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重庆“打黑”期间，著名律师、“法学泰斗”赵长青坚持认为检方指控的黎强“涉黑”罪名不成立，其行为不构成领导、组织“黑社会”犯罪。但法院后来还是坚持按“涉黑”判黎强有期徒刑20年。
赵长青近日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感叹说，他后来才知道当年的“打黑”基本上是一手由专案组主导的“黑打”。嫌疑人是否涉罪，不是法院和法律说了算，而是专案组说了算
“法学泰斗”赵长青：重庆“黑打”中专案组干扰威胁法官判案
只要没有重要社会活动，78岁的赵长青每天都会按时出现在他担任“专家顾问”的律师事务所里。律师事务所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一座写字楼内，登门向他求教法律问题的客人一拨接一拨。每个人谈话结束后，老人都会坚持将客人送到楼道，并握手道别。
赵长青1960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刑法教学、法学科研工作，并担任诸多和法学相关的社会职务。1997年《刑法》修订，他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黑社会组织’相关问题国家级课题组”组长。也就是说，当年中国司法界关于黑社会如何界定，标准答案出自他带领的课题组。因此他被学界公认为“法学泰斗”。
从1982年开始，教学研究之余赵长青先后担任450余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1995年他担任新疆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案400多个受害者家庭的代理人，亲自撰写了长达1.5万字的代理词。这篇文字一度被律师界奉为圭臬。基于此，两年后的刑法修订案，玩忽职守罪的法定刑期由5年上升到7年。
后来的重庆綦江虹桥垮塌特大事故、重庆开县“11.23”特大井喷事故等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中，都有其担纲主辩的身影。他的书房里，联排的矮柜里堆满各式卷宗，他所经办的所有案件，在这里都能查阅到原始档案。
2009年8月，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渝强实业)董事长、原重庆市人大代表黎强，因涉嫌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七项罪行被捕。当年10月一审开庭，但一直到了12月底才宣判。公开的说法是，黎强的辩护人赵长青在法庭上认为检方对黎强的涉黑指控证据不足，他说“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而非一个犯了罪的组织。所以他在法庭上彻底否认了检方关于黎强涉黑的指控。
2009年的重庆“唱红打黑”正当劲头，所以赵长青的辩护旋即遭到了网上“水军”的围攻。甚至谩骂他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对于这样的攻击，平时很少上网的赵长青淡淡一笑回应说，这种炮轰做法是《律师法》普及不够的表现。
尽管有赵长青这样的“法学泰斗”发声辩护，但黎强最终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520万。一审判决后黎强提出上诉，重庆市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今年12月1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热情接待”并约谈了前著名律师李庄。而据黎强的家人告诉记者，在约谈李庄之前，法院也同样约谈了黎强家属，并收下了家属为黎强“申冤”的申诉材料。
12月21日，赵长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坚持认为，黎强案中的“涉黑”罪是不成立的，他期望法院早日能在这方面“纠错”。采访中，赵长青还谈到了重庆当年的许多“往事”，甚至包括警察“威胁指导”法官判案的荒唐细节。
指控黎强“涉黑”不成立
华商报：黎强案一审开庭距离宣判将近两个月，外界当时都解读为你认为黎强不构成“涉黑”罪的观点起了主要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认为法庭当时重视你的意见吗?
赵长青：他们这些法官还是比较是尊重我的意见的。最主要的还在于我的辩护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参与了1997年《刑法》修订，而且我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适用及立法问题研究”国家级课题组组长，对这个话题我自认为是经过了深入研究、有发言权的，不是在信口乱说。我当年为黎强辩护，是因为“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而非一个犯了罪的组织。当年检方指控的黎强涉黑，但没有一个“有组织犯罪”的证据，更不不用说证据链了。
华商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为什么法院最后还是按照检方的指控做了判决，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赵长青：据我所知道，薄熙来当年发话说这个黎强就是“黑社会“。他的话在当年在重庆就相当于法院的判决结果。这是典型的政治干预司法，是法律的悲哀。
华商报：就你所了解，薄熙来当年为啥要这样做?黎强和他有正面冲突吗?
