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里边写到“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几个月之后，已经来不及收拾人心的国民党，就在蒋介石的率领下逃亡台湾。
2012年7月31日，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这其中写到“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这个观点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政权不久将寿终正寝呢？
看来历史正在以相似的规律在重演着，国共两党的报纸都发出社论，呼吁统治者赶快收拾人心，否则将失去民心。这两篇社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社会动向的标志。
1948 年，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遭受到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民心上的失败，蒋介石终于在1949年被迫退守台湾。《中央日报》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是这样写道：“近来东北战事失利，政府当局也不再讳言，广大人民陷入恐惧情绪，和生活煎熬之中。国家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的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的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消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可见64年前，国民党在军事、经济、金融和政治上失败了，《中央日报》社论呼吁“赶快收拾人心”，但来不及了，蒋介石终于带了300万军民去了台湾。蒋介石在坚持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人民疲惫、国力虚弱、经济不振，需要休养生息、重整国力和民生。不料国共内战兴起，人民厌恶战争，国民党失败了。现在共产党《长江日报》也发出“赶快收拾人心”的呼吁，可见中共也在政治、经济和民心上失败了。
丧失了民心，中共会不会因为没有收拾人心而失败呢？是的，历史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共无法也无力阻挡，这正是中共日夜担心的事情。
《长江日报》社论《赶快收拾人心》中写道：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群体性冲突或抗议事件，在许多地方屡有发生。近段时间，群体性冲突事件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新的行为方式。某些事件的冲突性甚至达到一个新的级别，不论是情绪还是行为的激烈程度，都堪称近年少见。
从诸多事件的发生来看，环境问题常常成为导火索，但核心原因是政府行为失当。在一些攸关民众利益的问题，或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政府表现出对民意的轻视、傲慢，有时是蛮横和霸道，令人不满。一些地方的政府又不注意去疏导社会情绪，甚至不认为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于是社会情绪长期压抑和积累，一旦遇到“引信”便爆发出来。
环境被破坏污染，危害民众生命财产，中共政权一再漠视，对民众的反抗残酷镇压，其实环境生态被破坏仅是中共倒行逆施中的一项而已，63年来，民众受欺压的事件数不胜数，逐渐积累，才至今日的民心丧尽。
《长江日报》的《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写道：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矛盾和冲突，一般来讲，政府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政府的政治与道义的合法性。只要合法性足够坚实，哪怕使用限度以内的必要暴力，也不会产生颠覆性的后果。但若合法性资源稀薄，历史经验证明，政府怎么做都会遭到普遍的反对。
当一个政府的政治和道义的合法性不存在，那么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合法，是非法的，其结果必然是民心丧尽了。
中共政权在政治上没有合法性，63年来从未通过民选而统治中国，它是靠引进俄国式的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欺骗中国民众，依靠中共军队和武警保护，掠夺国家和民间财富和维护政权。
正因为掠夺国家和民间财富，制造了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制造了二元化社会，中共太子党和权贵资产阶级是为富不仁，欺压百姓，横行霸道，凡此种种恶行恶状，必然是没有道义合法性。为此，中共需要制造政治和道义上的合法性，以穿上皇帝的外衣来统治中国。首先它制造一个理论，中共打败国民党而统治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用伪造历史，歪曲历史和掩盖历史的手法，把中共打扮成人民的大救星。但是自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揭露出了中共的罪恶历史之后，中共的真实面貌完全掩盖不住了，“历史的选择”的伪造理论失败了。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要在国际社会中消灭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的存在，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存在，就根本上打破了“历史的选择”的欺骗。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中共喉咙中的刺，日益威胁到中共的生存。随着台海两岸终止军事敌对行动，两岸民众相互交流，过去中共对中华民国，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造谣污衊，终于渐渐失去了欺骗的作用。甚至中国大陆民众希望中华民国重返大陆，大陆民众称蒋介石蒋中正先生是抗日民族英雄，在历史事实和现实台湾自由民主制度下，中共任何污衊中华民国和蒋介石已经无效了。
