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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为什么死得这样惨

作者:

李达
 

  去年参观过乌镇,除了看到茅盾纪念堂外,还看到了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旧宅和她本人一座塑像。中共建党的会议后来是在嘉兴南湖一条红船完成的,如果没有这条船,党还会有的,但兴许就不会是七一了(实则7.23日),也许就会改成八一、九一,都很难说。王会悟的塑像眉清目秀,想想此年,她刚刚23岁,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漂亮的好时光。此时,她的丈夫、上海代表李达也很牛,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还要高,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于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毛泽东曾当面称赞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给他写信,总是很恭敬地称呼他“鹤鸣兄”。


  可惜的是,这“鹤鸣兄”书生意气十足,有些不识时务,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到了1949年,才又重新入党,后来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这意味着,你承认以前的路没走对,入了党才又获得了新生,以后紧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踏踏实实地走就行了。可他执拗的很,当毛泽东需要一点 “好的个人崇拜”、康生和林彪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论时,李达居然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还居然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没有什么顶峰,如果有顶峰,还要不要发展?”


  本来,文革之前的1965年,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还常常敢对毛主席大不敬,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是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所以,到了文革期间,他又被以王任重为首的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给揪了回来,扣上“三反分子”的罪名,严加批斗。


  当年武汉三镇的革命群众,不分昼夜地来到武大声讨李达,并在李达的住处附近装上高音喇叭,以震耳欲聋、响遏行云的声音,组织一场又一场革命大批判浪潮。此时的李达,还是不思悔改,在家里边听边骂:“无耻!谎言!”,这一来,更招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冲天义愤,他们把已经七十多岁,病得无法走动的李达用担架抬到学校操场上批斗。到了7月,也就是建党45年的光辉节日,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直到李达卧床不起。未见稍减。此时,李达身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嚣张气焰开始大减,实在撑不下去了,就给毛主席写信,但这封信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豪气十足地妄称什么“润之” 了,而是毕恭毕敬地写道:“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据查,李达受磨难的7月,离京8个月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赶往北京的途中,恰恰在武汉视察,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当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问题。 8月22日,已经是奄奄一息的李达 “押送”去医院,然而为时已晚。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难以输液。8月24日, 76岁的李达死亡。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另据武汉同济医院院长,著名的外科专家裘法祖回忆,李达送到医院后,因其身份,没有医务人员敢去过问,孤零零地仍在一个角落里,凄惨地死去。也就是说,李达是在饱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又得不到及时救治后死去的。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说起来,毛泽东对这位“鹤鸣兄”不薄,其实,你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而已,你那些理论,与红太阳相比,算得了什么?充其量的不过是日光下的爝火而已。伟大领袖毛主席伸出一个小拇指头,就能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李达呢!所以,李达反对“顶峰论”,实在是书生意气十足的具体表现,等到知道“顿首”的时候,早就晚了。现在看看,距离李达惨死45年了,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无论何种“理论”、“代表”或“发展观”,到今天上边一声令下,我们不是还得扯着喉咙去唱红歌、去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吗,亿万革命群众,不是还得乖乖地臣服在他老人家的伟大思想红旗之下吗?这不是顶峰,又是什么?起码没有那个敢妄称能超越的吧,在这上面,还没有“与时俱进”可言!


  50年代,武大的法学家韩培德要调往北大,李达爱才,坚持不放,韩大怒,说:“武大有人要置我于死地,你不放我是害我!”十年之后,李达被逼上死路时,曾仰天长叹:“我确实被韩培德说中了,先是害了他,如今轮到我自己了!”


  作茧自缚,这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迂腐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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