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卫生部的数据，高耀洁直斥是胡说八道。
高耀洁：“这个他是胡说八道，现在艾滋病人感染人数至少在一千万以上。六四母亲丁子霖说找到了两百零二个尸体，我说会找到二十万艾滋病死人坟墓。有一次我到一个村庄，那一天埋了六个。中国的艾滋病病毒的类型不同，多数是卖血（感染）。全国就有一万个血站。他们最怕的说他是输血感染，他要把给国际并轨，硬要说是性，实际性传播不到百分之十，卖过血的人百分之六十有艾滋病。”
政府方面就始终不肯承认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主要由卖血引起。卫生部长陈竺上月底在“第六届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经验交流会”上依旧强调，中国艾滋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陈竺并且说，中国自从1985年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人以来，截至今年9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42.9万例，其中包括8.6万死亡个案。
近年，在高耀洁和海内外艾滋维权人士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艾滋问题似乎有所曝光，不过，高耀洁说，实际上卖血的情况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形式从地面转至地下，从北方转往南方，而且由于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被全国贩售，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在城市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
高耀洁：“现在的话这个卖血的情况转入地下。不敢说，现在压得很厉害。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上面写著 ‘高耀洁你在哪里’，我说这个报纸写这个干什么？哦，他们那里有血站，说我们这里没有人有高耀洁的勇气出来答。现在在南方很严重。我去过南方五省，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就在广东就有很多，揭阳有。问题是一下子是全国性的，主要是南方没有人吵，北方出来几个人吵，就人人都认为是北方的。都错了，全国性的。有卖血就有输血。开始是卖血，扩大到输血上。 输血的人多半在城市。”
同时，虽然国际和传媒的压力下，中共政府也似乎加大了对艾滋及卖血问题的关注，但由于下级政府长期在艾滋款项和物资上动手脚，可怜的艾滋病受害者最终仍然得不到帮助。而由于大批艾滋病患者死亡以及丧失劳动能力，高耀洁更担心，未来在这些艾滋病的高发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饥荒。
高耀洁：“现在还有更可恶的事，在艾滋病人的善款上赚钱。艾滋的款都敢贪污，包括那些死人的都敢贪污，不管救济款也好什么生活物资也好，他们其上瞒下。现在是由明转暗了，还是贪污。这几年的话他把敢说话的人压住了。而且死人最多，将来的话他很可能赶上大饥荒。”
说到这里，悲痛的神情再一次浮现在老人沧桑的脸上。
周四是第24届全球艾滋病日，“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在纽约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卖血是造成艾滋病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主因，近年卖血活动并没有停歇，只是转以地下形式在南北地区进行，包括广东揭阳等地情况越趋严重。与此同时，艾滋善款遭到各地政府疯狂贪婪，艾滋病人和孤儿孤苦无助等待死亡。(毕子默报道)
“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在纽约接受本台访问。(照片由高耀洁提供)
在纽约这座日夜繁华不息的大都会，住了一个深居简出的老人，她已届85岁高龄，约两年前，患病的她，艰难绕过祖国对她的重重监控追踪，远渡重洋来到异国他乡美国，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的艾滋病历史谱写成书留给后人。还有几天就是第24届全球艾滋日，在这一天前，记者到纽约采访了被誉为是“中国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
抵达美国至今，高耀洁已经出版了三本书，内容全部与艾滋有关，现在她还有两本书正在筹备中，更准备翻译成英文发行。为此，高耀洁疲惫不堪，每日最少在电脑前工作4小时。她一边向记者展示医生叮嘱她每日服用的药物，一边说，前两天才昏倒在家。
高耀洁：“来到美国两年零两个月了，三本书是已经出来了，现在两本正在搞。一天到晚干这个，这两年都专干这个。至少干四个小时，每天我现在整理，整理我给每一张（照片）都裱上字。我天天累得要命。前两天我都昏倒。我有血栓，心跳还停。一直吃著药，礼拜二又去医院了，星期五抽完血。不能走路了，走路要乘轮椅。”
85岁的老人，每日却要承受著病痛的折磨和繁重的工作，但为了能够揭露中国的艾滋真相，高耀洁说她无怨无悔。
高耀洁：“在这个离开中国的问题，我并不后悔，因为我要在中国，这些问题写不出来。因为我已经85了，在世之年有限了。我愿意把这些受苦的人的苦留给世界、留给后人。也可能将来有正义的人，把这个问题会解出来。能够写出来留给后人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生活如此艰难，她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高耀洁说，她希望这些资料能够使中国的艾滋病人情况得到改善。
高耀洁：“我的目的不是别的，我的目的就是这些弱势群体太可怜了，没有人敢替他呼吁。劳苦大众，他们的生活是吃了这顿没那顿的，层度比较低、没有文化。死就死了，死了也不知道是啥病，说是怪病、热病。我觉得一个人活著，应该你活著也叫别人活著。老百姓是命呀！你当官的是命老百姓的就不是命吗？”
为替艾滋病人疾呼，高耀洁从来口硬，不肯说谎为政府面上贴金。