那么“历史的选择”的理论失败之后，加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屹立，中共怎么样再寻找它的合法性呢？之后中共就采用发展经济生产，提供就业、改善生活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手段。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政策，就是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争取民心，以获得统治合法性。但这个手段现在也逐渐不灵了，因为中共发展经济生产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共的利益，为了太子党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因此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中共的发展经济模式是掠夺性的发展，极大的破坏生态环保，危害民众和中华民族的生存，这种生产模式已经达到了“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地步，已不断的制造了经济生产和金融系统的矛盾。GDP从去年的第四季度的9.1%下降到了今年第二季度的7.6%，失业人数急遽增加，民心不断流失。
《长江日报》的《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写道：“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
看来中共也意识到，依靠发展经济获得统治合法性的道路也走不通了。正因为如此，《长江日报》才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并且选用的题目和64年前的南京《中央日报》的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题目完全相同。这是偶然的巧合吗？还是历史的必然呢？在我看来它是历史的重演，不是以中共的意志在重演的，在我看来，民众不再信任中共了，因为民众觉悟了，不再受骗上当了，这是历史重演的最重要原因。
国共两党在经济上都失败了，但表现的形式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国共两党官僚贪污腐败，这是相同之处；经济金融系统以不同的失败方式和结果表现出来，这是不同之处。国民党在大陆的贪污腐败，集中表现在抗日结束后，疯狂贪污腐败，不过3年丧失民心。国民党蒋介石在经济方面的失败原因较复杂，蒋介石一方面要攘外安内，一方面要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应付中共的时时刻刻的捣乱破坏；一方面要应付大小地方军阀的阳奉阴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要应付自身内部的宗法派系贪污腐败。
在不断的天灾人祸面前，根本无暇顾及民生，就这样已经是焦头烂额，捉襟见肘了。1946年后，国共内战之后的经济斗争，对蒋介石入不支出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中共利用苏联的帮忙，大量伪造印刷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 - 法币，制造通货膨胀，破坏金融系统，这必然降低了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当时民众只能把一切不满、愤怒、不信任和敌视，加之于表面上应当承担责任的蒋介石，从而使力量的平衡迅速倾斜，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和崩溃。
尤其严重的是，金圆券事件加速了蒋介石的失败，受行政院长宋子文重用的留美经济学家，并且又受中共周恩来直接指挥的，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冀朝鼎，他建议发行金圆券。蒋介石接受了宋子文和冀朝鼎的建议，于1948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中共破坏国统区经济金融阴谋得逞了。事隔不过8个月，共产党军队攻占南京，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倒台了。
相对比的，中共处理经济和金融也走上了失败的道路，但是不同于国民党。中共63年来处理经济和金融是在既没有内战，又没有外患的条件下，自我折腾、自我消耗，加之疯狂的贪污腐败造成的，这同样达到了丧失民心的结果。
1949 年中共开始全面统治中国大陆，逐步实行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消灭地主、镇压资本家，掠夺民间的土地和资产，迫害知识分子。总之到了1957年的时候中共已经把农村中最具有生产力的人才和土地资本全部破坏消灭了，从此中国大陆的农村元气一落千丈至今难以复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反右派运动，彻底破坏了中国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把国民党撤退后留下来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部消灭，从此开始形成了中共特色的犬儒时代。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完成了对中国社会财富第一次大掠夺，所谓的国有化和集体化。十年文革浩劫把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遗产严重破坏，中国经济走到了破产崩溃的边缘，是国民党的破坏吗？是中国民众偷懒吗？统统不是，是毛泽东的疯狂、是中共的无知无识。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再次上台之前，中共已经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民众生活困苦、物资缺乏、政治专制，没有政治思想、言论自由，如果中共再不改革，必定将比蒋介石失败得更惨。
台湾是蒋介石的落脚地，在冷战年代台湾受到西方自由世界的保护，有机会向国际社会发展。而此时中共怎么办？何去何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决定改革开放，这才挽救了中共的政权。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4年了，在这个期间经济逐渐恢复、发展和扩大，但中共又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首先在政治上折腾，又开始大规模的迫害百姓，“六四”大屠杀和迫害法轮功。在经济上在全国范围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移到了私人手中，尤其是巨型国营企业转移到了中共官僚和太子党手中，这个时候中共完全了对中国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大掠夺。中共对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掠夺是把私有财产归为国有，实际为共产党所有；第二次大掠夺是把国有资产转为以中共官僚和太子党的私有财产，中国民众更穷苦，没有保护民众的社保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
