读蒋的日记，就可以这么干的。就象十九年前，杨树标教授虽然没有读过日记，就能够对蒋作出与他一样的“定性”一样。
我们也愿意承认中共学者在这里对蒋夫人宋美龄所表示的尊重，对宋家后人所表达的“美意”，认为他的这一阅读成果是真实的。因为，对蒋宋间感情婚姻问题，中共学者一反过去不问青红皂白的蓄意污蔑，而采取“顺乎其情”，“明乎其理”的办法，则非但是聪明的，而且是明智的。何况，诸如承认这些不太重要的小地方，只会对否定必须否定的大地方，有百益而无一害呢？它至少可以“表现公正、笼络人心”，尤其是对宋家后人而言，其效果确实如此。
当然，宋家出了两位第一夫人。第一位是孙夫人，曾被称作中华民国的“国母”，后来因信了共产主义，在俄国就参加了共产党，于是便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去推翻三民主义、颠覆中华民国和消灭中国国民党了！如此一来，不仅连中华民国的“国母”也不要了，就是想要也做不成了，因为中华民国被她和共产党一起推翻了！她从此成了“共产革命花瓶中一枝永远开不败的红花”，甚至成了马列中国的国家副主席。诚如周恩来的名言所称﹕她“一个人就抵得上二百万共产党员”。虽然，当时的中共党员一共才有四百万。当然，她的下场也并不好，不仅毛泽东曾“叫她滚”，而且连父母的坟也给共产党的红卫兵挖了，尸骨还惨遭了批斗。而她最后的醒悟表现，则是要求死后睡在她那一双“反动资产阶级”的父母身边。因为她早已说过，她不配睡在国父孙中山的身旁，临死前更是坚决不同意睡到共产党的“八宝山”去。她终于在死前“醒”了过来。然而，在宋跃如夫妇的身边，她就能够睡得着吗？
至于宋家的第二位夫人，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今日则被大陆真诚的反思学者们称为“现代中国永远的第一夫人”。不看别的，只看她曾对我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尽过心、出过力，于是，中国人民就会世世代代地纪念她。所以，在这里，中共学者能够就蒋介石与她的爱情婚姻关系实话实说，我们自然没有反感的理由，甚至还有好感。
采访录﹕
http://history.163.com/
人物周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他的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点评﹕
中共学者的三条标准、也就是“三句大话”都对，但就是不能拿来评价共产党。
但是我们为了说明问题，恰恰需要首先依照中共学者提出的这三大标准来评价一下共产党，然后我们的话就好说了。
因为，第一条虽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但是所有的马列党国都在经济上搞得一团糟，尤其是搞得民不聊生。剩下几个不得不在维护专制权利的前提下推动经济改良的，虽如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的“保命改良”一样，经济有相对发展，但腐败的成就，却要比经济发展的成就大了太多，结果便是党国腐烂、民怨沸腾、好景不长。当然以中共为最。
第二条，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在他夺权后的第一个三十年，就是用刺刀来遵循洋祖宗马克思的教导，“要与中华的传统文化作最彻底的决裂”，所以，便百世文明的中华文化，扫除、打倒、砸毁、焚烧、甚至挫骨杨灰而不能足。其中，要以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破坏最烈，举世闻名。后三十年，中共仍然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旗号下，在思想上坚守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则推行了一场人类“极端腐朽文化”的大泛滥，不但陈渣泛起，而且推陈出“新”；不仅毒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毒害了整整几代中国人。以至于当今之际，连一个人事未萌的小女孩，都能够运用胡锦涛的所谓“科学发展观”，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什么是“二奶”、什么是“三姐”、什么是“小密”、什么是“过夜客”、什么是“钟点工”，“科学地”解说得头头是道，脸不红，心不跳，大言而昭昭……。而不论是夺权后的前三十年，还是夺权后的后三十年，由中共制造的文化，也全都是假文化。因为，前三十年尽是必须为中共大搞阶级斗争服务的假学术、假文学和假文艺，后三十年则是必须为中共专制改良服务的半真半假的假学术、假文学和假文艺，其前后均全方位地占领在中国的全部文化市场上，其势总是如日中天，就象这位专卖假史或半真半假历史的中共著名权威学者一样。中国的文化在中共文化政策六十年的烧杀、毒化下，噎完全变成由前苏联“马列文化”和当代中共没落文化所共同制造出来的，具有全部共产党特色的“党文化”了。
第三条，可以一言以蔽之，六十年来，中共的行动和中共的政策，其绝大部分，非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无利，而且祸害无穷。这还需要再加以说明吗？看看当前中共专制改良即“改革开放”的鼎盛时期，中国普通老百姓在精神和生活两个方面的痛苦和磨难，就足够了！去岁一年之内，人民被迫反抗中共暴政的所谓“群体事件”就有十五万起，比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1910）的满清，竟然高出了上千倍！就不说中共夺权后前三十年间被中共逼死、害死和处死的“八千万中华冤鬼”了……
如果必须依照中共学者的这三条标准来总论中共的一生“九十年”（1920-2010），则第一个三十年，是为中共祸乱中华的三十年，并因此而葬送了“民国的四月天”；第二个三十年，则是中共“残民以极”的三十年，且将中国大陆人民真正逼进了“水深火热”之中；第三个三十年便是“毒害中华”的三十年，中共不仅逼迫几代中国人将自己的心灵扭曲了，而且将整个中国就要逼向硝烟四起和四分五裂的境地……
难道这不是历史的真实和今日的现状吗？如若不是，那中共如何竟会连“后事”都噎开始准备起来了呢？（注十一）
