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题解
对共产党的「反右」斗争，我打从心底感到憎恶，憎恶那种对人性尊严的野蛮践踏、对生命的残酷毁灭。「反右」的时侯我还没有上学，对这个运动缺少亲身的经历和直接的印象，许多事情是后来逐渐了解的。「章罗联盟」可是那时就听说过，也知道章罗为头号「右派分子」，是那个历史事件的符号，却不详知他们曾贵为「新中国」的部长，还和共产党的高官一样也有房子、车子、公务员的待遇。原以为他们只是知名「民主人士」，不过在政协、人大挂名副职。然而，在成为中国头号右派之后，章伯钧居然还享有相当高的待遇，几乎就更是一个谜了。说是「从宽处理」吧，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共襄国是那不是挑战共产党的领导吗？而且作为头号「右派」断无从宽的道理；那是另一种形式的论功行赏吗？曾为国军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共产党给他水利部长、甚至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官做可以理解，因为他的起义让共产党得以「和平解放」北平，功在党国，那么章伯钧呢？这个「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功从何来？
我一向孤陋寡闻。 「民主人士」不是一个通常的词汇，而是共产党所有的一个专属名词，特指那些1949年以前与共产党合作的党外人士，有被它称为「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也有无党派知名人士。这里的「民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特殊「民主」，用以概括这些「民主人士」的共同特征：反蒋拥共，不仅反蒋，还要用「拥护共产党」的方式反蒋。
1949年之后，这个名词在大陆沿用下来，泛指那些追随共产党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历经国共两朝，在「新中国」因为合作有功而得其所，一时间也是春风得意、心情舒畅；五七年共产党「反右」，转眼成为阶下囚，「民主人士」成了「另类」的代名词。章诒和女士以她的个人感受让读者了解「民主人士」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对于「民主人士」挨整一向心怀同情，以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又心怀崇敬，觉得他们纵遭不幸也可歌可泣。自由主义者之可佩在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民主人士」是被共产党抬举起来的，他们之不独立是显然的。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怎样得了共产党一顿丰盛的午餐而后又被整肃了呢？
“民盟”—共产党的盟友
「民主人士」中，除了少数无党派人士外，大都集结在「民主党派」旗下，而「民主党派」又是一个共产党的专有名词。通常一个民主社会里的政党，可左、 可右、可激进、可保守，只有合法非法之分，并无「民主」、「反动」之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党派」，其基本特征是与共产党合作，在双方合作取得政权之后， 「合作」则限定「在共产党领导之下」。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指定了八个「民主党派」——民革、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民建（民主建国会）、民进（民主促进会）、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盟，它们都是抗战胜利内战开始的时候成立的，「民盟」较早，它的前身「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于1941 年。
1939年10月，国民参议员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19日的秘密会议上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与无党派人士组成，故有三党三派之称，章伯钧为五人常委之一、兼任组织部长，罗隆基主持宣传。1941年11月16日「民主政团同盟」对外公开，1944年9月19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称「中国民主同盟」。说到「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不能不提到罗隆基国民参政员身份问题。「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一个民意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做「国民参政会」，吸收社会贤达包括共产党人士参加。傅斯年1937年10月11日致胡适信中提到国民参政会，「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 (注1)罗隆基是否曾为参议员呢？有说罗隆基确曾为参议员，后遭除名。据青年党员元老左舜生先生，「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1941年发动的，其直接的动机，是由于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议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抗战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不久因为救国会的分子逐渐加进了民盟，伪装的中共分子混进来的也有少数，其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强，青民两党便当然只好退出」(注2)。另一青年党元老李璜回忆罗隆基的文章中也谈到这段历史(注3)，他批评当时的执政者「自反共清党后，太骄谩了，不知网罗人才。」政府「不借重党外人才，于是功名之士如果不安于没落，而要想有点作为，则你不用他，他会自打主意。」
「民盟」与共产党一向联系密切，配合默契。1948年4月30日共产党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1日毛泽东公开致电，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盟中央执委会、中共中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召开新政协。5月4日，章伯钧与沈钧儒等即联名通电热烈响应，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有十条，第二条宣告，「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民盟」已成共产党的胁从，与其共同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这是「五一口号」之四。所谓「独立的」第三党已是欺人之谈，共产党不在乎，「民盟」自己不介意。据说中共对八个民主党派的排名顺序是依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而定，从毛泽东公开致电到「民主党派」的排序，足见「民盟」及其实际领导人章伯钧彼时在共产党那里的地位。
「民盟」不曾是一个中间的、独立的政治党派。「民盟」大佬也不避谈他们同共产党的合作：罗隆基的遗稿谈到「民盟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和我自己，早已同共产党在重庆的领导人，就关于抗战反蒋运动的问题，经常秘密中有所协商，并共同进行工作。」章诒和的回忆也谈到父亲章伯钧「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民盟」和共产党的无间合作与联合行动也是史实俱在。1946 年制宪国民大会之际，「民盟」三党之中的青年、国社两党出席国民大会、脱离「民盟」，留下来与共产党同进退的有第三党和后来入盟的救国会；前者从来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后者人称「共产党外围」。哪里有过独立与中立的「民盟」？
谈到章伯钧与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的作用，在「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中章诒和描述，「一个在政治理想的天空里展翅，一个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务实。两人各把持一摊（罗隆基负责宣传，父亲主管组织）」，胡愈之—─「民盟」领导层的共产党员—─明言，「民盟中央没有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章罗」， 否则，「民盟就会垮掉」，所以他对别人可以发脾气，就是不对章罗。足见共产党对「民盟」的重视。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有共产党、国民党、民盟和青年党四个党派，38个席位，国民党8席、共产党7席、民盟9席、青年党5席、党外人士9 席。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民盟」对于共产党已不可或缺；这一切，抗战伊始共产党就开始布置了。两年之后，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亮明拥共的政治底牌：反蒋、反美、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
共产党的「民主党派」首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创党元老宋庆龄、何香凝早在1927年就决裂出国民党，宋称「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何誓言「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民主建国会」（「民建」）创建人黄炎培早在1941年即参与创建「民盟」，1945年撤出，自立民主建国会。1945年他与另外五名社会贤达应邀访问延安，访归后着《延安归来》一面倒地给共产党唱赞歌，「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延安一行「如坐春风中」，据说黄还是「民主人士」中喊出「毛主席万岁」的第一人。又如率领有「共产党外围」之称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后入「民盟」的沈钧儒，在「民盟」被取缔而宣布解散停止活动三个月之后，于1948 年1月在香港与章伯钧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宣布民盟由「中立」转向同共产党合作，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推翻蒋介石政权，通电全国，响应共产党号召，发起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
概观共产党那里榜上有名的「民主党派」，「民主」不是重要的，「反蒋」不是足够的，「拥共」才是必须的，而且所有封官受赏的「民主人士」都是资深拥共而且贡献卓著。靠着共产党，这些人在封闭的大陆社会筑起自己的名声，人们以为他们一直是清白超然的。
注1:梁锡华：《胡适秘藏书信选》（上），页156，1990，风云时代 出版社，台湾
注2:左舜生：「我所见国共最后破裂的一幕」（http://xunshan .blshe.com/post/5906/522960），摘自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1950，香港自由出版社
注3:李璜：「谈王造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见谢泳：「罗隆基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