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中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开放层面，2010年年初发生的两件事具有指标性意义。一是世界最大互联网引擎公司谷歌退出中国，另一件事是澳大利亚矿产巨头力拓公司胡士泰等四人被判刑。如果说此两件事预示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限度和转折的话，近来中国在欧盟招标工程波兰高速公路问题上的失利则显示了中国公司向外扩展尤其是在欧盟国家参加市场竞争的劣势。近来来自欧美各国驻华企业界的消息更进一步证明中国对在华外企的态度发生改变，外企的相对宽松的中国市场环境趋于收紧，市场运作缺乏透明的问题也渐凸显。
从周边环境看，继天安舰事件与钓鱼岛事件之后，近来在南中国海域所发生的同越南等国的冲突意味着中国除了必须在东北亚同日本、韩国周旋之外，南海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关系也必须重新检讨。中国同东北亚与南海邻国争端加重不仅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也无疑为美国重返东南亚提供了极好机会。鉴于美国近来关于南海问题的强硬表态，中美在亚洲的战略对峙局势已经呈现。
破釜沉舟以死反抗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以来中国国内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五月份以来连续发生的各类事件给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据不完全报道，近来上规模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多。内蒙古因一名蒙族牧民被运煤货车撞死而引发蒙族人的示威反抗，由拆迁引起的河南郑州、湖南长沙等地民众街头抗议，受到警察镇压而引发流血冲突。发生于湖北利川的民众与军警冲突以及广东增城大规模流血冲突更是发人深思。而江西钱明奇制造的连环爆炸案更明确显示部分财产被剥夺民众以陷于走投无路，不得不破釜沉舟，以死反抗的绝境。
为清官申冤
上述冲突事件发生的地区不同，诱因不同，涉及的利益群体也不同，但是官方对各事件的处理方式却并无二致。内蒙事件显然包含着汉蒙民族矛盾。在西藏问题僵持不下，新疆危机难以化解之后，冲突又在内蒙突发，使中国内部民族问题更为突出。同时，此次内蒙冲突也可解读为价值冲突，蒙民站在维护生存环境一边，抵抗以经济发展为名，利欲熏心而至环境于不顾的短视物欲。增城所发生的以四川民工为主体的暴力事件，不仅凸现中国以流动农民工为劳动主体的经济模式的不可持久性，也尖锐地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解决工人的基本人权的问题。利川事件更是可圈可点。由于涉及维护公义的反贪局长是否被腐败官员整死的疑点，利川民众的示威带有一种为清官申冤的特点。传统上，正是贪得无厌的官宦将王朝的人心一滴一滴地耗尽，而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
无论内蒙、利川、增城发生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还是江西连环爆炸案，其共同特点均是民众将反抗直指官方，直指现存政治制度。面对社会激化的矛盾，官与民争利的恶劣现实，在言论批判、舆论监督的路径日益狭小的情况下，进京上访寻求援助，诉诸法律的路途也渐被堵死。今日之中国，长期酝酿而无渠道化解的民族矛盾，官民矛盾、利益冲突正通过暴力寻找宣泄的出口。从法制国家乃为现代社会秩序的不二法门的原则出发，中国维权律师噤声之日，正是百姓暴力攻击政府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