中共学者提出的这三条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本是用来回答记者要他评价蒋介石的。我们之所以先借用过来“评价”一下共产党，当然是因为在“马恩列斯毛邓江胡”的马家祠堂里，与“马恩列斯”一脉相承的“毛邓江胡”――这四个已死和未死的历史人物，倘若要评价起来，自然也是要符合这位中共学者所颁布的“三大标准”的。所以，我们才会首先依据这三大标准，将他们明明白白地评价了一番，然后再来看看，这位著名的和权威的中共学者，到底会怎样依照如此的三大标准，来评价他的研究对象蒋介石，也好作一个比照。如此，我们也就不算是“走题”了。
采访录
人物周刊：那你据此三个标准评价一下蒋介石？ 网易历史http://history.163.com/
×××：这个问题涉及对蒋介石这个人怎么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人说：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解决。 解决了，对正确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大有助益，对建立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关系，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大有助益。
点评﹕
真是“事与愿违”。
虽然我们辛辛苦苦地运用中共学者的三大标准，将共产党的历史人物“毛邓江胡”，用心地并且是分阶段地评价了一番，以期能够与中共学者根据自己所定的三大标准评价蒋介石，作一个比较，然而，我们却彻底地失望了！
因为，面对记者的追根究底，面对记者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言要求他就用自己的三大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蒋介石――他的阅读对象和研究对象时，他忽然又枉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答了！甚至说出了“对蒋介石这个人怎么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然后便重复他在《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自序中早已说过的，也是我们早已点评过的他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话，而且吞吞吐吐起来了！
然而，中共学者却绝没有装傻充楞，因为，他在吞吐之余，非但没有忘记他远渡重洋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的目的和使命，而且立即大言道，现在还很难解决的“对蒋介石的定性问题”，只要一旦解决了，那么，就能够“对正确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大有助益，对建立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关系，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大有助益。 ”
这也算得上是“图穷匕首见”吧？因为，解决对蒋介石“定性”问题的目的，就是要“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毕竟是拿统战部经费、为统战部工作的中共著名权威学者，所谓句句不离本行。
我们不想就此在评论下去了。但是，我们还要说两句话﹕
一是敬请读者千万不要忘记了，在中华民国艰难的抗日卫国战争事情，中共对外也曾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对内高叫的却是“抗日革命统一战线”――就是要利用抗日来发动共产革命，以颠覆正在抗日的大中华民国！所以，中共学者所说的“爱国”，也只能是爱他们的马列中国，而不是打败过日本侵略、统一过整个国家的大中华民国，台湾同胞们，你们可要看清楚了！我们可是早就看明白了！
二是敬请读者同样不要忘记了，中共学者所说的，“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绝不是全体中国人民所追求渴望的“民主统一”，而只能是中共的“专制一统”。噎走上民主的台湾同胞们，你们可要记住了，中共是要用他们的专制来消灭你们的民主的！
中共学者不会搞错。
所以我们更不会错。
×××：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
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曾经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里所说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指的就是蒋介石。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我觉得蒋一辈子有两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军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
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
两大过(罪)是什么？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 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点评﹕
第一、中共学者又在老调重弹了。还是那三条，什么蒋介石是重要人物、复杂人物和有功有过。我们早已评点过了，在此无需再评。