赵长青：据我所知两人不存在正面冲突，黎强是一个生意人，他也不可能(也不敢)去冒犯薄熙来。这个事情的起因是2008年11月3日发生在重庆的出租车罢运事件。薄熙来认为这个事件对他是一个下马威。当时他刚来重庆不久，你们就搞一个出租车罢运的事，他认为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事非常重视。也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薄熙来大会小会就讲，说重庆的“黑社会”很坏。
华商报：黎强当年到底和出租车罢运有关系没?
赵长青：关系是有的，但黎强绝对没有参与组织罢运，这些我们后面都有取证材料。当年重庆出租车罢运前夕，黎强人不都在重庆，当时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的一个什么活动了。出租车是3号罢运的，黎强2号下午回到了重庆。他的一个部下(渝强实业经营有出租车公司)告诉他说当天全市公交部门的领导给他们开了一个会，说某些人煽动出租车3号要罢运，开这个会就说让大家不要参与。黎强对部下说好，就这样办。所以黎强根本没有参加也没有支持罢运。而且他的公司当时定的调子也是不准参与罢运。所以说黎强支持出租车罢运是对黎强莫大的冤枉。
更奇怪的是，关于当年黎强串通、支持出租车汽车罢运的的材料案卷里一个字都没有。公诉起关也没有公诉这个事，判决书里也没有判决这个事。等于这根本就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莫须有的事为什么进入薄熙来的耳朵后会成了这个结果，这我就不知道了。
华商报：也就是说，黎强和当年重庆的出租车罢运一点关系都没有?
赵长青：黎强这个人脾气有点急躁。罢运事件结束后重庆市开了一个处理善后会，主要是劝大家不要罢运了。这个会黎强参加了，还发了言。他发言比较急，说出租车罢运当然是不对，但是罢运的理由是对的，比如说他举例到重庆黑车太多、起步价低、管理费高、加油加气难等理由。他说的这些个理由当时的确是存在的，也很正确。这都有会议纪要。
但后来就有人给薄熙来汇报，说黎强支持出租车罢运，后来大会小会，薄熙就说黎强煽动出租车罢运。事后我们分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薄熙来记住了黎强。
华商报：当年检方指控黎强一共有七项罪名?
赵长青：我当年给黎强担任辩护律师，主要是认为检方指控他的“涉黑”罪名是不成立的，至于其他罪名有的罪的确是存在的，比如破坏交通秩序、向公务人员行贿等。
华商报：你所说的破坏交通秩序和出租车罢运有关吗?
赵长青：完全没有关系的另外一回事，而且这个事情也是有原因的，是公交公司先把他(黎强)的资源(公交路线)侵占了，他才反抗的。是对方过失在先，这些都很清楚简单。
华商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涉黑”罪名的话，黎强的其他罪名即使全部加起来最多也就判几年而已?
赵长青：最多三五年吧!检方指控的其他许多罪名至今都说不清楚。
律师意见正确法官就该采纳
华商报：你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那么多年，重庆司法机关应该有你的许多学生。难道老师认为黎强不构成“涉黑”，学生们可以不听老师的?
赵长青：(笑)正常的法庭上，不能因为你是老师，学生就要采纳你的意见。学生不采纳老师意见的时候多了……在法庭上，我就是一个律师，只要我的意见正确，你法官就应该采纳。
华商报：黎强的家属已经就黎强案开始申诉了，法院也约谈了黎家人。你认为在当前新的环境下，黎强案申诉胜利的可能性有多大?
