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作家苏雪林，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她了。可在民国年间，她的名气很大，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为上世纪30年代5大女作家。然而就是这位美女作家，骂了鲁迅几十年，其语言之尖刻，谩骂之长久，无人能出其右，被人称为“骂鲁第一人”。
苏雪林还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眦必报”。她还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蔡元培当时并没有收到这封信。苏雪林这封信是托人转交的，但转交人觉得内容欠妥，建议她慎重考虑。苏雪林对此很不满，这时恰好武汉《奔涛》半月刊来约稿，她就把这封信拿了出来。对方很快付梓，此时距离鲁迅去世大约一个月，该信一发表，立刻激起了左派“公愤”，苏雪林也成了众矢之的。她自己说， “骂我的漫画、诗歌、杂俎，无所不有”， “凡有报纸者，对我必有骂声”，甚至还有恐吓信。
被苏雪林骂过的作家不独是鲁迅，她还曾咒骂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卑污”、“阴贼”、“刻薄”、“流氓”、“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等。
苏雪林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第二天，她又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
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对鲁迅口诛笔伐。
苏雪林到台湾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反鲁，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等。
1966年11月，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大骂鲁迅。苏雪林的这篇长文从鲁迅的家世说起，其语轻蔑而简约。她说到鲁迅自二十九岁从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在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在苏雪林眼中，鲁迅还是一个喜欢别人对他吹捧的人。她说：“人家奉献给他的头衔不可胜数：‘东方的尼采’、‘中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萧伯纳’、‘中国的高尔基’，喊得洋洋乎其盈耳，鲁迅听了并非不笑，不过不是听人颂扬他敌人的耻笑，而是点头得意含着嘉许的微笑。我以为世上癖好阿谀的人，鲁迅可算第一”。
1967年，苏雪林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 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
1999年4月21日，在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苏雪林走完了她103岁的人生旅程。她一生著述65部，创作2000余万字。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