第二、中共学者又把中共领导抬出来压人了。姑且不说中共学者这种招数实在令人生厌，尤其是在当今，中共及其层层面面的领导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感非但早已荡然无存，甚至在广大人民的眼中，他们只是专制极权、僵化无知和腐败腐烂的象征而已。如此，他们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为你这位中共学者作证明，并为你添码加分、增加信任感呢？这不是愚蠢吗？
但是，这位中共学者却绝不是什么愚蠢之材，因为，由他蓄意转述的，由“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曾经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而中共学者则补充说﹕“这里所说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指的就是蒋介石。”
乍看上去，中共的领导们真的噎是承认了蒋介石的抗日功劳了；稍不留意，也自然会认为中共学者是在帮着蒋介石讲话呢！因为，他把中共领导没有点破的蒋介石大名说穿了。但是，这部由“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所说的却是﹕
“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也就是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首先是承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然后才实行了抗日战争，这才对国家、民族立了大功。
这不是在颠倒黑白又是什么？
一是我们在前评噎论证了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共合作”，那纯粹是共产党的捏造，此处不再赘言。二是国民党实行不实行抗战，还必须有一个承不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吗？三是国民党抗战还非要与“假抗战、真扩张”的共产党“合作”了，才会抗战、才抗战得起来吗？如此，岂非天大的笑话！这话要是说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民间开始反思历史之前，大约许多读者还是会“坚信不移的”，但是今天还要拿这种“共产党的话”来欺骗糊弄历经了二十余年艰难反思的我们大陆读者，那可就是笑话了！
第三、奴才总是要比主子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定，更极端的。否则，他的奴才就会当不成，主子的宠爱就会改变对象。此可谓人间常理。所以，刚刚转述了胡乔木、胡绳的话，中共学者马上就接上说道﹕“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
关于这位中共学者一再所说的，蒋介石有两个大功和两个大过即大罪的话，我们在前评里也早已予评说驳斥。但是，如果说中共学者在他的那篇自序里，还是笼统地、概括地说出了蒋介石的大功和大过，而且说大功是为了“明大过”，那么，在这里，他却是具体地指证了蒋介石的大罪，“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指194“6”到1949的三年内战，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我们真不明白，中共学者至今还有脸、还有胆量来说什么“苏区”二字！这可是今日中共一心在想着如何才能挖得掉的“丑恶历史”啊！可是，这位中共学者还要把这个足以证明中共叛国叛族的万古历史罪证抖落出来，藉以指斥蒋介石征剿中共江西苏区时杀了26万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
我们虽然不想再重复前评中的话，但是，我们还不得不说的是，所谓苏区，就是前苏联通过他的奴才――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在我们中国所篡立的“苏维埃政权”，是斯大林指令中共要在中国“发动土地革命、发动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根本野心所在。而这个被前苏联指令中共在我们中国实行武装割据而成的“苏维埃地区”即“苏区”，在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足两个月之内，又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于1931年11月7日即前苏联的国庆节，正式成立了由苏联领导和指挥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今日“马列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如前评注释所述，这是前苏联在别人国家建立的第三个伪所属国即“苏区”。第一个是在1919年于德国篡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也是在1919年于匈牙利篡立的所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两个“苏区”都是转瞬败亡，惟有第三个才因日本长期侵华战争――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战争的历史条件”，而得以苟活甚至扩张。所以，所谓苏区，就是前苏联要在别国和我们中国所掠夺的殖民地，就是前苏联要在别国和我们中国所篡立的俄宗属国，就是前苏联为了颠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的大中华民国，而蓄意命令和指挥中国共产党实行叛国叛族的罪恶产物。今日，中共学者还有脸将这个浸透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奇耻大辱的共产党历史抖落出来，甚至还要为他鸣冤叫屈，藉以攻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真不知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二字了……。
