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颛顼的代议机构和官僚体制垄断了言论空间，却无法实现自我更新，无力阻止自己滑入代际更替的下行通道时，也是各式各样布朗热将军登高一呼、期待应者云集的时机。只不过，在现代政党政治对媒体和民意的操纵与扭曲下，僭越者在登高一呼时，他自己也不知道扮演的角色究竟是戴高乐，还是布朗热。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到，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尽管他举出的例子都局限于法国本土，例如路易-波拿巴对拿破仑的模仿，但通观世界，这种相似性同样可以跨越国界，尤其出现在历史境遇类似的不同国家。
布朗热将军是谁？
从大革命开始，法国陷入长达八十年的动荡时期，成为世界的“宪法试验场”，直到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才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喘息之机。然而，第三共和国内部暗流涌动，议会政治争吵不断，内阁如走马灯般频繁更换，普法战争失败导致对德复仇情绪高涨，保皇派仍然幻想通过武力重新拥立国王。在这种背景下，1886年，一位政治明星登上舞台，这就是布朗热将军。
作为当时最年轻有为的将军，布朗热以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面貌出现，这在颛顼的保皇派军官圈子里堪称卓尔不群。布朗热在此前的军事生涯里战功卓著，担任陆军部长后大刀阔斧地整顿军纪，清除保皇派军官，改善士兵生活条件，推进军事装备现代化。一时间，这位年轻英俊的将军迅速赢得了民众的狂热支持。人们把他看作是带领法国走出议会辩论泥沼、实现法兰西复兴与崛起的最佳人选。
这种民意看上去是如此广泛，甚至连保皇派也对布朗热将军抱有极大期待，不仅指望他能够完成对德复仇，甚至憧憬借助他的力量复辟君主制。而布朗热也开始和保皇派暗通款曲，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调门日益高亢，赢得了群众对待英雄一般的欢呼。
然而，这种一呼百应的领袖魅力引起了法国政治家的警惕，一个深得民心的军人是个不祥之兆，他们担心拿破仑专政的历史悲剧重现。于是，布朗热被调离权力中枢，派到地方上担任部队指挥官。出发当天，有15万人包围列车，挽留布朗热，对他的颂歌此起彼伏。
虽然被逐出权力中枢，布朗热却如鱼得水，利用法律赋予的空间频繁竞选地方议员，以便充分地召唤并发动群众。相反，法国政坛爆发的勋章丑闻却更加显得这个国家的政治积重难返、无可救药，看上去，除了布朗热，没有其他人能够带领法国走出困境。
或许是觉得属于自己的时机已经到了，身为议员的布朗热开始对政府发动攻势，要求修改宪法，赋予自己更大的空间。但是这种企图遭到了其他议员的猛烈反击。当时的法国总理不客气地说：“请相信，布朗热将军大人，在您所处的时代，拿破仑已经死了！”
尽管遭遇反对，布朗热还是在三个省的地方选举中同时获胜，更加显得民望高涨。当他再接再励，拿下首都巴黎的一个选区后，拥护者疯狂了，“到爱丽舍宫去！”的口号到处回响，政变的胜利几乎唾手可得。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但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布朗热决定进军总统府，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然而，戏剧性的转折出现了。不知是优柔寡断还是过于自信，布朗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回家陪伴情妇。共和国赢得了喘息之机，并且随后组织反击，准备以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审判布朗热。听到消息后，布朗热仓皇出逃比利时。他的造势运动随之分崩离析，一场闹剧戛然而止。两年后，这位末路枭雄在情妇墓前举枪自杀。
历史，何以至此？
历史的可重复性并不在于外表的雷同，而是在于面临类似的时代挑战时，不同国家可能会被同样的“路径依赖”所锁定。布朗热将军的出现并非出于时代的偶然，而是法国面临内忧外患时的一种应激性反应。同样，今天的中国也正在面临相似的挑战。
布朗热（boulanger）这个姓氏在法语中是“面包师”的意思。作为一种巧合，这层含义在不经意间点破了布朗热运动背后的深层社会内涵。在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看来，支持布朗热的左派群众不仅对政府的腐化堕落不满，而且对政府在解决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放任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无所作为不满。换句话说，对布朗热的支持，除了对德复仇等意识形态因素，深层动因是下层群众要求公平分配“面包”的民生利益考量。
面对底层民众的诉求，当时的法国政客没有及时作出回应。内阁频频更迭，各项改革措施却陷于困境停滞不前。在这种关头，布朗热异军突起，迎合了当时人心思变的潮流。他善于在形式上夺人耳目（例如把军队营房刷成国旗颜色），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左派将军”的形象，而且许诺自己将保护弱势群体、底层百姓和小人物。就这样，数以百万的小人物天真地相信了他。