赵长青：这个最终结果还要看司法机关如何认定。我的观点一直很明确，他(黎强)不够成“黑社会”犯罪。“黑社会”犯罪有他的标准，比如说有组织性，他们(检方)把它的公司当成黑社会组织，这是不合适的，黑社会是专门组织人干坏事的，人家公司是正常经营运作的企业。并且是合法的公司，把这个混淆在一起，把合法的公司看成非法的组织，而且混成一块。黑社会它是专门组织违法犯罪的的组织。所以我的辩护词就说你必须要分清楚黑社会组织，和有犯罪行为的合法组织的联系。
华商报：你是国内法学界的权威人士，当时和薄有过正面接触吗?
赵长青：没有个人的接触，只有集体的。当年重庆召开全国专家论证会，关于打黑的专家论证会。国内一些犯罪学的专家、刑侦专家，犯罪心理学的专家等两百多人出席。开这个会的目的，是因为他的“打黑”当时在全国开始受到质疑，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来从理论和舆论上支持他，以免学界再议论。会议期间他接见部分专家代表，重庆去了几个人、包括我在内，还有各个省市和北京的专家。他当时说只有“打黑”才能巩固政权，“打黑”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安定团结等等。
华商报：这是打黑的前期的事情?
赵长青;这是打黑中间的事，当时黎强的案子已经开过庭了。
华商报：也就是说，他当时已经知道你了?
赵长青：知道。
华商报：你和王立军有过正面接触吗?
赵长青：没有。
专案组威胁干扰法官判案
华商报：中国政法大家的陈光中教授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谈到，重庆“打黑”对中国律师的辩护制度是一个很严重的破坏。
赵长青：那是当然的。比如说许多律师的会见权利被剥夺了。情况好点的可以会见，但会见十分钟就让你走人，根本不准你具体说案情。
华商报：你当时的会见有保障和难度吗?
赵长青：我们当时的会见相对还好，他们没有敢来这样限制我。因为干警可能也想到照顾一下我的面子嘛。但是他换另外一种方式限制，比如只准见一次，见了就开庭，下次他就不批准了。因为要会见要通过他们批准，这是不对的。
华商报：当年重庆“打黑”你们重庆本地的律师参与的好像很少，许多当事人和家属都请的是北京等外地律师，是不是当时这方面有一些规定和限制?
赵长青：当时的司法局是有些规定的，但不是那么突出。该去(辩护)的我们都还是去了，规定也只是表面上说一下说算了。许多律师即使辩护了，可能是因为他们(司法机关)认为说话没份量，也就没人理。我的辩护可能属于有份量也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辩护后他们组织人在网上攻击我。
华商报：你平时上网吗?
赵长青：平时不上网，因为我年纪大了
华商报：当年你为黎强辩护后，他们为什么要组织人在网络上攻击你吗?
赵长青：因为薄熙来在大会小会上讲，重庆打黑除恶不准有杂音，不准说三到四。律师你去说他(黎强)不够成“黑社会”，那就是杂音。就是你对我薄熙来“打黑”说三道四。他们认为，给黑社会辩护的人坏，比黑社会还坏(大笑)。
华商报：黎强案你坚持认为不够成黑社会却按“涉黑”给判了，这对于法官来说，可能是很违心的。你在重庆司法系统的学生子弟这么多，有人私下给你表示过无奈吗。
赵长青：哪个时候不是法院法律说了算，而是行政长官说了算。在那段时间法官和检察官他们的压力很大，他们许多人的电话都是被监听的，受到王立军的监控。有的地方甚至恶毒到哪种程度，比如说他(警方)抓了你，回来就给法官打招唿，说这个人你们必须给判“黑社会”，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们马上抓你。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可以说霸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给你再说一个我在栾川(重庆下辖的一个县)经手的案子，当事人也被指控为“黑社会”犯罪。案子开庭后不久，法院的一个庭长悄悄亲自跑来找我，他说赵老师这咋个办嘛，专案组的人上门威胁了我两次，说这个案子如果不判“黑社会”就让我吃不了兜着走。重庆高院的法官们也私下对我诉苦，说他们不敢说任何话，害怕“被整”。
华商报：一个公安局长能把司法系统控制了，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在哪儿
赵长青：说穿了就是有后台。
“打黑”明显有人属于“错杀”
华商报：昨天(12月20日)南方周末有一个专访，重庆市公安局现任的一位负责人说，王立军开会时曾拍着桌子对党委成员说，你们谁不听话，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开了。
赵长青：那是事实。他一下子就撤几十个处长。一句话全部都撤了。那时只要看不顺眼的，一句话就不要你了。
华商报：他们当年“打黑”，为什么当时把文强也当做“保护伞”给打了?
