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利比亚革命后，不少人关心下一朵茉莉花在哪里。除了经验主义的推论，这问题也可尝试以数据解答。在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外，世上指数千千万万，《经济学人》的智库就自创了一个「掷鞋指数」(Shoe-thrower's Index)，分析阿拉伯各国革命的风险，比重公式如下﹕
˙35%﹕25岁以下人口比例
˙5%﹕25岁以下人口具体数字
˙15%﹕政权连续执政年期
˙15%﹕独裁指数
˙15%﹕贪污指数
˙5%﹕言论控制指数
˙10%﹕国民人均收入
这统计以阿拉伯联盟国家为限，因资料缺乏，剔除了巴勒斯坦、苏丹和索马里，又因与主流阿拉伯国家差异太大，剔除了科摩罗及吉布提。居于榜首的是也门，其次是利比亚、埃及，最安全的是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这指数的公式设定，反映了西方对这波革命的定性﹕1)这是一场80后运动，20年前亨廷顿就预言了人口膨胀是中东不稳定一大原因；2)这是一场民主运动，独裁、贪污、控制言论的政体被正面衝击；3)贫穷并非主因，不少人均GDP颇高的国家排名甚前。
表面上，以上演绎合乎现实﹕利比亚革命已出现，也门反对派天天示威，埃及变天，而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确实相对平静。然而与《经济学人》的其他指数相比(例如生活质素指数、民主程度指数)，这「掷鞋指数」似乎粗枝大叶，忽视了不少重要内容，单从阿曼排名比阿尔及利亚更前，即可发现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建议五点修正﹕
˙加入「内部衝突指数」﹕一个国家存在明显教派矛盾（巴林）、族群/部落衝突（利比亚），不稳定性会较高，这可由人口结构成分分析。只要这类矛盾存在，就是民主政体（例如伊拉克、黎巴嫩），也会持续不稳定。
˙以「贫富悬殊指数」修正「贫穷指数」﹕绝对贫穷也许不是这波革命主因，贫富悬殊却有明显角色，以往西方认为沙特等国安全，就是忽视了愈来愈严重的贫富悬殊。量度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也不能由贪污指数取代，例如香港清廉，但坚尼系数甚高。
˙调低年龄的重要性，加入「教育社会流动指数」（即教育程度与人均GDP的关系）：以往教育程度愈高，愈难出现革命，但突尼斯、埃及的革命，说明当年轻国民教育程度偏高、但发现教育改善不了贫穷，社会会累积更大怨气，连他们也不认同维持现状「和谐稳定」，革命就近了。
˙以「互联网政治指数」（即互联网使用率X互联网在日常沟通的重要性），修正「言论控制指数」：在言论欠自由的国家，互联网的政治功能大得多。假如这些国家的互联网使用率持续增长，国民在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判若两人，就应警惕。
˙以「公民社会指数」修正「独裁指数」﹕革命始终需要组织，若缺乏公民社会，出现革命的机会理应较低；但一旦革命爆发，缺乏调控机制，暴力收场的可能性却较高，这是埃及和利比亚的分别。因此这指数不能以同一比重相乘，假如其他不稳定因素总值低于某点，公民社会不发达令革命较难发生；在某点以上，这却是更危险的徵兆，反映危机可能被更随意的导因引爆。
正如《经济学人》注意到，政府在非常时期的镇压能力，也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但这太难量化，因此被剔除在外；这指数只是评估当代非民主国家的危机，而不是预测结局。除了个别朋友，一般人都明白所有指数都是一家之言，不可能完全客观，但作出上述调节后，「掷鞋指数」应较为准确，一些国家的排名会被大幅度调低，例如阿曼；一些会被调高，例如阿尔及利亚。此外尚有不少其他修正可能，但这会变成纯学术讨论了。说到底，《经济学人》只是刻意以阿拉伯世界为范围自我局限，其实「中东波」内部差异甚大，与「苏东波」不同。假如这指数能涵盖整个阿拉伯世界，某程度上，也可应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