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中称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O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 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 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 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 见，速告市公检法军管会。
马正秀和丈夫
这份拟“处决者名单”20人，分为17桩案件。其身份和“罪名”分别如下：
1、杨淑辰，女，48岁，北京通县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2、唐志强，男，25岁，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3、宋惠民，男，49岁，山东省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4、邓振铎，男，26岁，北京市海淀区人（职业不详），此次被捕判刑前亦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5、尉尤山，男，45岁，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材料上称其为资本家、国民党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6、王宗海，男，52岁，山东人，资本家，住北京东城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7、刘镇江，男，40岁，北京市人，“军统特务分子”，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
8、于江林，男，40岁，北京市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刘、于二人系编号为7的同一案件）；
9、宗福海，男，32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0、侯庆龙，男，28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同上（宗、侯二人系编号8的同一案件）；
11、元令秀，男，34岁，山东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
12、孙义，男，32岁，河北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元、孙二人系编号为9的同一案件）；
13、遇罗克，男，27岁，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4、王佩英，女，54岁，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5、李定一，男，44岁，河南省人（职业不祥），右派，并因此多次被拘和“劳教”，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6、唐赞义，男，32岁，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7、李世安，男，43岁，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8、马正秀，女，38岁，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罪被处决），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9、王步云，男，60岁，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此前其兄被处决（罪名不祥），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20、张长利，男，22岁，北京市平台区芦沟桥公社农机厂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在这20人当中，只有3名女性。 1970年1月27日，除遇罗克之外的19人，包括杨淑辰、王佩英、马正秀三名女性在北京10万人公审大会后被处决。当中王佩英死得最惨，由于担心喊反革命口号，她的咽喉被细绳勒住。在押往芦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已被勒死。
马正秀，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丈夫赵光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文革时，红卫兵与造反派到处写标语“打倒某某某”，马正秀看不惯，便常将“打倒”二字涂掉，再换上“万岁”，诸如“刘少奇万岁”之类，遂于1967年被捕。丈夫1969年跳楼自杀。
王佩英，着名企业家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张大中的母亲。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王佩英坚持自己 的立场，同期在公开场合唿喊口号“刘少奇万岁”。1968年10月2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在专业设计院关押地点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之后在市各 区及郊县多次游斗，王佩英对其观点，始终没有妥协。
杨淑辰，被指控充当外国特务，大肆盗窃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借使馆舞会卖情报。仅1967年3月便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抓获。
这三名女性反革命份子有一个共同特点，相貌还都挺漂亮。虽然没能找到杨淑辰的照片，但本博看见过她。杨的丈夫王守亮是老秦母校北京25中学的老师，也 因此被处决。杨淑辰曾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近墨者黑成了所谓的苏修间谍。在轮流的批斗会上，她虽然年近半百，却依然很有风韵。批斗会后，同学们这样议论， 苏修大使馆不可能找个丑八怪，还跳什么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