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对于文革的印象，少不了的是各种各样斗争的场面，从肉体上摧残革命对象也是常见之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容不得丝毫温情，革命小将们深得伟大领袖教导之要旨，奉命造反之时，动用一切手段消灭和改造自己的对立面。是不是只要热情高涨，革命的行动就无可阻挡，比如痛打臭老九、走资派？未必，还要看他有无资格。

资格的唯一凭证是身份。丁东出自职员家庭，在当时环境下，固然不是任人辱骂的黑五类，但也不是趾高气扬的红五类，充其量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混混，领风气之先的是那些「高干子弟」，正如丁东所说，他和那些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身份作为唯一的划界标准，非文革独有，非当代独有，只是在共和国建立之后贴上了红色的标签。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以千万计的人倒了下去，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不仅他们倒下去，他们的子孙也因为先天身份差异，抬不起头来，从一出生就失去了与同龄人同等的权利，比如一道政治审查关卡就让他们失去了参军、升学和就业的资格。

这种人权歧视堪与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典型的是，文革中有人公开发表长文《出身论》讨伐血统论，结果冒犯当局入狱，最终被枪决。红色中国以血腥镇压维护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主旋律。

现时，人们总结很多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往往都会归咎于文革，以出身定出路的血统论也是其中一种，并谓期间达到登峰造极之地步，似乎随着文革结束，血统论已无市场或渐渐消失。此说无异于睁眼说瞎话。如果加以比较，现时以身份换取利益享受特权的现象，从程度来说更深，从范围来说更广，从手法上说更公开，而且获得制度保障，固化成权贵阶层。

说中国的种姓制度已经形成并不为过。

传媒人尤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