至于说到蒋介石杀了苏区26万人民，我们不知道中共学者的这个数字是从那里来的。如果是蒋介石日记里面记载的，那就请公布蒋的日记，也好让我们有一个根据。即便如此，我们还想问一问的却是﹕既然中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要在中国发动暴力革命，推翻民国政府，藉以“武装保卫苏联”，那么，蒋介石就要在捍卫祖国民族完整和安宁的大义之下，“武装保卫中国”，对俄奴中共武装叛国地区发动征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换了今日天天都要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共产党，会不会剿？今日的共产党会不会任凭一个美国的“儿子党”，也在中国本土为他们的美国老子建立一个什么“中华美利坚合众国”即“美区”？而且还要任凭他们天天革命、造反、发动武装暴动，建立美国在中国的“美区政权”，直至要将他们的共产党中国彻底颠覆、打倒和消灭？此其一。
其二、中共学者指证蒋介石杀了苏区人民和共产党员26万。然而，这26万究竟有多少是中共叛国地区的人民？又有多少是正在为外国颠覆本国而实行叛乱篡国的共产党徒即共匪（蒋介石语）？对于被杀的叛国地区――“苏区”的亡国奴，因他们只是剿匪战争之无辜的牺牲品，中华民国政府理当仍然将他们当成自己的人民而加以抚恤；如果被杀的是为了他们的俄国父亲斯大林而叛乱本国本族的共产党叛乱武装，则死得活该，天地皆不会悯之！我们说得不对吗？
第四、对中共学者所谓“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对此，我们还要再评吗？因为，我们在前评噎论证究竟是谁发动了内战，和发动内战的祸凶就是共产党。此处不再重复。此其一。
其二、如果1945-1946的国共内战，确如中共学者所说的是“反共内战”，那么，中共学者倒是说对了。因为，不单单蒋介石反共是对的，全世界任何一个政治领袖，不论他是否还有着其他任何的罪行，只要他反共，那都算是做对了一件事情。因为，血腥恐怖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专制，在全世界，主要是苏联、东欧和中国，包括朝鲜、越南和柬埔寨，所戕害的一亿二千万条无辜人命（注十二），证明反共将永远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因为连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都没有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难怪中国大陆的网民们曾一再地评价蒋介石说﹕“蒋介石最大的错误和罪过，就是剿匪不彻底和一九四九年被共产党打败了！”因为，在“共产党为刀俎、无辜人民为鱼肉”的全世界共产党杀人革命中，我中华儿女被中国共产党所无辜杀害的总数，就占了6300余万，虽是世界第一，却仍然是保守的数字，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杀人档案还没有解密。
如果我们的评点没有错，那么，说不得人心的，说反历史潮流的，说反对了中国人民的愿望的，当然是共产党！还有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御用文人们。这还需要我们再来证明吗？
中共学者，你看，人民是否与你针锋相对？你对人民是否冷酷无情？啊，我们错了，因为你原来就不是中华儿女，而是一个标准的、积极的和忠肝铁胆的马列子孙嘛！你要忠于你的党，你就一定要背叛中国和他的人民。而你用来背叛的武器，就是“你手中的假历史，和你对中华民族民族英雄蒋介石的蓄意污蔑和永恒污蔑”，你只是比其他的共产党徒们更狡猾一些，更具有欺骗性一些罢了！
人物周刊：胡适说，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现实中这个小姑娘却经常被人随便打扮。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
×××：在现实生活里经常会碰到这种“打扮”历史的情况。有一些人，总喜欢要求历史学家按照他的个人意愿或某种“政治需要”来“打扮”历史、改装历史。因此，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常常会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突破这些困难，为人们留下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有许多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常常用 12个字要求自己，就是“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就是说，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丑化、妖魔化。一切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不真实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想看。
我曾经说过，假历史误国、误民，贻害千秋万代。
( 记者﹕陈东 )
评点﹕
元曲中有两句词，是形容偷腥妇人的，叫做“惯来刁妇爱撇清，又爱吃鱼又道腥”。若要以此来形容这位中共学者，倒是相当的贴切。因为这位中共学者在对蒋介石的污蔑中，为了按照某种“政治需要”，噎“打扮”够了历史，也“改装”够了历史，然后却又感慨起来，说要想“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常常会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他的“可贵之处”，就是要“敢于突破这些困难”，“为人们留下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虽然，学者没有明说他的困难是什么，但是明眼人还是能够猜得到的，就是近三十年来，人民在反思历史中所噎获得的“辨识新中国”和“还原蒋介石”的“可怕”成就。
