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历史不是大人物的传记邓小平＊阿波罗新闻网

傅高义滑进了邓小平的立场，以邓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取代自由主义价值观，感情超越理性，失去批判精神，陷入自以为客观公正、却主观片面的迷津。

傅高义的邓传中文版由台湾出版，台湾媒体大力捧场。台湾朝野向来对邓小平肯定有余批判不足。尤其在六四问题上，和香港人的态度相差很大。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有两句名言。

一句是早年讲的，「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精华」，「无数传记」包括少数大人物和多数小人物。在那个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卡莱尔被誉为「平民的先知」。

另一句是晚年讲的，「世界史是大人物的传记」。傅高义（Ezra F. Vogel）的《邓小平改变中国》（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把一个时代的中国历史，与邓小平这个大人物等量齐观，属于卡莱尔晚年史观的作品。

假如傅高义写的是他个人眼中的「邓小平传」，我无需置评。然而他把「改变中国」这个无数人创造的历史，归之于一个「二十世纪世界史上无人能比」的「大人物」邓小平，而且以贬低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等未必比邓「渺小」的人物，来衬托邓的「高大」，较之于中国官方史学，有过之无不及。

阮铭王若水曾是傅高义的房客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我在哈佛，傅高义和他的夫人艾秀慈，是若瑛和我的房东。他们住在一层，我们住在他家的三层，常一起聊天。每天早晨，傅高义还和我们同练太极拳，由住在一条街上的王若水做教练。后来若瑛和我回普林斯顿，王若水和冯媛就搬过来成为他们的新房客了。

傅高义曾送给我他的名著《日本第一》和《广东先走一步》，我回赠他我的《邓小平帝国》。他当时对我说，将来他也要写邓小平。

我听了很高兴，觉得他总是「先走一步」。因为哈佛的麦克法夸尔、史莱姆等都还在研究毛泽东。而我认为毛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当代史的重点，应研究邓小平。傅高义有此见识，表明他的现实感强，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这回他的新作出版，买来一阅，难掩失望，洋洋五十余万言，材料相当丰富；但整体而言，对邓个人及其「改变中国」的历史评断，没有跳出中国官方「邓小平年谱」的窠臼。

傅高义是社会学家，非史家。他重视调查访谈，读他的书，细节生动，引人入胜；但掩卷沉思，缺乏对人物和历史的准确评价与剖析深度。更由于他生性乐观，偏爱日本与中国文化，笔下难掩赞誉过度与批判精神的贫乏。

譬如「日本第一」，他没有看到日本超速发展付出的沉重代价。对此汤因比早就指出：……日本在物质上获得成功，是以损失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代价的。一个国家即使像日本那样成功地效法西方，它是除了在无从释放新的创造能量的基础上，仅仅扩大被模仿国机器生产的货物数量，其他便一无所获。

一个国家若不能提升自己永续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其发展终将停滞以至衰退，就像日本后来那样。

如果说，傅高义在日本发展战略上，未能洞察其经济哲学的失误；那么他在邓小平的中国发展战略上，未能洞察其背离时代精神、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双重失误。

在经济哲学上，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盲目追求GDP增长，代价岂止于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无从释放，其造成的生态破坏、资源浪费、贫富悬殊、治安败坏、生存环境恶化、官员贪渎腐败等等，对人民和国家带来的损害，恐难以挽回。

在政治哲学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开放式民族主义专政（Nationalist Dictatorship)，违背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时代精神与普世价值。

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富起来」和「反自由化」大战略，只是少数权贵阶层、跨国公司和大商人掠夺国家，压榨劳工，扼杀大多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恶政。中国多数老百姓仍然既贫穷又不自由。

枪指挥党枪指挥国自命第二代核心

本文限于篇幅，只能从傅着中选择《邓小平改变中国》历程中若干重要环节作一简评，愿与傅教授商榷。

第一，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的问题。傅着的说法既非事实，也不合法。如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没有成为「头号领导人」，邓小平也没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包括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有改变「头号领导人」的想法。这种说法是后来的篡改。邓小平在讲话中，也明确提到：「让我们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规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只是在编「邓文选」时，被篡改历史专家胡乔木、邓力群篡灭了这段话而已。