高耀洁：“光说好不能改进工作。上蔡文楼搞得很好，那是叫大家看到。就是搞个样本让你看的。实际上别的地方不是全是那样，所以我就不去文楼。”
结果因为曝光卖血感染艾滋病真相，地方政府将高耀洁视为眼中钉。回忆在中国的时候，高耀洁说自己常年受到监视、监控，行动没有自由，甚至生命遭受威胁。不过，在民众的眼中，她却是和蔼可亲的高奶奶。
高耀洁：“他们过年，我一打开电脑一看，一群孩子给我拜年呢！电脑上拜年的。（笑）”
正是为了这些受害的民众，高耀洁选择孤身一人远走他乡，现在在异国居住，离家万里的她心中最挂念的，仍然是中国的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孤儿。
高耀洁：“我最挂念家乡人是那些孤儿和那些病人。病人反正是要死，孩子怎么办？我希望少感染一点艾滋病人、少出一点孤儿，另外我希望孤儿好好读书，不要将来成为社会的累赘。所以凡是孤儿给我来信，我都鼓励他好好读书。”
不过目前中国大部分艾滋孤儿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恶化趋势。说到这里，高耀洁显得一脸担忧。
高耀洁： “现在孤儿问题很大，孤儿的心态也很糟糕。厌学、不想读书，一百个孤儿十个考上大学都没有。一个是条件差，一个是他们自己厌学。他们认为上学没用，我出去打工赚大钱。我成天劝他们，你们十几岁的孩子，也没文化也没技术，你上哪里赚钱啊？他不听。现在孤儿已经有犯罪的了，他们不管抢劫也好偷盗也好，都是社会的麻烦。”
记者：“有多少艾滋孤儿？”
高耀洁：“没法统计。政府捂得很严。现在长大了有的，现在小的又来了。小的好多都有艾滋病，有的孩子输血得的，有的母婴传播。”
政府方面就始终不肯承认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主要由卖血引起。卫生部长陈竺上月底在“第六届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经验交流会”上依旧强调，中国艾滋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陈竺并且说，中国自从1985年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人以来，截至今年9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42.9万例，其中包括8.6万死亡个案。
对于卫生部的数据，高耀洁直斥是胡说八道。
高耀洁：“这个他是胡说八道，现在艾滋病人感染人数至少在一千万以上。六四母亲丁子霖说找到了两百零二个尸体，我说会找到二十万艾滋病死人坟墓。有一次我到一个村庄，那一天埋了六个。中国的艾滋病病毒的类型不同，多数是卖血（感染）。全国就有一万个血站。他们最怕的说他是输血感染，他要把给国际并轨，硬要说是性，实际性传播不到百分之十，卖过血的人百分之六十有艾滋病。”
近年，在高耀洁和海内外艾滋维权人士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艾滋问题似乎有所曝光，不过，高耀洁说，实际上卖血的情况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形式从地面转至地下，从北方转往南方，而且由于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被全国贩售，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在城市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
高耀洁：“现在的话这个卖血的情况转入地下。不敢说，现在压得很厉害。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上面写著 ‘高耀洁你在哪里’，我说这个报纸写这个干什么？哦，他们那里有血站，说我们这里没有人有高耀洁的勇气出来答。现在在南方很严重。我去过南方五省，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就在广东就有很多，揭阳有。问题是一下子是全国性的，主要是南方没有人吵，北方出来几个人吵，就人人都认为是北方的。都错了，全国性的。有卖血就有输血。开始是卖血，扩大到输血上。 输血的人多半在城市。”
同时，虽然国际和传媒的压力下，中共政府也似乎加大了对艾滋及卖血问题的关注，但由于下级政府长期在艾滋款项和物资上动手脚，可怜的艾滋病受害者最终仍然得不到帮助。而由于大批艾滋病患者死亡以及丧失劳动能力，高耀洁更担心，未来在这些艾滋病的高发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饥荒。
高耀洁：“现在还有更可恶的事，在艾滋病人的善款上赚钱。艾滋的款都敢贪污，包括那些死人的都敢贪污，不管救济款也好什么生活物资也好，他们其上瞒下。现在是由明转暗了，还是贪污。这几年的话他把敢说话的人压住了。而且死人最多，将来的话他很可能赶上大饥荒。”
说到这里，悲痛的神情再一次浮现在老人沧桑的脸上。
高耀洁一生崎岖，战乱之年生于封建大户家庭，年幼家族经历战火洗劫，苦难中坚持完成医生学业，从五十年代起担任妇产科医师，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划为“阶级敌人”，被关押在停尸间长达八个月，期间屡遭武斗，大部分胃部遭到切除。文革后，逃出鬼门关的高耀洁被调往河南继续医疗工作及讲学，但安稳的日子并没有长久。1996年的一次会诊中，高耀洁偶遇一名艾滋病人，她怀疑患者是由于输血感染艾滋，并担心受害者不止一人。出于医生的责任感，高耀洁从此踏上“防艾征途”。
透过长期深入疫区明察暗访，高耀洁发现，八十年代起，大陆各地在“卖血致富”的口号下，大批穷苦百姓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贫困愚昧的受害者患病后往往只能在痛苦绝望中等待死亡，身后则留下了大批的艾滋孤儿。
多年来，高耀洁个人投入超过一百万人民币抗击艾滋及助养孤儿，被誉为“中国防艾第一人”，事迹令她获选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和《时代周刊》“亚洲英雄”，她的名字更被用以为行星命名。同时也为她晚年她带来各种打压。2009年严冬，已值耄耋之年的高耀洁选择孤身离开故乡和亲人，几经周折流亡美国，在他乡延续她对艾滋病人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