至此，中共学者到底有没有做到他所一再标榜的，对他的研究对象，要遵循“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 的所谓治史原则，我们也不多评了。因为，他噎一再地表白他”不喜欢蒋介石这个人”，噎一再地将他对蒋介石的憎恶尽显其表了，更是一再地予蒋介石以种种的指斥和栽臧了。就本篇采访录而言，他开篇就称蒋年轻时就是一个遍身毛病、优点全无、令人厌恶的人。继之，又断言蒋“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用以否定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成就。接着，他又用”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治史手段，向记者宣布了他阅读蒋介石日记的“重大突破”，就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他蒋介石的，企图对人民噎认清蒋介石“是抵抗、而不是不抵抗”的真实历史，实行胡共政权为“维稳”所迫切需要的再翻案，妄图把蒋介石重新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之后，竟站在马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指斥蒋介石的“土改”，搞的是“阶级调和与改良土改”，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足以令人喷饭。然后，他虽然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三大标准，却压根儿就不敢依据自己的三大标准来评价一句蒋介石，只敢枉顾左右而言他。最后，他还要连廉耻也不顾地为中共的 “苏区”辩护，指斥蒋介石杀了本国“苏联占领区”的26万共产党员和人民。待到他噎“按照共产党政治需要”，把蒋介石糟蹋够了以后，他又要教导世人如何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了……。够了，我们还要再为他总结下去吗？
不必了。但是我们还想再问一句的是，中共学者的上述蒋介石研究成果，除掉使了“掉包计”的“还是不抵抗”和“蒋爱宋是真情”以外，其所有的成果，所有的突破，所有的指斥和污蔑，又有哪一点与阅读蒋介石日记有关呢？又有那一处不是在“假托阅读蒋日记之名”，实为诬蒋而“早有谋定在胸”呢？
当然，我们还是深为这位中共学者可惜。因为，我们认为，他虽然是太聪明，但也正因为他太市俗，太势利，党派性也太强，所以，他大概是永远也写不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的。因为，他依靠逢迎、拍马的手段，特别是一定要按照“共产党的政治需要”，来任意“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的“研究路数”，只能促使历史这个小姑娘更早的觉醒。何况，这个小姑娘，在人民的艰难而又痛苦的历史反思中，早噎在走向苏醒了呢？
中共学者，你是白费心思了。诚如我们大陆的一位网民在本文（之一）的跟帖中所说﹕“中共学者——其实就是共匪的爪牙鹰犬，御用奴才。他们的欺骗伎俩除了骗一下那些长期被洗脑的愚民之外，早已失去了作用。”（注十三）也就是说，中共学者的这些“假历史”，是“误不了国、误不了民，也贻害不了千秋万代”的。只怕是“到头来，反误了卿卿性命”。
（暂 停）
注 释：
注一：参阅北大李玉贞译着：《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 1920-1925》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注二：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
注三：孙中山接受英国记者亚瑟.索朗姆采访录。
注四：参阅 杨树标：《蒋介石传》，1991，北京团结出版社。
注五：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议：“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
注六：参阅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注七：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五章第四节：“中华民国与内忧外患下的民主建国成就”。
注八：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七章兼论：“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和革命与改良的应有关系”。
注九：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六章注2，第363页。
注十：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二章第三节。
注十一：最近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一旦中国发生动乱将如何处理党的历史档案问题，见各大网站报导。
注十二：参阅李刚译：《共产主义黑皮书》，黄花岗杂志连载。
注十三：国内外网站跟贴：2010-07-23 厚薄规：“中共学者——其实就是共匪的爪牙鹰犬，御用奴才。他们的的欺骗伎俩除了骗一下那些长期被洗脑的愚民之外，早已失去了作用。共匪现在在大陆噎是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他们灭亡的日子噎为期不远。”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