赵长青：他们内部的事情我不太熟悉。正面的来讲，文强那个人确实有些受贿，这个事实是存在的。经过核实的。但是金额是不是很准确这个不好说，但受贿是存在的。因为文强这个人是不检点的，这我们都知道。他的生活不检点，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混。说穿了问题是有，但是不是应该杀头呢?显然不是。查清了就是一千多万，按全国的这种情况来说，他不应该杀头。现在三四千万的都没有杀头，文强一千多一点，为什么要把他杀了。这此问题涉及到根本就是体制问题了。杀文强是要报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最高法为什么要批准呢。说明当时薄的势力很大。
当时传的是他要“入常”，而且他要去管政法。最高法政治性很强嘛(笑)。重庆“打黑”期间明显有一些人属于错杀，但最高院都批了。这说明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了，完全是政治的作用，完全是领导人的意思、要法院怎么样(法院)就必须怎么样。
华商报：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律是完全是为政治而服务的?
赵长青：对，完全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依法来判。
华商报：你认为中国的司法将来能独立吗?将来。
赵长青：将来还是可能的，但必须经过司法改革的过程。新一届领导们多次谈到依法治国，我认为依法治国首要是解决司法这个问题。依法治国的关键说穿了是依法治官的问题。官他不依法，就出现了薄熙来在重庆这些年的做派。重庆人议论说，如今的这个局面都是两个“疯子”来重庆整的。两个人几年时间把重庆搞成这个样子，但仍有一大批人公然对他们毕恭毕敬的，这个很难让人理解。
华商报：时至今天，我们在重庆采访任听到一些普通老百姓的言论，他们觉得薄熙来和王立军很好。
赵长青：确实是这样，重庆有些老百姓确实说薄这个官不错，很好。树也栽得多，路也修得多，经济条件也很好了。再加上他大肆宣传黑社会有多坏，当然你把“黑社会”打了，人民安定团结，哪个又不高兴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普通群众没有发现，他们采取的是寅吃卯粮的办法，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大肆透支。比如你当记者的，我完全可以给你再加一万块钱的工资，你会说待遇是薄熙来来了才改善的，大多数人肯定说他的好话。我可以用权把国家的钱拿来用，不量力而行，不管子孙后代，只要我这里有政绩。这个是要不得的。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如果不把国内的人民安抚好，他怎么能到其他国内侵略那么久?这个道理一样的。一方面用小恩小惠来安抚群众，一方面大肆破坏和践踏法制。用这些东西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拿人民的钱财作为他晋升的阶梯。
华商报：也有观点认为重庆“打黑”是利用了全社会仇富的心理
赵长青：仇官，仇富，仇黑嘛，他们是很会利用这些的
华商报：唱红打黑的时候，黎强的钱全部被没收了，有说法称都投入到唱红打黑里了?
赵长青：几个亿被没收了，现在都不知道这些钱到底在哪里。许多都成了煳涂账。打一个所谓的“黑社会”至少能收几个，。一百多个亿啊，这些钱到哪儿去了?老百姓永远不知道。这个“唱红”跟“文化大革命”一样，小学生都要发衣服来唱歌。所以现在重庆市的各个区镇都是举债几个亿，几十个亿。重庆现在就缺钱。