同样，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高速发展之后，积累的结构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改革动力却呈现衰竭趋势，面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的拆迁暴力和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权利诉求，民意机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橡皮图章的角色，各地政府将维稳作为工作重心，结果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瓮安到增城，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机构制衡和媒体监督，高层贪腐丑闻屡禁不止，普通民众对于执政党的常规反腐措施逐渐失去信心，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学界已经重提“改革”与“革命”赛跑的问题，而执政者却以稳妥为名一味敷衍拖延。
在这种困境中，若干地方大员试图有所突破，但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最引人瞩目也最令人警惕的，是今天的“重庆模式”。
重庆的主政者当年在大连以城市建设博得政治名声，尽管被人斥为形象工程，但仍以开明俊朗形象高调入主中央部委，一时被普遍视为上升势头迅猛的政治明星，广受媒体追捧，几乎是布朗热进入内阁的翻版。然而，在中国独特的政治逻辑之下，三年部长经历之后，这位政坛明星被下放到重庆，同样与被驱逐到地方的布朗热有形似之处。尽管评论家对其政治前途看法不一，但重庆近年来霸气外露、剑走偏锋、博得极大注意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与布朗热在外省直接召唤民众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重庆模式往往被人简化为“唱红打黑”，事实上，除了意识形态层面，重庆在公租屋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创新贸易模式等社会经济领域还有多重举措，只不过“唱红打黑”撩拨起人们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正如当年布朗热从共和派起家（他在陆军部长职位上也颇多建树）、最终却滑向波拿巴主义一样， “唱红打黑”的倡导者虽然当年家庭也遭受文革冲击，但他敏锐地嗅到了传统左派革命文化中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博弈中的重要筹码。虽然法中两国对左右派定义不同，但这种在政治利益诱惑之下，从自诩开明逐步滑向为保守力量代言的轨迹却是相同的。
“唱红”并不是重庆的首创，但系统性地将“唱红”作为对下“召唤人民”、对上政治表态的工具，重庆无疑是始作俑者。这种政治表态巧妙地搭上了共产党担忧执政合法性流失的的顺风车，更把“山高皇帝远”的劣势转化成挟地方民意以搏上位的优势。临近七一，“唱红”之风已经吹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进入北京。不过，在6月11日的“红歌传万代——重庆群众演唱会”上，中国的拜占庭式政治再次显示了它吊诡的一面。此前曾经参访重庆并大加赞赏的高层领导集体缺席，只有唱红的推手独自欣赏，正仿佛布朗热向法国议会“逼宫”时遭遇的顽强抵抗。只不过，法国人的内战性格可以把冲突提交到议会讲坛来直接展现，而中国的宫廷政治只能通过揣度来间接理解。
如果说“唱红”是一场小规模的精神原子弹，试图唤起虚幻的人民的“精气神”，那么“打黑”则让人们看到了现实的政治危险性。法律界通过阻击“李庄案第二季” 暂时延缓了“打黑”在司法界彻底沦为“黑打”的危险，但已经有学者警告，在具体案例之外，更需警惕“打黑”演变成常规行政管理手段，从而将正常的社会利益博弈机制扼杀在黑社会的帽子之下，换句话说，是威权体制在面临公民社会挑战时一种武断而粗暴的反应——尽管它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甚至不惜为此制造个人崇拜。回顾法国经验，面对布朗热的逼人攻势，曾经举荐过他、后来又反目成仇的克里孟梭回应道：“光荣属于那些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国家，耻辱属于那些人们只能噤若寒蝉的国家！”
从历史演进的逻辑来看，布朗热运动的领袖魅力、许诺蛊惑和群众狂热，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雏形。这种雏形经过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催化而成熟，在意大利、德国、苏俄和中国的链条上依次传递。尽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处于一个“革命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代，但正是这种后极权主义的困境，仍然为政治强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可能。当颛顼的代议机构和官僚体制垄断了言论空间，却无法实现自我更新，无力阻止自己滑入代际更替的下行通道的时候，也是各式各样布朗热将军登高一呼、期待应者云集的时机。目前的官僚体制是否尚有排斥异质体的足够能力，还是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尚待十八大前政治博弈结果的检验。但是，在现代政党政治对媒体和民意的操纵与扭曲下，僭越者在登高一呼时，他自己也不知道扮演的角色究竟是戴高乐，还是布朗热。
（部分史实资料来源：威廉-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