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资金转向公共部门的工具就是高税收和高房价。除非这两项都能降低，否则经济调整就只能是句空话。中国必须减税来传递经济增长新方式的信号。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应尽快削减到25%。增值税应减少到12%。
中国的增长模式对中产阶级的压迫尤其严重。一个成功的白领在工作了十年之后仍负担不起一线城市的一套普通房屋。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抑制中产阶级的发展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因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满意度。
许多地方政府都推出了房价目标，似乎要限制价格上涨。但是，目前的房价人们就已经无法负担。当前的体系似乎已经无力解决人民的根本担忧和问题了。城市每平方米平均房价应低于两个月的税后平均工资收入。按照国际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房价水平了。这已经将城市建设从无到有的高投资成本纳入考虑范畴。当前的价格水平是这一标准的2到3倍。如此高价只能靠投机需求才能维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对多处房产或对非居民实行限购令后房地产销售崩溃的原因。除非地方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现实，否则，中国经济很可能会硬着陆。
消除负的实际利率不仅仅是抑制通胀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要将增长模式从依靠政府支出和投机转向依靠家庭支出。如果存款者因为通胀而经受财产损失，他们就不太可能会成为强劲的消费者。相反，为了挽回损失，他们可能会成为投机者，这样一来，就会将经济推向通胀和投机的恶性。
中国的经济困难都是相互勾连的，无法分别解决。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使得公共支出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限制政府筹集资金的手段。限制通胀和泡沫必须在这一前提下来考量。
目前的增长模式正在将经济推向滞胀，一个后果是货币贬值的风险。贬值可能引发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制度不够健全，难以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因此，进行根本经济改革的迫切性显而易见。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