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李怡先生就汶川大地震事件发表了「天谴论」的评论文章，受到香港左派及大陆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辱骂。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十月一日发生的撞船悲剧，犹如天谴论的香港版本。它所谴责和惩罚的，正是香港甘愿放弃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允许内地政府部门粗暴干预香港内政的活生生写照。
当年对天谴论的批评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天谴论是不科学的；第二是天谴的对象错了，就算天灾人祸频仍，遭受天谴的对象也应该是中南海，而不是四川无辜的老百姓；第三是巨大天灾当前，社会应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救援及善后的工作，而把责任归于天谴，是在死伤者伤口上撒盐，既不尊重受难者，更毫无人性。
事实是如此吗？曲解一种论述的原本含义，往往成为反驳它的最好工具。在科学挂帅的时代，科学成为一种信仰，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分析观。当科学主宰解释社会的话语权时，它反过来伤害了分析本身。当所谓的科学方法仍然无法预测和预防大量的天灾人祸，当社会学、人类学以至政治学等人文学科逐渐走出科学的阴影而不断另辟研究蹊径时，仍然死抱残缺地迷信科学，本身便有违科学最基本的求真精神。更可悲的是，本来中性的科学沦为当权者攻击异己的武器。
遭受天谴的对象，从来都是普通无辜市民，绝对不会是当权者，纵使他们才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的主体。若苍天好德，为政不仁的当权者受到惩罚，那就是自作自受，无所谓天谴了。天谴论的真意，正体现在「黑狗偷食，白狗当灾」的俗语上。
以天谴论解释重大天灾或人祸，既非不尊重受难者，更非欠缺人性的表现，相反，它代表一种对受难者真正的人性关怀，代表一种对社会不公及社会失衡的痛心及谴责。天谴论拒绝将所有天灾人祸归咎于偶然事故，拒绝轻易原谅当权者的所作所为，而把生命的价值与对美好社会的追求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威权社会中的当权者最不愿见到的论述，因此消灭天谴论的声音便显得理所当然 。
天谴论的重点不是惩罚谁的问题，而在于它的原因。天谴论实际是担当对社会状况不满的照妖镜。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自身的人文价值与文明水准，最容易在危急关头展现出来。从沙士、反国民教育到早前的海难，香港人所表现出的坚毅、专业、守望相助、重视生命等价值，无不令国际社会动容。香港人由平时的纯粹消费动物，到危难时却释放出潜在及巨大的公民力量。
如此令人引以为傲的社会为何仍要承受天谴？天谴的原因是上述提及的良好核心价值，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及摧毁。梁振英可以在海难发生后仍批准继续烟花汇演，中联办李刚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梁振英身前就事件抽水，甚至内地媒体虚构对香港提供各种支援和协助。凡此种种，无不展示出香港甘愿放弃一国两制，自甘沦为内地的经济城市，拥抱内地劣质文化，却放弃维护坚守多年的核心价值。
海难中的受难者，代中共及梁振英承受了天谴，但你们的苦难与牺牲，并不是毫无价值。相反，你们展示了梁班子的无能和奴性，更展示了中联办最恶劣的干预内政的手段。若香港人因为今次海难而清醒觉悟，相信你们也能放心在天国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