「为首」，即「头号」之意。华国锋「头号领导人」地位的变化，前后经历「分权」和「取代」两步。

第一步分权是，一九八○年二月十一届五中全会，设立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分散了集中于华国锋一身的党、政、军权力。

第二步取代是，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五日共八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国锋请辞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会上有人提议由邓小平一人取代华辞去的职务，邓小平拒绝。邓推荐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说他自己「可以担任一段时间军委主席，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

后来邓小平以军委主席身份凌驾全党，前后废黜两届「头号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扬，最后公开自封「第二代核心」，都是非法的，是「枪指挥党」、「枪指挥国」。

邓小平依靠的除了军队，是一群「大内佞臣」如薄一波、王震、胡乔木、邓力群之流，以他们制作的「小报告」排贤忌能！

胡耀邦被邓小平废黜前，邓朴方对胡德平说：「快让你爸去找我爸吧，王震、邓力群他们整你爸材料送到我爸那里一大堆了！」

邓小平背叛三中全会的精神

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条路线之争。所谓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作「主题报告」、「制定改革开放路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等等，都是胡乔木、邓力群们事后设计，不符合历史真实。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是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了思想，扫除了改革开放与平反毛泽东时代大量冤假错案的意识形态障碍。

再就是肯定民主，如叶剑英所言，「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后来也被胡乔木、邓力群砍掉。

至于所谓「邓小平主题报告」，是他出国访问回来，中途参加会议感到形势变化，他和胡乔木写好的那个讲话稿拿不出去了，才找胡耀邦临时组班起草的急就章。「主题」就是会上早已展开讨论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那段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话，是照录周扬的原话。

仅仅三个月后，邓小平就背弃自己在三中全会讲的「解放思想」和「民主」，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那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邓小平的「凡是」取代毛泽东的「凡是」。这才是「邓小平帝国」延续至今的治国纲领。

三中全会后的事实是：华国锋检讨两个「凡是」是真诚的，会后支持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深入讨论解放思想和民主。华国锋第一个对胡耀邦草拟的会议开法和引言表达支持，请胡耀邦帮他准备讲话稿。胡乔木向华国锋兜售他的反右主张，遭华严辞拒绝。

傅高义在这里有一个细节错误，邓小平在访美前，确曾表示支持讨论民主，建议组织班子写民主问题大文章，但不是要胡耀邦、而是要胡乔木组织。结果是胡乔木为邓小平组织了那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文章。

傅着断言「只有邓小平才能改变中国」是错误的。「假如」邓小平不废掉华国锋、不气走叶剑英，政治局常委正常行使职权制衡两个婆婆（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的工作要好做得多，绝无可能被两个婆婆非法废掉，「六四」屠杀更不可能发生。

邓反自由化否定胡的普世价值

第三，傅着忽略邓小平导致中国历史倒退的一个关键环节：十二届六中全会围绕「精神文明决议」的普世价值与反自由化之争。

傅着长于描述细节，较有趣的大小事件几无遗漏。但不知有意或无意，独独遗漏了一九八六年从北戴河打到北京、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大辩论、直接影响中国命运的「精神文明决议」之战。

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议，肯定了自由平等普世价值，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文件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一开始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在北戴河说，「文件不错，可以印发大家讨论了。」文件草案发出之后，立即遭到胡乔木、邓力群们的攻击，他们另搞出一个修正稿，得到陈云、李先念支持。但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向拉」，仍表示支持胡耀邦起草的决议。

然而到了北京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一百八十度大转向，讲了一大篇「反自由化宣言」，取代「决议」成了全会「主题」，后来又用作废黜胡耀邦的武器！

胡耀邦起草「精神文明决议」，把改革开放与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相联结，为中国未来发展指出了一绦汇入时代精神的光明之路。而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堵塞了这条光明之路，把中国的发展，走向专制恐怖、不公不义、动荡不宁的境地，终于导至「六四屠杀」悲剧。

