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噎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四点二的水平了。
本文摘自《内蒙古日报》2011年4月7日，作者：纪彭，原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镇反”：乱世用重典
新中国建立之初，尤其是在1954年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立法工作也就无从谈起。面对诸多需要处理的刑事案件，由政务院出台了一批 “条例”作为司法依据，其中关于死刑的规定见于几个单行文本，如1951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1952年的《惩治贪污条例》等。
这些“条例”中涉及可处死刑的罪名主要是反革命罪，包括背叛祖国罪、策动叛变罪、持械聚众叛乱罪、间谍罪、资敌罪、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杀害罪等，此外还有贪污贿赂罪、伪造国家货币罪等。从这些罪名来看，设立这些条例的主要目的就是服务于镇压反革命运动。
鼎革之变，天下未安，敌对势力猖狂反扑
建国初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自从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夺得政权以来，就不断地遇到局部的、激烈的反抗。一方面是由于人民群众长期受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心存芥蒂，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村的富农、部分中农，在政权更迭过程中没有获得好处，相反他们的利益还受到了损失，再加上共产党政权刚刚建立，许多实际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经济萧条、人心惶惶，许多人对新政权的不满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1949年8月华北局的报告称：“天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50 余辆……冀鲁豫26个县3个月内统计共杀人55起，死人88名，大部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自1月至今合计约有288人被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
1950年3月西南局的报告称：“2月5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179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50多名干部战士……成渝、渝黔等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都被土匪掐断。”
又如1950年6月破获的国民党军统上校朱山猿案：朱山猿受台湾派遣，组成“保密局上海特别组”特务组织，阴谋暗杀上海市党政领导，策划爆炸南京东路大新公司和大世界游乐场，制造恐慌。上海市公安局又在8月破获国民党“青年救国团浙西义勇总队”大队长滕雨村案：1949年10月，滕雨村来沪网罗散兵游勇李钜山等8人，建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苏浙边区指挥部淮海纵队司令部”，阴谋在市内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的敌对势力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因此，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1950年9月～10月间，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暴动10余起。规模较大的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
据《天津进步日报》报道：所谓全佛大道会在解放后勾结反动分子，散布荒谬谣言妄图暴动。他们秘密聚会，制造谣言，扩展组织，以迷信鬼怪等无稽之谈，侮辱人民领袖，污蔑人民解放军。鼓吹“三次世界大战”，恐吓人民，企图颠覆人民政府。他们编造谣言说：“今冬明春非出皇帝不可”、“美国和日本快投原子弹，八路军快完蛋”。
据统计，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内，就有4万多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毛泽东果断下令大镇反
新中国成立后，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有日渐严重的趋势，毛泽东出访苏联和休养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分子。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安部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分子的登记工作，迫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交代身份。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镇压反革命。当时，不少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甚至到了“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的地步，助长匪特气焰。对于上述情况，毛泽东从全局出发，考虑到新中国要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共产党的威信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毛泽东对任何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行动都小心翼翼，避免四面出击。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同时明确指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于镇压反革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6月毛泽东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出兵朝鲜，毛泽东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就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双十”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 “宽大无边”的偏向，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双十”指示的出台，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对于毛泽东来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
借着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在他看来“时机到了”。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那时时机还不成熟，如果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不能浪费了这个时机。”刘少奇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
利剑出鞘，大快人心，发动群众投入镇反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从1950年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些地方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公开判决，发布消息，声势浩大，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1950年2月17日，在罗瑞卿的指挥下，北京市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开处决了58人。枪毙人犯时，有数万群众围观，而且兴高采烈。罗瑞卿认为，今后执行死刑前完全可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等，报告反革命罪行，激发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心理。随后，北京市又于3月7日逮捕了1050人，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市区两级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宣布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与会代表讨论惩治办法。经过一系列宣传工作之后，3月25日，将199名反革命分子分别在3处枪决。
北京利用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起来投入“镇反”运动的方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噎在“镇反”运动方面走在前列的天津市，早就采取了相同的做法。早在1950年10月20日《天津进步报》有这样一则报道：在公审大会现场，审讯之后，4名特务被带回法庭。旁听席上公安一分局的马骏明悄悄地告诉了他旁边的王金石说：“要是审讯完了，马上把这些特务绑到刑场上去枪毙才大快人心哩！”王金石愤恨地说：“让我去执行！”检察长王汝涛起立宣读起诉书和处理意见。当他读完对第一个首犯张相文的处理意见是应处死刑时，法庭上立刻响起持久的、雷鸣般的掌声。审判长张济川根据检察长和群众的要求，站起来庄严地宣读判决书，并宣判立即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1950年3月间，天津市委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补充计划，准备在噎处决掉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一批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地，并指出：“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按人口比例为各地制定“杀人指标”
“双十”指示明确提出要以政务院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法律依据。经过立法程序，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中涉及可处死刑的罪名主要是反革命罪，包括背叛祖国罪、策动叛变罪。从这些罪名来看，主要是服务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放宽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处刑标准执行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当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反观人口密度较大，特务活动猖獗的华东地区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 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应在南京多杀。”法律量刑主观随意，加上杀人定指标，错杀、滥杀在所难免。
毛泽东：要避免错杀，但还不能废除死刑
1951年3月以来，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许多冤假错案令人痛心。例如，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 “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由于勉强凑数竟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共产党，抗战期间由中共指派加入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还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功在国家，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为了避免错杀、滥杀的现象，毛泽东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死刑人头落地，不像割韭菜，死刑一旦错了以后，没有办法挽回。”毛泽东说：“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还有一个多杀与少杀的原则问题。我们党和国家坚持限制死刑的原则，坚持少杀，反对多杀和滥杀。”
1951年5月初，毛泽东找来罗瑞卿，部署全面收缩，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将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
1957年，毛泽东在总结建国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严重的犯罪分子，我们“还必须继续和他们斗争”。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 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噎占到当时全国 5亿人口的千分之四点二的水平了。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 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法制建设，举步维艰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就指出：“革命暴风雨时期噎过去，斗争方法也必须从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直接行动，转变为依靠完备的法制。”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公、检、法机关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斗争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并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并且死刑案件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1月至5月底仅受理上诉、复核等刑事案件317件，其中反革命案件只有106件，与1956年同期相比，明显减少。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下降了40％以上。
但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始，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讨论的《刑法草案》被迫停了下来。“左倾”思想导致否定法律、轻视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从“反右”运动结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期，成为刑事立法的停滞时期。尽管毛泽东在1962年3月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可是，在当时轻视法制、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条件下，法制建设仍然是举步维艰。
（参考资料：《新中国镇压反革命研究》，杨奎松，《史学月刊》2006年01期；《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市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张浩，《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09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