经过 2008年后的国际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在“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状态下动弹不得。相比国民党在1948年的经济状况，中共眼下的经济状况好不到哪里去，为什么这样分析呢？因为中共实行了对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大掠夺之后，中国财富的最主要部分都是在中共官僚和太子党的手中。
据 2009年6月19日《人民政协报》报导，中国财富的集中度问题，在政协11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上受到常委们和委员们的热切关注，政协委员蔡继明说，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的集中度高于美国。现在温家宝提出《新36条》，要求民间资本投资公共事业和企业，可见中共中央国库是空的。地方版《新四万亿》投资主要有地方政府集资，现在已经造成了沈阳筹资全运会乱收费用引发大规模罢市的事件。这是中共统治64年来，首次发生的全市罢市事件。
我们可以由小看大、由近看远，中共的金融系统危机已经传达到了省地市，地方政府已经拖欠了15万亿的贷款，没有能力归还。现在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开始向企业开刀，派出公安警察和城管向企业勒索，这是国民党金圆券的《中共地方版》。由此事件可以预测，中共的人民币离国民党金圆券的下场已经不远了。
牛刀先生最近在《赛维，中国经济弊端的必然反映》一文中写道：目前中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岌岌可危，中共金融系统总资产113万亿，总负债106万亿，实际净资产只有7.5万亿。烂帐是多少呢？除了企业烂帐（不包括40个大中城市的企业烂帐）有3万亿。地方政府债务（基本是烂帐呆帐，因为地方政府永远还不起，很多城市连利息都还不起）12万亿，连带债务4万亿，总共高达19万亿。还有房地产的烂帐也将爆发出来。全部算起来，金融系统全部烂帐至少已经高达26万亿，相对7.5万亿的净资产，中国所有银行已经破产。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经济的。这种大跃进式的做法，一时轰轰烈烈，实际埋下巨大危机，随时都将爆发。
由这个事件可以预测，中共政权的寿命不长。英国《卫报》在今年1月12日发表经济事务编辑埃利奥特的文章，他形容全球金融危机将在2012年达到高潮，而核心的标志是中国经济的崩溃。末日博士鲁比尼写了文章，他说，我为何要说2013年中国崩溃？中国经济将在2012到2013年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将是由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加而导致过度投资。目前固定投资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0%。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50%，不单单导致产能过剩，也意味着不断下降的多余资本存量回报率。
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向消费为主的转变，需要从一个资本到劳动、从利润到工资、从资本部门向家庭部门的分配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中赞成保持现状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出口企业、国有银行是强大的。由于这项比较，普通家庭是弱小的。
在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力的下放，加剧过度资产的问题。省、市各级党政部门不计代价的提高其所在省分的增长率，将其作为政绩而藉此被晋升，甚至成为政治局常委，中国的最高执政机构的九名成员之一；一旦党委书记离任，留下任何经济困境，都只会成为下一任领导头痛的问题。因此，地方领导人有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来控制国有商业银行，创造数以千计的特殊目的的公司，以资助基础设施的投资使盈利最大化；管理土地使用和销售确保房地产开发，干涉地方国有企业，以最大限度的提高产能和促进就业增长。这导致了广泛的省分之间的重复投资，难怪每个省都有其自身的钢铁厂和铝加工厂、汽车厂、纺织品和服装厂、电子厂和水泥厂。在宏观层面上，其结果是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的固定资产投资，一旦没有了资金的投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就陷入了死局。这就是中共政治和经济金融的现状。
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这0.4%的中共富豪们愿意挽救中共经济吗？不可能，他们正在把财富向外国转移。这正是中共丧失民心的证据。
国共两党报纸的社论呼吁《赶快收拾人心》，正反映着中国现代史的事实。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一次，接受教训后在台湾凤凰浴火重生；而中共正处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民心上的失败，正走向死亡。
那么为什么中共不接受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教训呢？我想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政党。从政治思想上讲，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在宪法上写明：中华民国是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国，通过军政、训政达到宪政，民选政府在台湾已经真的实现了。而中共的政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独裁，拒绝民主政治，拒绝多党宪政。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储安平先生他说，国民党的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的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这是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教训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一败于政治，二败于军事，三败于经济，四败于民心，那岂有不垮之理呢？！前车之鉴，未为晚也。而共产党现在，一败于政治，二败于经济，三败于生态环保，四败于民心，那岂有不垮台之理！所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报社同样发出《赶快收拾人心》这个社论，表达了中国近代史这60多年来的历史，一前一后都显示出共产党走上了绝望之路，没有可能再有重生的希望。好吧，这是我今天的评论，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