曲文肯定六四镇压带来繁荣

第四，「六四」屠杀的是非。我想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容易判断、最容易回答的问题。你去问毛泽东，他也会说，「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傅着在「天安门悲剧」一章的最后，专门写了一节「假如」，前后共用了十八个「假如」以寻找答案。终于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作结。

细读全书，可以看出傅高义写这一节极费心思，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然而他的答案说出来太沉重，所以只好说，「我们不知道答案」。请读他的这些话：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二十年里，中国人民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成长，甚至是奇迹般的成长。今天，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他们在一九八九年时舒适得多。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中国人对民族成就的自豪感远超过上个世纪。

……假如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条通向自由之路是否要比前苏联的道路少一些曲折？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

虽然行文曲折，像中国文人；意思还是明白的，像美国学者。「答案」就是肯定「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事件」，已给中国人民带来「舒适生活」和「民族自豪感」，而且将是「未来岁月通向自由之路」的「重要因素」。然而毕竟今天中国人民没有自由，所以「答案」尚待实践检验。

问题的症结在于，「六四」屠杀以后中国人民努力获得的成就，有何理由归之于邓小平及其屠杀，这里有何因果、逻辑关系？难道没有邓小平的屠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会比今天更糟吗？

陷入民族主义价值观的迷津

第五，「九二南巡」，确立开放式民族主义专政。

傅着极为重视邓小平「九二南巡」，设有专章「邓小平时代的终曲：南巡：一九九二」详加论述，作出如下评价：

……他以八十七岁高龄毅然踏上南巡之路，以确保中国在加快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他引导中国完成了艰难过渡，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经济强国。　　　

……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生活做出贡献方面，二十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二十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傅着把邓小平册封为二十世纪世界史上无人能够相比的伟大领袖，令人难以置信。

且不说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伟人的无比贡献，如霍金所言，「世界这一百年的变化，超越过去任何一个世纪，是基础科学的发展带动了科技的突飞猛进。要为这些进展找个代言人，非爱因斯坦莫属。」

即以二十世纪政治家而言，当纳粹法西斯横行欧洲、日本军国主义血染亚太之际，邱吉尔与罗斯福力挽狂澜，高举「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旗帜，联合全球寻找自由的人民打败希特勒，使人类免遭种族灭绝之灾！其贡献难道不能与邓小平相比？

再以邓小平的同时代人，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担任大国领导人的里根相比。里根站在柏林墙前说：「推倒这座墙吧！」且不说里根和美国在欧洲自由化中的历史作用，里根说出了一切「寻找自由」的人们的心声！而柏林墙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倒下！

而邓小平呢？把坦克开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寻找自由」的中国少女少男们，为了消灭她（他）们稚嫩的心中那点微弱的希望之火，以巩固他的党和他个人的「民族主义专政」！

胡耀邦贡献远远超过邓小平

再以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中国战友们相比，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群体中，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项南、任仲夷、周扬、王若水、朱厚泽等的主张和贡献，都比邓小平更合乎时代精神与人民需要，均被邓、陈两个婆婆打击排斥、饮恨而终。

即以傅着强调的人民生活而言，胡耀邦的见识与贡献，均远远超过邓小平。

邓、陈两个婆婆都「重生产，抑需求」，走民族主义「富国强兵」之路。胡耀邦却说，「生产是手段，人民消费才是目的」；「是消费促进生产，不是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是为人的需要生产！」胡耀邦的正确主张，被两个婆婆指责为「鼓吹高消费」！

胡耀邦在民间看见一块匾：「强国富民」。胡耀邦说，「要倒过来念，民富国强，有民才有国，要藏富于民；人民生活幸福，有文化，有智慧，有自由，有创造力，国家才能强。」

比较一下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国权比人权重要，我们从来不听人权、自由那一套！」是谁伟大？是谁渺小？现在我也来一个「假如」：……假和邓小平能够平等地与上面列举的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等十个政治家、改革家、哲学家朋友合作治国，而不是听信身边那帮佞臣，把自己的战友一个个整肃掉，中国会更坏，还是更好？

为什么一个中国的好朋友，热爱中国的美国学者，会发生如此的判断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